江蘇有一塊地盤，由上海管理，每年產出100多億元

1966年3月的一天清晨，徐州北站的站臺還籠著薄霧，一群身著藍色工作服的上海工程師拎著圖紙跳下硬座車廂。領隊劉師傅拍拍身上的塵土，對旁邊的沛縣向導說了一句：“煤在哪兒？咱們得快點兒找到它。”彼時誰也沒料到，他們腳下這片平坦的黃土地將被納入上海的行政體系，變成后來人稱“小上海”的大屯礦區，更沒想到它能在半個世紀后每年創造超百億元產值。

那批從黃浦江畔出發的勘探隊伍，是上海向北尋煤的縮影。新中國成立后，上海承擔全國最大工業城市的角色，鋼鐵、機械、紡織、化工全面擴張，對動力煤的胃口越來越大。數據擺在面前：1953年上海每年用煤不足800萬噸，到了“二五”計劃收尾時已逼近1400萬噸；而上海市內可采煤儲量卻不到一千萬噸，且分布零散。煤輪日夜穿梭吳淞口，一旦外部供應緊張，電廠限電、工廠減產的警報就會拉響。煤炭，對這一座沿海城市來說，堪稱“命門”。

同一時期，徐州地區的地質隊卻在沛縣北部不斷鉆取巖芯。1958年，編號為“ZK—44”的鉆孔取出30多厘米厚的優質焦煤巖芯，一下子點燃了地礦人員的興奮。初步估算，埋深兩三百米的煤層總量超過20億噸，且灰分低、發熱量高。交通條件也讓這片煤田顯得格外誘人：京滬鐵路、隴海鐵路交會于徐州，微山湖水路可直下長江，連公路都能向東一路通到上海虹橋。對于急缺資源的上海而言，這幾乎是老天送來的“及時雨”。

1969年冬，上海市政府將一份名為《請求支持上海建立外部燃料基地的請示》送到國務院。申請的核心并非行政轄區調整，而是一條頗具創造性的思路——由上海出人、出資、出技術，在沛縣劃出一片“上海直管區”，專門開采煤炭，產品優先供應上海電廠和鋼廠；稅收關系、勞動力管理與戶籍政策則延用上海體系。1970年初，國家計委、煤炭工業部聯合批復同意，這便是“上海大屯煤礦建設項目”的正式起點，也讓“大屯——上海飛地”成為新中國計劃經濟時期一次頗具實驗色彩的嘗試。

大屯礦區的規劃面積245平方公里，相當于一個中等城市。1971年8月第一道豎井開鑿前，上海方面已把行政架構搭建完畢：公安分局、人民醫院、子弟學校、供銷社、影劇院、菜場，一應俱全。十幾萬建設者陸續進駐，他們拿上海戶口、用上海糧本、孩子念的是上海課本，連菜場的規矩都帶著弄堂味——早晨七點開門，十點準時收攤。沛縣本地人第一次見識到外地“移民”自帶完整城市功能的排場，既新鮮又疏離。

事實上，沛縣并非偏僻鄉鎮。劉邦當年在這里做過泗水亭長，縣城周圍水網縱橫、魚米豐盛，民間自嘲“靠天吃飯，可水路通京滬”。然而在上世紀70年代，比起糧棉油，煤炭更緊俏。大屯礦區投產后，年產量從最初的30萬噸一路攀升到1980年的400萬噸，上海火力發電廠的標煤中，有近一半來自這座千里之外的“口袋”里。沛縣為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資源稅分成和基礎設施配套，一條專用鐵路把縣城和礦區緊緊系在一起，道路、橋梁、變電站也隨之升級。地方關系雖非一帆風順，卻在現實利益的牽引下漸趨和緩。

文化摩擦不可避免，卻也暗藏機緣。初來乍到的上海職工吃不慣當地面食，逢年過節思念家鄉小籠生煎；沛縣人反倒對“水里游的”鮮有興趣。沒幾年，礦區小餐館里就冒出了紅燒劃水、清蒸白魚的滬味做法，而老街上的飯店則開始在菜單上標“麻辣油燜龍蝦”。一來二去，雙方筷子上的界線模糊起來。一位叫老裴的司機打趣說：“以前不喝白酒的上海老哥，現在一口悶得比咱還橫。”這句話至今仍在礦區茶館里被傳為笑談。

真正的考驗來自井下。大屯煤田埋深大、水害重，1974年二號井曾突涌3萬立方米涌水，數百名礦工被困井下。搶險間隙，有人對上海來的總工程師鮑啟文喊：“鮑工，咱們這是頂著洪水取黑金啊！”鮑啟文只是點點頭：“寧可自己苦一點，也不能讓上海工廠停火。”在那段“保發電”等同于“保大局”的年代，這句樸素的誓言透出濃濃時代味道。

時間來到1983年，大屯煤礦從上海市劃歸煤炭工業部直屬，標志著地方試點完成任務，企業納入國家能源戰略版圖。十年磨一劍，產量突破700萬噸，井下綜采機械化率快速提升，煤質在全國焦煤市場名列前茅。隨之而來的，是管理體制的再一次變革——1997年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勁頭最足的中層干部平均年齡剛過三十五歲。

1998年歸屬中國煤炭工業進出口集團（即今天的中煤能源），使大屯具備與國際接軌的窗口。1999年，大屯煤電作為主發起人設立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為進軍資本市場鋪路。2001年8月，“上海能源”股票在滬市掛牌交易，首日成交額突破10億元。上市后的頭三年，企業加速橫向擴充：微山湖畔兩座2×350兆瓦坑口電廠并網，配套鐵路專用線延伸至京滬干線，甚至收購了安徽一家氧化鋁廠，產業鏈從“挖煤—發電—制鋁—運輸”一條龍打通。

2011年營業收入突破101億元，2018年資產總額超160億元，“小上海”已非昔日井口小鎮。礦區中心廣場矗立著一塊黑色焦煤雕塑，底座數字寫著：年產煤1200萬噸、年發電80億度、鐵路運量1300萬噸——這些數字背后，每個環節都與上海的鋼鐵、電力和化工企業高度對接。也正因為此，外界才說大屯是“江蘇籍，上海管，服務全國”。

對沛縣財政而言，大屯更像一條源頭穩定的大河。公開資料顯示，礦區稅收加利潤分配長期貢獻縣級公共預算四至五成，其溢出效應帶動周邊裝備制造、餐飲服務，間接就業規模超過4萬人。本地一位退休干部曾半開玩笑：“要不是這堆煤，縣里可能得多種幾年水稻。”話雖不無夸張，卻折射飛地經濟對區域發展的驅動力。

“飛地”這個詞并不限于能源領域。北京在河北境內建設的首都機場跑道延長區，深圳在惠州大亞灣投資建立的石化基地，都是各省市為資源或空間而做出的異地布局。不過，與這些區域管理主體和屬地政府的“合作”模式不同，大屯在上世紀70年代就確定“戶籍、教育、警務”全屬上海體系，直到今天礦區派出所戶籍簿首頁的上級欄依舊寫著“上海市公安局”。這種涵蓋行政、經濟、生活多重維度的“全配套飛地”，國內寥寥可數。

資源有枯竭的一天。根據最新可查可采儲量測算，大屯主力井田可再開采年限約二十年。企業早在2015年就啟動轉型，關閉老舊采區，向綠色礦山、智慧礦山過渡。矸石回填、井下充填采煤、礦井水再利用，項目一項項落地。微山湖北岸原先堆滿煤渣的棄土場，如今被坦平種上水杉，不掛招牌也已成附近釣友的“野生公園”。沛縣地方政府亦順勢發展裝備制造和文化旅游，以降低對煤炭的依賴。

對于上海，這塊異地礦山的意義逐漸從“能源保障”轉為“體制試驗”與“產業協同”。當年那份國務院批復里，清晰寫著“跨省市共同開發利用礦產資源之試點”，大屯完成了它的任務：在計劃經濟末期，它讓一座缺煤的沿海城市穩住了工業基座；在市場化浪潮中，它又給國有能源企業提供資本運作的現實范本。如今電力負荷高峰時，上海電網調度員仍能在屏幕里看到來自大屯電廠的一抹耀眼綠線，五十年不曾中斷。

“我們挖的不只是一噸煤，更是一座城的心脈。”今年礦區50周年座談會上，一位白發斑駁的老礦長提起當年進場的那趟列車，話音不高卻震住全場。沛縣與上海，也因這條心脈緊緊連在一起。幾年后當主井停風、提升機封存，大屯礦區或許會徹底變身新能源和現代物流基地；礦燈熄滅，但那段交織了遷徙、協作與堅守的歷史，已深深嵌進蘇北與江南共同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