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原國民黨陳如日被判死緩，被關押26年，后來結局如何？

1950年冬天，華北的風已經帶著刺骨的寒意，北京城的灰墻灰瓦，卻在悄悄見證一批特殊戰俘命運的拐點。就在這座當年“燕京舊都”里，曾經在太原城里呼風喚雨的國民黨空軍將領陳如日，正從一個“戰敗軍官”，走向一個漫長而又曲折的改造歲月。

很多年后，提起自己的這段經歷，他在監獄里對同室戰犯低聲嘆道：“當年在太原，真沒想到有一天，會在北京的高墻里，把一輩子再過一遍?！?/p>

陳如日的人生轉折，從1949年春天的太原開始。

太原解放，他在家中被俘

1949年4月24日拂曉，太原解放。城內的槍聲、爆破聲，一夜未停。天剛蒙蒙亮，天地壇正街十九號的院門被推開，解放軍戰士走進來時，陳如日已經穿好衣服，安靜站在屋中。

那一刻，他沒有拼死抵抗，也沒有倉皇出逃，更沒有吞藥自盡。他很清楚，太原守不住，這已經是戰前幾天，高層軍官小范圍議論中的“公開秘密”。

在太原被圍期間，他與綏靖公署政工處處長張世明、秘書主任趙連登等人，曾圍著地圖分析局勢。陳如日攤開手，說得很直白：“城要丟，守不住。解放軍一進城，咱們就只能當俘虜了?！边@種清醒，說殘酷也殘酷，說實在也實在。

面對戰局，張世明仍抱著幻想，嘴上念叨的是空軍能否來個“力挽狂瀾”。而陳如日心里明白，憑太原孤城之力，拖一天算一天，但要逆轉乾坤，已經不可能。

被押出家門時，他心情復雜，卻并未恐慌。多年來，他也聽說過共產黨“優待俘虜”的政策，何況此時局勢已定，生死大局不在個人手中，倒不如靜觀其變。

押往榆次，他戒掉了舊癮

被俘三天后，4月27日，陳如日與一批軍官被押往榆次。那是一座普通北方小城，卻成了許多國民黨高級軍官的第一站。

在榆次的一個大院里，他看到不少熟面孔：綏靖公署參謀長、太原警備司令、軍長數人，一個個昔日意氣風發，如今都戴著俘虜標志，排隊打飯、整隊集合。有意思的是，就在這樣的環境里，一件小事，改變了他多年的惡習。

早年，他沾上鴉片，1941年好不容易戒掉。太原被圍之后，終日無事，他又舊癮復燃。面對可能被俘的結局，他還特意配了一盒“頂癮藥丸”，塞在兜里，留作“過渡用品”。

在榆次，大院里有工作人員當眾宣布，要大家把身上攜帶物品全部掏出來，統一檢查。陳如日聽到這句話，心里一緊：藥丸拿不拿？拿出來，必然沒收；不拿，被搜出更難看。

猶豫片刻，他咬牙把小盒放在身前。有人問是什么東西，他只得如實回答是“頂癮藥”。藥當場被沒收，他也不敢去討。接下來幾天，渾身酸軟，眼淚鼻涕止不住，噴嚏一個接一個，心里后悔也沒用。

折騰了兩三天，居然慢慢熬過去了。他后來回憶這段經歷時，還帶著一點慶幸：“那一小盒藥，被沒收得正是時候。”

從榆次到永年，他看到“優待俘虜”不是口號

約一個月后，俘虜被分批押往河北永年。永年舊稱“廣平府”，城外三面環水，只有南門與陸地相連，容易看守。這里設立了“解放軍官教導團”，簡稱“軍教團”，專門集中關押上校以上軍官。

在永年，陳如日第一次真切感到，共產黨說的“優待俘虜”，并非一句空話。主食是小米干飯，頓頓有菜，逢星期日還能吃上饅頭和葷菜，每人發棉被一床。他又把別人給的一條舊棉褲拆洗后改做褥子，晚上睡覺總算不再徹夜發抖。

8月份起，軍教團陸續釋放部分戰俘。團級以下軍官、政工干部，多數被遣返回鄉。人數銳減后，軍教團改作“軍教隊”。留下的，是“分量更重”的一批人。

9月底，軍教隊遷往北京，住在廣安門外大街九十七號。第三天，正逢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

那天早上，廣安門大街臨時架起廣播喇叭，戰俘們集合站好，親耳聽到了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據陳如日回憶，廣播聲傳來時，他渾身汗毛都豎了起來。這種身體上的反應，夾雜著震動、驚訝，還有難以言說的惶惑。

國慶過后，軍教隊安排戰俘開始學習與勞動：上午課堂，下午勞動。每周還包下一家澡堂，統一洗澡。澡堂門口的“泳來澡堂”四字，引得他暗自琢磨——當初聽說押解到永年時，他心里還犯嘀咕：“永年，怕是要‘永遠難了結’?！比缃褚豢础坝緛怼?，諧音“永來”，心中不免自嘲：看來還得常來啊。

在緊張和忐忑之中，他走向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冬天。

“花崗巖腦袋”，有人被鎮壓，有人回頭

進入1950年，戰犯改造逐漸走上制度化道路。對這批曾經握兵權、流過血的戰敗將領，國家的態度十分明確：寬大與鎮壓并行，該給機會的給機會，該依法懲處的絕不手軟。

在管理戰犯的單位中，曾流傳一個說法：對“花崗巖腦袋”絕不能心軟。那些拒絕交代歷史罪行、繼續從事反動活動者，如果任由其發展，只會在監所內外釀成更大禍患。

有兩名國民黨軍長，劉某、羅某，曾長期參與“剿共”、殘害群眾，早已負有血債。被俘后，在學習中照舊口出惡言，攻擊黨和政府，對自己的罪行閉口不談。甚至試圖用金戒指賄賂倒糞農民，替他們送出反動信件，被及時查獲。此后，還兩次爬上圍墻，企圖越獄。結果，這二人被押送至他們罪行最重、民憤最深的地區，就地鎮壓。

還有一位周姓軍官，在獄中日夜牽掛遠在臺灣的親屬，情緒時常失控，動輒吵鬧，心里盤算的不是改造，而是逃跑。某夜，他在院中大吼：“大門開了，快跑！”多次煽動他人，被警衛鳴槍擊傷，才算老實一陣。

另一位王姓軍官，表面檢討，實際上陽奉陰違，寫出一摞摞檢討書，足有“八寸高”，卻始終不肯真正反省。所內領導屢次對他進行教育，還幫他治病住院。想不到，他康復返所途中，又偷偷寄出了反動信件，最終被逮捕移交法院審判。

更有一位李姓要員，在帽子內寫下“血海深仇”四個大字，故意露給他人看，企圖挑起反改造情緒。之后又在廁所墻上寫反動標語，被當場查出。面對“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明確政策，他這才不得不承認錯誤。

不少國民黨軍官，一直把“不成功便成仁”當成座右銘。被關押后，有的精神崩潰，自殺事件時有發生。為防止悲劇重演，管理部門采取了一系列細致措施：各類金飾、首飾統一存入銀行，換成由本人支配的存折；剪刀、刮胡刀、小刀等一律收繳，僅在規定時間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許多戰犯背后，還有家庭的劇烈震蕩。有人入獄后，妻子主動提離婚，只為與“戰犯家屬”身份切割；有人多年音訊斷絕，與家人完全失聯。對此，戰管所一面耐心做家屬工作，力勸不要輕易離異，一面主動幫戰犯尋找親人，讓他們通過家書了解社會變化。

在這種環境下，那些曾經自以為“金石般堅硬”的人，漸漸開始松動。有人在墻角抹淚，有人半夜長嘆，也有人在一次次學習和對比中，終于意識到舊路已斷，唯一的活路，只能是承認現實，重新做人。

對陳如日來說，新中國成立只是個開端，真正打動他的，是之后席卷全國的反腐運動。

“三反”“五反”，讓他看清了兩種政權的差別

從1949年到1951年，新政權在全國大城市接管政權、恢復經濟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腐敗現象。有干部經不起金錢誘惑，伸手撈錢，典型人物中，就有河北的劉青山、張子善，還有宋德桂等人。

1951年，“三反”運動在全國展開——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這場運動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機關和企業，在看守所、監獄里，同樣留下了聲音。

當時在押的陳如日，從廣播里聽到人民法院對劉青山、張子善等人的嚴厲判決。那一刻，他聽著法庭宣判時的聲音，又聽到他們戴著鐐銬走上刑場的金屬碰撞聲，整個人怔在原地。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幾乎已經成了許多官員的潛規則。貪污舞弊，只要上面有人撐腰，大多可以蒙混過去。而此時，他親眼見到，新政權對自己隊伍中的腐敗分子，并沒有網開一面，而是依法處決。這種鮮明對比，給他心里留下了很重的一筆。

“三反”尚未結束，1952年又緊接著開展了“五反”運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經濟情報。大批資本家、工商戶被集中學習，許多案件通過公開審理，傳入牢房里的收音機。

對一個戰犯來說，這些似乎離他很遠，但他慢慢意識到一點：這個政權，不只是“打贏了仗”，還決心整頓內部，整頓經濟秩序。這一點，與他曾經效忠的舊政權相比，區別太大。

1952年冬，他被押送到北京德勝門外第二監獄。不久，收到了判決書：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那一天，他被編入第二監獄的勞改隊，身份由戰俘，正式轉為“戰犯服刑人員”。

死緩判決，齊科長的一番話

到勞改隊不久，隊長邊疆找他談話。這個邊疆本身也是“犯人”——早年在蘇聯留學，負責機場保衛，因事故造成蘇聯專家犧牲，回國后被判刑三年半。因為表現好，他獲得減刑半年，這才擔任勞改隊長。

邊疆拍了拍他的肩：“思想包袱重，可以理解?？赡阋嘈?，只要老實改造，不會沒有出路?！?/p>

1953年，一位姓齊的科長給新判刑的犯人作了一次專門報告，對當時的一些疑問說得很透。他直截了當地解釋：解放戰爭時期，戰俘多數被釋放，是因為戰場雙方都還有后方，俘虜回去，自有著落，所以才有“留者歡迎，去者歡送”的口號。

但新中國成立后，大陸全部解放，情況已經變了。有些人罪惡極重，放回去無從安排，也難平民憤。于是國家按照罪行和民意，將戰犯劃為三類：罪惡不甚嚴重的，罪惡嚴重但民憤不大的，罪惡嚴重民憤又大的。陳如日，被列在第二類，既然暫不處決，就必須服刑改造。

聽完這番話，他在監舍里靜坐了很久。死緩二字，既像懸在頭上的重錘，又像一條窄路：如果一直抗拒，那就是“兩年后執行原判”；如果真心悔罪，也許還有機會走向另一個結局。

在這樣的心態下，他迎來了新的調監。

糊火柴盒、參觀首都，他第一次認真看新中國

1954年，陳如日從第二監獄轉到宣武門外第一監獄。這里有個“犯人收發處”，相當于中轉站：所有判了刑的犯人先集中在此，再按照刑期長短分配——刑期短的，多被送往天津北塘沽等地從事農業勞動；刑期長的，則留在監獄工廠勞動。

陳如日被分配到監獄工廠，主要工作是糊火柴盒。剛開始，他一天只能刷幾百張紙，動作笨拙，速度緩慢。慢慢熟練后，一天能刷一萬二千張。枯燥、重復，卻也讓他在勞動中感到時間在往前推，而不是停在1949年那一刻。

學習在這里讓位于勞動，主要安排在晚上，讀報、聽廣播、開小會。不過，有一次通知，把他和許多戰犯的心都提起來——有人宣布，政府準備安排一次“走出高墻”的參觀活動。

副所長在禮堂里說明理由：這些人對舊中國十分熟悉，而新中國成立才六七年，他們應該親眼看看新社會建設到什么程度。讓他們自己做個對比，弄明白“新舊社會的差別在哪里”。

不難想象，這個消息在監獄里引起了多大反響。有人低聲議論：“這要是逃跑怎么辦？”也有人心里打鼓：多年不出大門，還能不能適應外面的世界？

陳如日被編入參觀隊伍，先后去了首都體育館、故宮、清華大學等地。一路看，一路聽，他心里在不斷做比較。短短幾年間，工地林立、工廠運轉、學校擴建，他不得不承認：靠一批農民和工人，居然真把國家從廢墟上扶起來了。

他后來總結自己當時的感受，很簡單：“兩條：人民力量大，共產黨領導得好。”

1954年之后，他在監獄里的表現日漸穩定，學習也更加用心。某天，他收到紙條，打開一看，是政府將他原先死緩改為有期徒刑二十年的減刑通知。那一刻，他第一次因為“政府對自己作出的決定”而流下眼淚。

從北京到撫順，一段更系統的改造

為了進一步加強對戰犯的集中管理和思想轉化，國家在撫順設立了戰犯管理所。1956年12月，陳如日等人被送往東北。

臨行前，管理部門考慮到東北冬季寒冷，專門給他們重新量身定做加厚棉衣、棉褲，還把被褥逐件過秤，不足八斤的一律加厚。褥子薄的補棉，衣物破舊的重做。不得不說，這種細致的安排，超出了許多戰犯的預期。

剛到撫順時，管理所主要安排學習和體操，尚未組織大量勞動。但文娛活動安排得相當密集：一周至少看一場電影，趕上新片多時，一周能看三場。電影內容有革命歷史題材，也有現實建設題材，對這些長期與世隔絕的人來說，無疑是一扇窗口。

1957年前后，他們被組織參觀撫順、沈陽、哈爾濱等城市。工業基地的廠房煙囪、機器轟鳴、滿街行人，構成了一幅與戰前完全不同的東北景象。陳如日在參觀途中，沉默得多，對人的態度卻慢慢柔和下來。

在反復觀看與比較中，他更深地意識到自己曾經參與的戰爭，對這片土地造成了多少破壞，而新政權又在怎樣艱難重建。

一、與溥儀同在撫順的那些年

1965年夏，撫順戰犯管理所組織了一次前往北京的大規模參觀活動，動員會上安排了一位特殊人物作報告——末代皇帝溥儀。

此時的溥儀，已經不再是紫禁城里被簇擁的“天子”，而是一名普通勞動者。站在眾戰犯面前，他講起自己被俘后的經歷：剛到管理所時，滿腦子“皇帝夢”，處處講究“身份”，不愿勞動，不愿學習。后來，經過十多年改造，慢慢意識到舊日榮華不過是泡影，真正讓他活下來、活得像個人的，是國家對他的耐心改造。

他說到這里，忍不住數次哽咽。說到工作人員如何照顧他生病，如何一點點幫他學會生活自理，眼淚奪眶而出。

會場后排，陳如日靜靜坐著，目不轉睛看著這個曾經“地位尊崇”的人。他心里有種說不出的震動——如果連大清皇帝都可以放下身段，從頭做人，那自己有什么“放不下”的？溥儀在臺上擦眼淚，他在臺下眼圈也發紅。

參觀清華大學時，他又鬧了一樁小笑話。走進圖書館，目光先落在腳下——透明的地面讓他本能地往后縮了一步。他心里一驚：“這是玻璃？萬一踏碎了怎么辦？”帶隊同志連忙解釋，這是用碎玻璃拼成的地面，非常牢固，讓大家放心走。

盡管聽了說明，他依然慢慢挪步，如履薄冰，生怕腳下突然塌陷。等走完整個大廳，他回過味來，除了記得“腳下是玻璃”，竟想不起來書架上都擺了些什么書。

這段插曲雖然看起來有些滑稽，卻也暴露了一個事實：長期關在高墻之內，許多戰犯對外界的新事物十分陌生，連一塊地面，都足以讓他們心驚膽戰。

二、特赦之前，二十多年高墻內外

從被判死緩到被減為有期徒刑二十年，再到被送往撫順戰犯管理所，陳如日已經度過了漫長的“等待期”。他心中最關心的問題，其實很樸實：還能不能有機會回家？還能不能在有生之年走出大門？

在撫順，他排隊打飯、上課、勞動、看電影，生活節奏看似單調，卻在時間的推移中不知不覺改變了他的心態。

撫順戰犯管理所采取的“改造方式”，與一般監獄不同，除了規定的勞動與學習，更強調通過參觀、座談、家書、社情介紹等方式，讓戰犯真正了解新中國的發展，不再停留在舊日印象里。

管理人員也在反復強調一個信息：對戰犯的處理有政策，有步驟。那些認罪態度好、改造積極的人，不排除在條件成熟時，依法給予寬大處理。

這種信息，有時候來自正式講話，有時候體現在具體安排上。比如，有戰犯身體不好，管理所會安排專門治療；家中有重大變故，也會盡力幫助聯系。正是這些細碎之處，讓許多戰犯慢慢意識到，這里不是“等死的地方”，而是一個“重新處理人生”的場所。

1960年代以后，中國國內形勢起伏不定，戰犯管理工作也面臨不小壓力。在特殊歷史階段，撫順管理所依舊設法保持某種穩定節奏，既要保證安全，又要繼續思想教育，難度可想而知。

在這樣的環境下，陳如日的性格逐漸由曾經的剛硬，變得更為內斂。他對身邊人的態度更溫和，對管教干部也不再“習慣性戒備”。有一次，有戰犯在學習中情緒激動，大聲爭辯往事，他在旁邊拉了拉對方衣袖，低聲說了一句：“話可以說，心也要想一想?！?/p>

這類細節，不會寫進任何官方文件，卻在管理所的日常里留下了痕跡。

時間一晃到了1975年，距離他在太原被俘，已經過去了二十六年。

特赦大會，他拿到自由

1975年3月，對撫順戰犯管理所而言，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月份。19日，管理所召開特赦戰犯大會，場面莊重而簡樸。

大會由所長主持，遼寧省委副書記代表地方黨委作報告，總結了戰犯改造工作的歷程，也宣讀了關于特赦部分戰犯的決定。黃維作為戰犯代表發言，語氣沉穩，既有感謝，也有自我檢討。

隨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人員現場向每位被特赦戰犯發放《特赦通知書》。那一刻，許多人手都在微微發抖，有人只是緊緊盯著那張紙，遲遲不愿放下。

管理所根據指示，當場宣布了一系列后續措施：原四所、七所改為臨時旅館，不再實行管教值班和夜間鎖門制度；給每人發一套精制服裝和四十余件日用品，另有一百元零用錢和四十斤全國通用糧票。這些安排，既考慮到即將回歸社會的現實需要，也體現出國家對他們今后生活的一種托底。

兩天后，遼寧省委副書記到場參加歡送特赦戰犯的宴會。席間，有工作人員親自給戰犯夾菜倒酒，笑著說：“你們改造好了，我們就是給你們端菜端飯，心里也是高興的?！?/p>

這句話，說得很平常，卻讓不少人心頭一熱——不再是管教與被管教，而是一個普通人對另一個普通人的善意。

陳如日坐在桌邊，端著酒杯，短暫失神。他很清楚，這一場飯局的意義，遠遠超過菜品本身。那是他過去二十多年人生的一個句號，也是另一段生活的開始。

三、重回太原，家與舊城都變了

1975年4月5日上午八點半，火車緩緩駛入太原站站臺。二十六年前，他是從這里被押解離開；如今，他帶著特赦通知書和幾件行李，再次踏上這片土地。

站臺上，人群并不擁擠。他一眼就認出迎接自己的親人——侄兒、女兒、女婿，站在不遠處，臉上帶著緊張又略顯拘謹的笑。有人先喊了一聲：“叔！”也有人只是張了張嘴，一時說不出話。

走出車站，他們一行人來到太原飯店聚餐。這家飯店的桌椅和菜品，與他記憶中的“民國飯館”已經大不相同。菜上桌后，大家一邊夾菜，一邊斷斷續續說著這些年的情況。

有人問：“在里面，冷不冷？”有人關心他的身體，有人提起家里的變化。話題跳來跳去，卻都圍著一個事實打轉——這一家人，經歷了漫長分離，總算又坐在了一起。

對陳如日來說，最放不下的，是當年被俘時年僅十四歲的女兒。那時，她剛考上初中，他心里充滿擔憂：父親成了戰犯，女兒還能不能繼續念書？會不會被人指指點點？

坐在飯桌旁，他聽女兒平靜地說起自己的經歷：繼續讀完初中，又考入大專，畢業后在中學任教，到那年已經教書快十八年。教學、備課、改作業，日子不算起伏，卻算安穩。身為教師，她也有屬于自己的小天地。

聽到這里，他只是點點頭，筷子在空中停了停，又慢慢落回盤子里。太多話不必說出口，能在這個年代，當一名普通中學教師，本身就是一種答案。

走出飯店，他看著太原的街道，熟悉的地名還在，建筑卻煥然一新。曾經的戰時城防工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寬闊馬路和新樓房。電車叮當駛過，人來人往，很少有人還記得，當年這座城市曾是激戰之地。

想起自己年輕時在軍中奔走，又想到在撫順高墻之內度過的二十多年，他的心境已與當年完全不同。曾經自信的軍官、死緩戰犯，到如今特赦歸家，這條曲折道路，有波折、有僥幸，也有無法回頭的代價。

值得注意的是，特赦并不意味著抹去歷史，更不代表忘記責任。作為曾經的國民黨軍官，他對自己在戰爭中犯下的錯誤并未否認。只是，在漫長的服刑和改造歲月中，他學會了以另一種方式面對過去。

從1949年太原解放被俘，到1975年被特赦回家，陳如日經歷了二十六年高墻之內的生活。其間，有對舊日觀念的瓦解，也有對新現實的認知。有人覺得這樣的轉變來得太晚，有人認為他得到了足夠寬大。無論如何，這段歷程，既是他個人命運的跌宕，也是那個時代處理“舊軍政人物”的一個縮影。

他晚年在家中，不再有兵權在握的呼喝聲，也沒有輿論場中的高調言辭。更多時候，只是一個在親人陪伴下安靜生活的老人，帶著對過往的復雜記憶，度過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