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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學術誠信問題,是人類認知本身正在發生的事。
這種課堂體感,正在被一系列實驗室研究所印證。
這些研究的指向高度一致:當思考的過程被外包給機器,大腦用于這一過程的能力會隨之萎縮。這與肌肉廢用性萎縮的邏輯并無本質區別。
問題在于,這種萎縮正在發生在人認知發育最關鍵的階段,也就是大學教育期間。
如果只是個別學生偷懶用AI,這本質上還是一個紀律管理問題。但現實遠比這復雜,因為AI工具的滲透已經獲得了機構層面的背書。
OpenAI和微軟向多所大學的教師工會投入了大量資金,提供AI使用培訓,并與各大院校合作,為學生提供免費的AI工具使用權限。杜克大學在與OpenAI建立合作后推出了校內專屬工具“DukeGPT”。埃隆·馬斯克旗下xAI與薩爾瓦多政府合作,向全國數千所公立學校的百萬名學生推送Grok聊天機器人,號稱“全球首個全國性AI驅動教育項目”。
俄亥俄州立大學則要求所有學生在所有專業選修“人工智能流利度”課程,官方理由是為學生進入以科技為主導的職場做準備。
克魯恩對這一舉措直言不諱地批評:“沒人知道這意味著什么。就我而言,這些工具實際上似乎削弱了我為學生設定的教育目標。”
在這場博弈中,大學管理層的選擇往往更接近于科技公司那一側,因為“AI就緒”是一個對外宣傳更順暢、對捐贈者和雇主更友好的敘事。而教授們的警告,則更難被納入大學品牌建設的話語體系。
這些方法有效,但它們的存在本身就說明了問題:教授們正在為保衛一種本不應該受到威脅的基本能力而戰,那就是獨立思考。
張多拉也注意到了一些讓她稍感寬慰的信號。她觀察到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對AI工具持懷疑甚至抵觸態度,一些Z世代學生已經意識到自己正在成為一場大規模社會實驗的對象。
這句話聽起來像是口號,但在一個越來越多的思考被算法替代的時代,它可能比任何課程改革方案都更接近問題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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