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放”之“氣”

“豪放”既是人們生活中的常用詞語，也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獨具特色的美學范疇。“豪放”代表了一種可貴的精神品格，融合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強勁之美與從心所欲的自如狀態。從詩文品評角度而言，不論是魏晉風骨、盛唐氣象，還是以蘇東坡、辛棄疾為代表的宋詞豪放派，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對“豪”與“放”分別作了解釋。“豪”，“豪豕，鬣如筆管者。出南郡。”指的是有堅硬毛尖的豪豬，段玉裁進一步將“豪”從具體動物的局部特征中，抽象出了此字的泛指概念，由“突出之毛”來比喻杰出人物。“放，逐也……凡放之屬皆從放。”“放”的本義為“驅逐”，帶有強制性，進而引申出釋放、放置、放縱、開放等多種含義。“豪”和“放”兩個概念在此時還沒有結合到一起。但在《孟子》中，已經出現與“豪放”意義近似的詞語。“孟子曰：‘待文王而后興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以“豪杰”與“凡民”對照。“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后進，放乎四海。”孟子說，為君子、做學問、養道德，應當像有源的泉水一樣，擁有堅實的內在根本，“放乎四海”處的“放”，取“至、到達”之意，指最終達到一種廣闊的境界。

“豪放”作為一個詞語進入人物品評中，是在《魏書·列傳第五十二》里：

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僚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

“豪放”在這里用來形容張彝其人不拘小節的性格和行為，在當時看來，無疑是違背禮教規矩的，所以文明太后召集官員當眾批評他。但張彝依然我行我素。這種堅持自我、不因外界壓力而改變本性的態度，尤其是和世俗禮教發生沖突時依然保持真實自我的精神，是“豪放”之人主體人格的體現。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魏晉士人的主體意識空前覺醒，“這幾百年時間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宗白華《美學散步》）魏晉士人無拘無束的生活姿態體現在不愿受禮法的拘束上，如“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世說新語?德行》）“劉伶嘗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裈衣，諸君何為入我裈中！’”（《世說新語?任誕》）在劉伶的觀念里，天地是他的家，房子只是他的一件內衣。赤身裸體并不值得驚異。他不免“放達”有余，而“豪”氣不足。魏晉名士傾向于逃避現實、追求自我的出世，而“豪”氣往往源于入世行為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意識。這一時期的建安文學以抒發人的精神氣質為特征，風骨剛健、氣勢雄壯是其鮮明特色。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肯定曹丕的“文以氣為主”：“更因他以‘氣’為主，故于華麗之外，加上壯大。”“氣”充盈天地之間，人又如何能運化此氣，并以氣為主呢？儒家的“養氣”一說，旨在說明人雖然具有運化“氣”的精神力量，卻非天然而成，需經修養方能獲得。其中，孟子的“浩然之氣”與“豪放”之氣有著同出而異名之妙，“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豪”作為“氣”，主要是氣勢沛然欲溢的狀態。只有通過涵養自身的正氣、勇氣、浩然之氣，即養“我”之精神力量，才可以將“彌滿”的真力向外放溢于萬物，超越個體的局限，駕馭天地萬物而無所桎梏。可以說，“豪放”的產生，是中華傳統文化獨有的儒、道二家思想精神互補融合的結果。

“豪放”也由建安文學進入了文藝作品審美之中。在唐代，“豪放”概念得到了最引人注目的發展。“盛唐精神以及唐人的藝術活動呈現了什么樣的審美觀念呢？司空圖《詩品》是對唐代詩歌，也是對唐代審美類型的經典總結，里面有三品（雄渾、勁健、豪放）是與豪放精神相關的。”（張法《中國美學史》）

清代學者孫聯奎在對《詩品·豪放》篇的題解中，將李白的《將進酒》與杜甫的《丹青引》看作“豪放”之詩的代表。 李白從人到詩文，歷來都被看作是“豪放”二字的典范，李白的為人及其文學的特色是“狂”“俠”“道”“仙”“酒”諸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與李白相比，杜甫詩的主導風格一般為“沉郁”，杜甫的思想雖然以傳統儒家為根基，但他突破了“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傳統，詩歌中高揚主體精神，其作品彰顯了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對民生苦難的深切關懷。孫聯奎之所以將《丹青引》視為“豪放”佳作，也是因其情感飽滿、興會淋漓。《丹青引》將畫家曹霸不凡的身世、高超的畫技與坎坷的人生遭遇娓娓道來，波瀾迭起，浩蕩縱橫，“豪放”之氣勢充沛至極。

“豪放”作為美學范疇而引領一個時代的審美風潮，則完成于宋代。王國維如此點評宋詞兩大家——蘇軾和辛棄疾：“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豪放”詞最為飽滿的發展和成熟由辛棄疾最終完成。辛棄疾詞人兼武將的身份，賦予他的詞作以其他文人無法企及的力量和真切之“氣”。后來，稼軒詞又成為元曲精神的重要源頭之一。

“豪放”概念自宋代盛極之后，至明代則逐漸淡出文學表現的視野。清代是中國古代美學理論的全面總結時期。王士禎在《花草蒙拾》中說：“張南湖（張綖）論詞派有二：一曰婉約，一曰豪放。”首次以“豪放”“婉約”對舉，對后世的文學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

◎本文原載于《光明日報》（作者：蔣雪兒），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