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船》：“人在江湖”的詩圣，居然這么“壕”？

談到詩圣——大唐朝的杜甫，才華和詩仙李白齊名——你會想到什么？

除了那些膾炙人口的詩歌，絕大多數人都難免腦補出一個中老年窮漢的形象：

在西北風肆虐的冬天，骨瘦如柴、哆哆嗦嗦地蜷在破茅屋里，像寒號鳥一樣發出哀鳴。畢竟，他老人家那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名氣太大了！

然而，有一本妙趣橫生的新書，告訴你另一組事實：杜甫的最后五年，大部分時間，都在一艘船上度過，在岷江、長江、湘江流域四處漂泊。這艘船，容納杜家十多口人，空間依然綽綽有余，不折不扣的巨輪，或曰豪華游輪。

詩圣的真身，也許不是我們想象中的窮鬼，而是地地道道的土豪！

這是《杜甫的船：詩圣最后的漂泊歲月》中的最新觀點。這本書通過對杜甫1400首流傳下來的作品深入研究，給我們呈現了一個既熟悉又全新的杜甫。

強烈的隱喻：杜甫無法避免的結局

眾所周知，杜甫的詩集現實主義之大成，他的作品，大多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悲天憫人、憂國憂民，杜詩有“詩史”之稱。

杜甫的一生，滿懷革弊救世的政治抱負，但是他的政治命運，既不顯赫，還顛沛流離。

先進士落第，四十歲靠“獻賦”唐玄宗得以入仕，不久就因安史之亂被困長安，脫困之后被唐肅宗拜為從八品的左拾遺，后因卷入黨爭被外放，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長安。

《杜甫的船》視角獨特，聚焦杜甫生命最后五年，著墨于杜甫造船、乘船、登岸再乘船。

雖然杜甫的船沒有留下任何可以參考的實際資料，但作者還是憑借對作品的深度理解，以及查閱大量資料，親手繪制、還原了杜甫的船。

在作者筆下，這艘大船非常平穩，風帆高聳。“方舟不用楫，極目總無波”，杜甫的船，呈雙體結構，堅固穩定。杜甫在船頭遠眺，非常平穩，水波不興。

雖然杜甫的船可以容納二十來口人，是一條堅固的大船，但船在水上漂，怎么不會有風浪、激流、暗礁呢？

在成都，面對二次入川的嚴武，杜甫寫就《東西兩川說》，提出要重視后勤保障，軍事問題背后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由此，他輔助嚴武快速擊敗吐蕃軍隊，收復“西山三城”，算是他政治生涯的“高光”時刻。但就在為勝利論功行賞之際，杜甫卻突然辭職，數月之后就開始了自己五年的船上之旅。作者分析，杜甫大概率是不愿意卷入功勞之爭。

在夔州，杜甫離船上岸生活了一年多，除了買地租地、建房、創作之外，他還進一步形成了針對當時社會現狀的政治主張：上請減兵甲，下請安井田，并在夔州當地說服志同道合的官員進行小范圍的實驗，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后來，杜甫再去江陵、岳陽、長沙，這一路，杜甫不斷登岸，與當地的友人和當地的執政者交流，既不斷充實豐富自己的創作題材，也在時刻尋找推廣自己的政治主張，但要么經歷戰亂，要么經歷人事疊變，再也沒有獲得更多成果，他邊走邊停，一直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終點。

最初打算從水路一路回歸長安的杜甫，竟然最后在湘江的船上去世。

在這本書中，杜甫的這艘船，充滿了強烈的隱喻，和他的一生如此強烈契合，既顛簸，又流離。

為了體驗杜甫的船最后的航程，作者還曾經親自漂流湘江，遍訪杜甫在當地的遺留。湘江流域，包括汨羅江和洞庭湖，如今留下的杜甫遺跡，最為密集。每一處名勝，都包含了很多關于詩圣的傳說，當地人依然對杜甫津津樂道，杜甫的詩作廣為傳唱。

這是杜甫最后的生命之船，也是他一生的濃縮寫照。作者對杜甫深沉的熱愛，還原了一個我們相對熟悉的杜甫。

陌生的視角：杜甫到底是窮苦還是“土豪”？

通常我們都認為，杜甫的一生是窮困潦倒的一生。但作者經過對杜甫作品及生平的反復研讀，提出了一個不同的觀點。

唐朝注重家族背景，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士族門閥制度，在唐朝的絕大多數時期，都依然根深蒂固——直到唐末黃巢造反，“天街踏盡公卿骨”才完結。

書中多次談到，詩圣杜甫，正是門閥貴族中的一個杰出子弟。杜甫的家族，號稱“京兆杜氏”，這是長安皇城中，兩個最牛氣的臣子家族之一，另一個是韋家。唐朝二百多年間，韋家出了十多個宰相，位居所有姓氏之冠，而緊隨其后的杜家，則出了9個宰相。當時有這樣一句順口溜：“城南韋杜，去天尺五。”也就是僅比天子，富貴稍遜一籌。

讀到這里，也許你會說，很多歷史書上明明都寫著：“杜甫這一代，家境已敗落。”這話其實也沒錯，但是，先要明確參照系。

杜甫的遠祖之一，名叫杜預。杜預是《三國演義》中最后一位牛人，既是攻克東吳、一統江山的猛將，也是為《左傳》作注解的文豪，后世的文廟和武廟，都有他的位置。到了唐太宗年間，京兆杜氏的另一個猛人，叫杜如晦，大唐宰相中出類拔萃的名臣。然而，到了杜甫他爹杜閑這一代，“官拜兗州司馬”。這一般人累死也夠不著的天花板，但對將相名臣輩出的杜家，就堪稱嚴重的衰落。杜甫就是這樣的“家道敗落”。

杜甫確實有過貧困的經歷，甚至小兒子在長安都餓死了，他從長安棄官入秦州、同安這段時間，更因為當地戰亂和大饑荒，杜甫一家一路饑寒交迫。生活非常困頓。

但是，作者從杜甫造船、夔州買地等諸多史料中，科學分析出杜甫當時的經濟來源有作品、農耕和售藥三種穩定的方式，這足以維持杜甫一家富足的生活，同時，作者還研究出當時詩歌創作大興背后的經濟因素：官員或者富商對詩歌創作者各種形式的“資助”。

杜甫確實一輩子憂國憂民、同情底層弱者，對社會不公深惡痛絕、不平則鳴——但這只是他的諸多側面之一，而非全部。杜甫更是一個熱愛生活、富于情趣的世家貴族子弟，這一點，和李白、蘇軾等古典文人，別無二致。

在杜甫留下的約1400首詩作中，除了“憂國憂民淚”，更有數量同樣龐大的“美文”、“甜文”。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黃四娘家花滿蹊”……

這些和“三吏三別”同樣不朽的詩句，也能體現杜甫的內心世界。

“更加復雜多樣”的杜甫，才是更為真實的詩圣本圣。

歷史是難以記錄的，無論作者的觀點是否符合歷史的真實，誰也無法裁判。

但作者采取把杜甫的作品作為研究本源，深入研讀1000多首，不以訛傳訛，不人云亦云，這樣的態度和精神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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