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長河中,絕大多數朝代,讀書人都是一個備受尊敬的群體。如先秦時期,以孔孟及其門人弟子為代表的讀書人,在世人眼中是具有圣賢屬性的獨特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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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漢代以來,儒學在制度層面被確認為國學正統后,更是形成了以讀書為貴的精神傳統。遑論隋唐以降各朝代實施科舉制度,更是奠定了讀書至高無上的世俗地位。古代“士大夫”一詞,是對官吏和文人的統稱,它也揭示了讀書和入仕的邏輯關聯。
簡而言之,在中國古代,讀書為尊。而構建古代讀書人精神內核的基礎,則是形成于先秦時期的一些經典文獻——后世讀書人將它們概括為“四書五經”,大體包括《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等。
于是,自漢唐以來,在文人士大夫的圈子,用“詩禮”一詞稱贊讀書人,是極高的禮遇,表示認同對方通過讀書、掌握了四書五經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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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塊清代乾隆年間的匾額【詩禮】,由時任福建學政趙佑題寫于乾隆六十年(1795),贈送給一群福建籍的讀書人,匾額下款顯示,他們一共有四十人,包括貢生、監生和生員等。
古代全省學政,政治地位堪比“省常委”;而在崗位職責或功能上,則相當于現在的省教育廳長。在前匾中,福建學政趙佑題寫了兩個字,把全省的優秀讀書人“一網打盡”夸了個遍(前匾功能類似獎狀),這說明了兩點:一是趙佑偷了個懶,省得給這么多科舉士子挨個題詞,干脆一匾全包了;二是趙佑本人十分看重讀書人的精神內核,所以他沒有用任何帶有功名利祿色彩的詞語去夸人,而是用“詩禮”一詞,直抵讀書人的精神最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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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學者揚雄說“?書,心畫也?”,認為書寫是內心活動的描繪。進而言之,可謂“字如其心”,尤其是在匾額題詞中,書寫的內容更是題匾人精神世界的寫照。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推測,福建學政趙佑有著一顆質地純正的獨屬于讀書人的精神內核。事實的確如此。浙江人趙佑,身上有著江南讀書人的典型氣質,雖然入仕為官幾十年,但始終保留著難得的書生之氣。
趙佑歷任江西、山東、安徽、福建、順天等學政,再加上主考官的任職履歷,可以說,他的整個官場生涯幾乎都在跟讀書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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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于科舉、教育、文化,或許是趙佑的個人志趣所在;抑或是他身上那種讀書人的獨有氣質,讓乾隆皇帝覺得,趙佑就適合搞教育和文化工作。
有一件事可以印證趙佑作為讀書人的純粹,以及他對古代儒學經典和圣賢人物的尊崇。
乾隆四十八年(1783),趙佑在山東任學政。眾所周知,山東在先秦時期是孔孟儒學的主要誕生地,當初孔子門下“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絕大部分都是今天山東省的子弟。可見山東自古多圣賢。于是,趙佑懷著尋訪圣賢足跡的敬畏之心,在山東勤勉工作,力爭為齊魯大地的教育文化事業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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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門七十二賢圖
期間,趙佑曾想前往山東肥城拜訪孔子高徒有子——七十二賢人之一的祠堂,卻尋而不得;后來他打聽到有子的奉祀遠設于今上海崇明,他便感到無盡的悲哀。
趙佑憤而批山東地方官府曰:“孔氏則世公而諸博士之總領也,方且舍近而遠求之青州,甚又求之江南,迷離輾轉,幾何其不失之冒且濫!”他認為,有子的奉祀就應該設在山東,如此才算儒學傳承守正統。
為此,趙佑以身作則,深入肥城大街小巷,到處尋訪有子的后裔,終于尋得有子后裔十三人。在這個基礎上,趙佑動用學政權力資源,終于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將有子奉祀迎歸北上。趙佑作為儒家士大夫對先賢奉祀的原鄉情結由此可見——而這也是他一輩子保持讀書人精神本色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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