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夏朝,總有觀點認為它仿若傳說,相關證據極為匱乏,尤其是迄今尚未發掘出直接刻有“夏”字的文物。然而,近年來,隨著考古研究與文獻考證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線索表明,夏朝并非虛構。
例如,近期所提及的一件西周青銅器——比簋,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該簋器身鑄有139字銘文,詳細記錄了周王處理土地糾紛的相關事宜。銘文中提到一座城邑,其名稱帶有眼睛圖案,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夏族崇拜眼睛的習俗。在陜西岐山附近,此地聚居的人群極有可能是夏朝遺民的一支。他們以祖先的圖騰為聚居點命名,不過此時他們已不再是統治者,而是被周人分封給他人管轄。
諸如此類的發現,使人們認識到夏朝遺民在商周時期的活動蹤跡廣泛存在,并非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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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山的這支夏朝遺民,過著普通百姓的生活,以農耕勞作維持生計。他們雖保留著祖先的文化符號,但已融入周朝社會,并無多少權力。由于他們并非歷史上的顯赫人物,故而在文獻記載中難覓其蹤。
夏朝影響深遠,其遺民散布于各地。早在商朝時期,便已有不少夏遺民存在。盡管甲骨文中未直接出現“夏”字,但存在間接證據。例如杞國,據史書記載,商湯滅夏后,將夏朝后裔封于杞地,即如今的河南杞縣。
甲骨卜辭中記載,杞侯爇生病時,商王武丁曾為之占卜;商王路過杞地時,也會占卜出行是否安全。這些記錄跨越了武丁至帝辛時期,表明杞國自商代便已存在,至周朝仍受封。孔子曾言,夏禮可于杞國尋得蹤跡,然相關文獻資料不足。杞國作為夏朝直系后裔所建之國,以姒為姓,得到了商周兩朝的認可。
與之類似的還有鄫國,位于河南新鄭一帶,在甲骨文中被稱作“曾”。在商軍南伐時,鄫國作為左翼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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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說有夏雖衰,杞鄫猶在。六國,在安徽六安,甲骨文有祀六。戈方、雇國,也可能是夏遺支,地望河南嵩縣和山東鄆城。商末青銅器有杞婦卣,亞醜杞婦,杞與商有貴族聯姻。夏遺民融入商社會,有的當方國首領,有的遷徙,但痕跡留下來。
西邑也關鍵。甲骨文有西邑,祭祀對象,跟黃尹一起。清華簡中將夏稱為 “西邑”“西邑夏”,與甲骨文 “西邑” 可相互對照,是商人對夏的稱呼之一。蔡哲茂研究,西邑或西邑夏指夏都,位于亳西。商湯滅夏后,在二里頭東建偃師商城,監視夏遺民。黃尹可能鎮守那兒的官。
西邑卜辭在武丁時期,夏亡三百多年后,還祭夏王亡靈,說明商人信夏靈能作祟。西邑夏從商到漢都指夏王朝,甲骨文佐證夏存在。商湯伐桀后,夏部族后裔封杞鄫,延續血脈。商朝疆域內,夏地名和氏族多,形成證據鏈。夏文化滲透商朝,青銅技術、水利管理影響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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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朝,有關夏朝的相關記載更為顯著。西周初期的文獻《尚書·周書》中的《召誥》《多士》《多方》《立政》等篇章多次提及“有夏”或“夏”,闡述了“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歷史更迭,體現出天命循環的觀念。周人以夏朝的敗亡為鑒,警示自身不可貪圖安逸,不可忽視民意。正如《詩經·大雅·蕩》所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周人時常自稱“有夏”,并非宣稱自己是夏人的后裔,而是以繼承夏朝的正統地位與禮樂文化而自居。
早在大禹治水時期,周人便協助大禹,負責播撒各種糧食、提供新鮮食物。陶寺遭受侵犯之后,周人遷徙至夏朝舊地,這種親密的關系使得周人尊崇夏朝,以“有夏”自稱。周王朝分封夏朝后裔于杞地,其君主為杞東樓公。《論語》記載,孔子提及杞國傳承夏禮,宋國傳承殷禮。周人的文獻中多次提及夏朝的地名與氏族,這充分證明了夏文化影響的深遠程度。
在金文資料方面,如遂公盨,其銘文記載了“禹敷土,隨山浚川”,講述了大禹治水的故事。西周中期,距離夏朝已逾千年,人們依舊銘記大禹的功績。利簋銘文記錄了武王征伐商紂王,迅速克商并擁有天下之事。周滅商之后,分封夏朝遺民,杞國便是其中之一。在周朝的疆域之內,夏朝的痕跡隨處可見,眾多證據相互關聯,形成了一個證據網絡,有力地支撐了夏朝存在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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