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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陳拙。
你數過家附近的超市里有多少個攝像頭嗎?
我看過一個數據,一個大型超市平均有60-80個攝像頭,這還不算每個自助結賬柜臺還有6-8個攝像頭,外加頭頂的攝像頭來識別我們有沒有正確掃描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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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怪有網友吐槽說,超市可能比我爸媽還擁有更多我的照片。
超市搞攝像頭是為了防盜。
大部分人偷的時候,身體會不自覺地擋住攝像頭,或者鉆死角。
但我的社工朋友侯小圣,最近接手了一個完全不講理的慣偷:行竊時從不躲攝像頭,好多次還故意當著攝像頭的面偷,生怕保安看不見她。
讓我意外的是,小圣說,不管怎么樣都要替這個小偷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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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見到西西時,她正推著一輛半新不舊的嬰兒車。
我提前看過她的案卷,知道這輛嬰兒車是她的“作案工具”。
在過去的一年里,有四五家超市報警說遭到了西西的偷竊,每次動手時,她都推著這輛嬰兒車,車里躺著一個最小最無辜的“同黨”——她剛剛一歲多的小寶寶。
每次她偷拿的都是些極便宜的小東西,比如餅干、牛奶、嬰兒濕巾這些,一開始警察根本沒太當回事,覺得就是貪小便宜的順手牽羊。
但后面調監控的時候,他們發現了一個十分反常的地方:西西實施盜竊時從不躲避攝像頭,反而一進店門左顧右盼地先找監控探頭,然后似乎有意無意地跑到監控攝像頭下面來偷。
被店員叫住后,她不跑也不解釋,就像只大鵝一樣呆愣地站在那里,安靜地等候處置。
這就有點奇怪了,警察覺得她的做派根本就不像來偷東西的,更像是在自投羅網——鑒于當事人行為反常且隨身帶著嬰兒,警方將案件轉介給我們機構,由司法社工介入,評估母子倆的安全風險。
看了西西的案卷后,我也覺得她的行為不太對勁,如果只是缺錢,她完全可以選擇更隱蔽、風險更小的方式嘛,比如自助結賬的時候故意漏掉一兩樣商品,被發現時就說自己忘記掃碼了,這樣起碼不會引來警察。
我在系統里查了西西的基本信息——姓名、生日、住址,以及她是否在其他機構求助過。這是接案前必做的功課。
沒什么問題后,我很快和她見了面。
西西30歲左右,長了一張極為大眾化的白人面孔,扎一個馬尾辮,穿著個不合時宜的小背心,這一路過來,裸露在外的胳膊被外面的冷風吹得通紅。
剛一見面我第一印象就覺得西西不太正常,她的神情看上去很是呆滯,在我們見面的整個過程中,她始終處在一種愣神的狀態,像是沒有魂兒似的。我讓她把孩子先送去休息室,就這一句話讓她反應了好半天,“你剛才說什么了?我忘了。”
我們面對面坐下,我問她最近怎么樣,她說“還行”,我又問她寶寶叫什么名字,她也說“還行”。
那一刻我有種很怪異的感覺,雖然她坐在我對面,可我們倆更像是處在兩個不同的空間,根本無法交流。
我換了個話題,問她:你知道警察為什么要求我們介入你嗎?
我以為她低著頭是在思考怎么回答我,結果等了好半天,發現她竟然睡著了。
我嘆了口氣,沒有叫醒她,由著她耷拉著腦袋睡了起來。
睡醒后,她仿佛忘記了身在何處,懵懵懂懂地站起來就往外走。
“你孩子在走廊盡頭那個大房間,”我不得不提醒她,“別忘了去接。”
“對對,”她好像才想起來,反復念叨:“接孩子,得接孩子。”
這就是我同西西的第一次碰面,短暫的幾句交談,我幾乎全無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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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原本在一家養老護理機構做護理助理。這家機構由政府部分出資直接管理,是鐵飯碗。西西一干就是好幾年,直到懷孕七八個月才離開崗位。
類似的養老機構我去過,親眼看過護理助理是怎么工作的。大多數時候是體力活,時間不固定,早班天沒亮就要到崗,幫老人起床、洗漱、整理床鋪、喂飯;夜班則要挨間巡房,幫不能自理的老人喂藥、換尿不濕。
但西西干得不錯,她做事井井有條,同事覺得她“記憶力出奇地好”。
誰需要翻身,誰今天要洗澡,誰情緒不太穩定需要多看一眼,她全記得。同事常常依賴她提醒時間:誰幾點吃藥、哪位老人今天有訪客、哪張床單需要更換。她不用隨身帶很多筆記,也很少出錯。別人偶爾臨時請假,她頂班時也能很快接上流程,好像所有步驟都已經在她腦子里排好了順序。
這類工作大部分人都堅持不了幾年,但西西卻一直干了下來。
有的老人腦子糊涂了,會翻來覆去問相同的問題,或大半夜不停按鈴叫人,西西從來不會不耐煩,老人都非常依賴她。
她的前領導在電話里最后說了一句:“是個好人。”
我后來問過西西,為什么能把這份工作做這么好,她說自己“像只鼻子特別靈敏的小狗,巡房的時候一下就能聞到誰又拉褲兜了,于是趕緊過去清理。”
西西上高中時就開始比較認真地想未來要做什么。她不是那種特別擅長考試的人,但她對“照顧人”的工作有一種天然的耐心。
鄰居偶爾會把鑰匙交給她,讓她放學后幫忙看看家里的貓,或者澆一下花。學校曾經安排過一次社區服務,她當時就被分到一家養老院去幫忙做簡單的陪伴活動。很多同學覺得那地方有點壓抑,而且“不酷”,大家更喜歡去發傳單或者在餐廳幫忙。
可她說,她當時就發現那些老人挺喜歡有人坐在旁邊聽他們講話。
高中最后一年,她決定報名參加護理助理的培訓。父母問過她想不想上大學,她說自從去過養老院,就想嘗試這份工作。父母說:“你上大學的錢我們早就攢下來了,專門有一個銀行賬戶存著,如果哪天你又想去上大學,就拿出來用。”
在西西的職業選擇里,我感知到的是一個充滿尊重、不匱乏的家庭環境。
西西沒有兄弟姐妹,是在克萊頓的一個社區里長大的。這一帶有很多獨立的小房子,基本都是房主自己蓋的。結婚前西西和父母住在他們自建的房子里,婚后和丈夫搬去了附近的新公寓。在澳大利亞蓋房子要先買一塊地,簽土地合同,再設計建造。
因為不認識自己蓋房子的人,我后來在谷歌街景里看了一下她原來的家,房子外墻被刷成奶油色,院子門口還放著兩個羅馬柱,上面是石頭雕刻的貓咪。街上種著很多番櫻桃,在谷歌街景抓拍的這一幀里,我幾乎能想象出她們一家人如何從第一塊磚開始,一點點把這棟房子蓋起來。
后來為了和她找點話題,我問過她:你們這種自己蓋房子的人,新房子建起來之前你們住哪?
她像看傻子一樣看著我,說我們當然是蓋好房子再退租之前的啊!”“不過有時候干到比較晚,我爸爸會回家拿帳篷,我們一起睡在新房子的院子里,早上爸爸會先起來去買咖啡,然后我們就可以借用店里的洗手間洗臉。”
她說媽媽負責每天中午送飯到工地,順便檢查一下進度,媽媽最愛指揮,明明什么都不懂,但每次來都要說“這面墻是不是歪了?”
她回憶這些的時候如此流暢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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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訪那天,我和搭檔小J站在西西住的公寓樓下,觀察案主的居住環境。
她的信箱塞滿了信和賬單,公寓管理員那兒還有她的快遞,管理員從柜臺底下拖出紙箱時,我低頭看了一眼,箱子不算重,外面印著嬰幼兒玩具的圖樣,我們幫她都帶了上去。
西西給我們開了門,不大的客廳里鋪滿了泡沫拼接的彩色兒童地墊,像樣的家具只有一張舊沙發。我問她孩子呢,她說在屋里睡覺。
屋子看起來有點亂,中間有個被當成茶幾的收納箱,上面放著奶粉罐和空盤子,幾件小衣服疊好放在沙發扶手上,洗得很干凈。
我和小J環顧四周,冰箱門上貼著一張很長的收銀小票,西西打開冰箱打算給我們拿瓶水喝,但冰箱里空蕩蕩的,只有一個孤零零的、不知放了多久的雞蛋。西西在冰箱前不知所措地站了一會兒,轉過身小聲對我們說:“家里沒水了。”看上去像個犯了錯誤的孩子。
我說沒事,把手里的快遞給她,她誤認為那是我給她帶的禮物,我說這是你自己買的,她不好意思地笑笑,說她忘了。
“忘了”這個詞我聽她說了好幾次了,于是我盡可能謹慎地措辭:“有沒有考慮過,你可能有記憶力下降的情況?”
“我就是有點累,”西西解釋,“而且我得把事兒記在手機里,我其實都記了。”
我問她今天都做什么了,她機械地回答說,早上帶孩子去了母親家,幫她做了些家務,下午帶孩子回來,晚上哄寶寶睡覺。
她說話時一直用“寶寶”指代孩子,我順口問了一句寶寶叫什么名字。西西說孩子還沒有名字,平時還是叫“寶寶”。
我跟她說,待會我們想去拜訪下她媽媽,這似乎突然觸動到了她,感覺她的語速突然變快了,她說她媽媽生了很嚴重的病,我們沒必要過去。
相熟的警察曾經悄悄告訴我,她爸現在在外面躲債,但再詳細的就不方便跟我透露了。
好家伙,我在心里盤算:負債的爸,重病的媽,獨自一人帶孩子的她。
臨走前,我問她有沒有需要我們幫忙的,她一律搖頭說沒有。
我沒來由地想到那個空冰箱里孤零零的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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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幾次家訪,西西的話都不多,我不得不東拉西扯,試圖從中多了解一些真相。
我問她,一個人帶著孩子工作,應該很累吧?
她點點頭,眼神看上去有些茫然。
我們家訪時,如果孩子突然哭起來,西西就會變得特別緊張。我提議家訪時可以由我們先把孩子接到機構照看,結束后再送回來,可她不同意。
真正讓她愿意多說一點的,是第七次家訪中一次很普通的對話。我問她有沒有想過等孩子再大一點,自己再回去做護理院的工作?這樣收入會更穩定一點。
西西突然看著我的眼睛,很認真地問我:“你們是不是覺得,沒收入卻硬把小孩生下來,這種人特別不負責?”
我一時語塞,她卻自顧自說起了孩子的父親,她說離婚以后,那個人就隱身了,每次因為小孩的事聯系他,換來的總是那句“撫養費不是打給你了嗎?”
有一次孩子發燒,西西給他發信息,想讓他送孩子去醫院看病,他過了五天才回復,不咸不淡地問了句:寶寶發燒怎么樣了?
從此之后,西西也就不再指望他了。
我在腦子里簡單列了個表格,左邊一欄是西西的收入:前夫給的撫養費,兼職工作的收入,政府給孩子的補助;右邊一欄是支出:養孩子的錢,西西自己的生活費,西西媽媽的生活費和醫療費。
西西告訴我,她媽媽的狀況很不好,中風兩次,已經臥床一年了。救護車來過兩趟,每趟兩千澳元,賬單至今還沒還完。有些藥不在保險范圍內,需要自費去藥店買,或者先墊錢再走報銷。
這種情況下很多家屬會選擇不付賬,人病到這個地步,拖著拖著,債也就沒人追了。但西西每一筆都在還。我問她為什么執著地要還,她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那是我媽媽的藥。”
也因為必須照顧母親,她沒辦法回到全職崗位上。養老機構很遺憾地通知她,職位不能再保留了。
她現在有時候會帶著孩子去做保潔,幫人擦烤箱,把嬰兒車停在走廊里。有的雇主知道她帶著孩子,會委婉地拒絕她,說清潔用品味道大,對小孩不好。
入不敷出的時候,西西只能挨餓。或者等寶寶喝完奶,她接點水,把奶瓶里殘留的一點點奶粉化開,再喝下去,就當吃飯了。
我想起她提到過父母給她準備過“大學基金”,于是旁敲側擊地問她,有沒有應急存款。她聽出來我意有所指,只搖了搖頭:“早就沒有了。”
我沒有再問下去。回到機構之后,我查了西西的補助情況。政府每個月會有一千多澳元的“奶粉金”打給她。聽起來不少,但也只夠孩子的日常開銷。
她嘗試申領過低收入群體的福利金,但因為前夫在給撫養費,沒有通過。
我聯系了她的社區負責人,問社區的臨時托育服務有沒有告知居民。對方很為難:“托育針對的是比較大的孩子,至少也要三歲,我們沒有人手帶超小的寶寶。”
我又想起醫院的產康部門。一般來說,產婦出院后會有一次回訪,那個時候沒有人發現西西的不對嗎?
我打開產康部門的網頁,上面寫著“收費,30澳元/半小時”。
我關掉了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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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結婚的時候,西西覺得自己很幸福。她和前夫在約會軟件上結識,對方比西西大兩歲,收入穩定,長得也還行,兩個人見面之后就談起了戀愛,不到一年就結婚了。
“有人分擔房租,我下夜班他來接我,周末一起去超市買菜。我們都有一個毛病,一次買很多菜回家又懶得做飯,容易放壞,我就每次都把小票貼在冰箱門上,吃完一樣劃掉一樣,全吃完了才能再去超市。”
現在冰箱門上仍遺留著一張字跡模糊的購物小票,西西一直沒有撕掉它。
事情是慢慢開始變得不對勁的。
孩子剛出生的幾周,西西幾乎沒怎么睡過整覺。她開始失眠,覺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每次孩子哭鬧,她的第一反應不是去哄,而是僵在原地一動不動。
聽她說到這兒,我心中已經有了判斷。
但前夫下班回家看到房間凌亂,西西坐在沙發上發呆,孩子在哇哇大哭,生出不少指責和抱怨。
但真正讓西西傷心的是另一件事。
夜里孩子哭的時候,她推他一下,他的身體會微微動一下,卻沒有真正醒來。她低聲叫他的名字,沒有回應。孩子夜里哭得很厲害,有時候西西得抱著她,或者推著嬰兒車在客廳里不停地走,從半夜走到凌晨四點,一旦停下來孩子就會立刻號啕大哭。有一天她整個人已經累到發抖,回到臥室問前夫:“你能起來一下嗎?”
房間里沒有回答。她聽見他呼吸很平穩,好像全世界都和他無關。
第二天前夫起床后問她:“你昨天怎么哄了那么久也沒哄好?”
西西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哄了多久?”
前夫見自己說漏了嘴,只好找補:“我迷迷糊糊聽到一點聲音,不過以為你會處理好。”
我說:“所以他在裝睡。”西西點了點頭,說:“我都忘了當時是因為愛情才結婚的。”
婚姻里的裂縫不止這一條。西西告訴我,她父親欠下的一些債務,一直是她在還。對方找了催債公司,給她打電話,說知道她爸爸躲在哪,一定會抓到他。我又在心里算了一下——她的支出里,竟然還包括替父親還債。
同一時間,她母親的中風突然加重,變得生活不能自理。西西白天帶著孩子去母親家照顧她,晚上回來哄孩子,幾乎沒有喘息的時間。她說自己“被困在了地獄里”。
講完了這些,西西又問了我們一次,是不是覺得她對孩子特別不負責任。
我安慰她,你對孩子挺好的,給孩子買了那么多玩具。“千萬別用不負責任這種詞審判自己。”我看著她的眼睛說。
“可是我會偷東西,”她這句話回得很快,家訪的這么多天來她一直有意回避這個話題,我也不好意思用偷這個字眼來和她溝通,但此刻她出人意料地提起了偷竊的事。
我趕緊追問她為什么要這么做。這個問題我必須搞清楚,偷竊的動機直接關系到社工后續怎么介入。
她愣了一會兒,突然喃喃自語:“如果我進了監獄,寶寶是不是會被人帶走?”
然后她抬起頭看著我:“孩子去哪,是不是由你決定的?”
我告訴她,我沒有單獨決定孩子去留的權力。我負責評估、家訪、協調資源,也要把觀察到的風險交給兒童保護機構。我只能確保她進入一家有資質的機構,但是她被照顧得是否精心,就不是我能管的。
“你希望孩子被帶走嗎?”我問她。
西西沉默良久,她轉頭望向隔壁臥室里正在酣睡的孩子,忽然像是突然下定了決心,轉回頭看著我說:“都是我的錯,是我的能力不足,我覺得她應該有個更好的媽媽。”
我終于知道她為什么要偷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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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來問西西,在偷東西之前,有沒有想過別的辦法。
想過。她甚至在網上發過帖,假裝自己在路上撿到了一個孩子,問有沒有人愿意領養。大多數人讓她趕緊報警,但也有人悄悄發私信,問她賣不賣,價格可以面談。
西西嚇了一跳,趕緊把帖子刪了。她從來沒想過賣孩子。
這句話引起了我的警惕:“誰要交易孩子?還記得賬戶名嗎?”
西西搖頭,我意識到現在不是追究這個的時候,但仍然很生氣。
她又查過,遺棄孩子是重罪,可能被判十到十五年,還要交兩萬多澳幣的罰款。
她繼續在網上搜,這次假裝自己是一個求助的家長,說孩子快要被帶走了,問怎么辦。有人回復她:“撫養權還在你手上嗎?”
西西抓住了這個詞。她搜索“撫養權”,發現如果父母犯罪,或者孩子被虐待,孩子可能會被政府帶走,交給有資質的機構撫養。
“我不可能去虐待我的孩子,”停了很久后她說,“但我想,是不是可以讓自己去坐牢。”
第一次偷東西,西西沒有被發現。
她在便利店里轉了一圈——她告訴我網上說只要偷超過200澳幣的東西就會被拘留,我懷疑她是被澳洲營銷號騙了——她一開始不敢偷貴重的,拿了包餅干塞進嬰兒車。
心臟怦怦直跳。走出店門的時候,一個店員從身后追上來,她差點直接開口道歉,但人家只是看她推著嬰兒車,過來幫她開門。
真正被發現,是那天她一口氣拿了好幾樣東西,店員走過來抓住她的嬰兒車,說我看到你拿東西了。
西西說,自己有一種“終于”的釋然感。但很快這種釋然就消失了——過了一會兒警察來了,把偷的東西從嬰兒車下面掏出來還給便利店,教育了她兩句,說我們會給你寄罰款的信,你記得交,就走了。
“不是應該把我抓起來嗎?”西西問我。
我一時不知道該怎么接。她對司法系統的理解,完全是自己在網上拼湊出來的。在墨爾本所在的維多利亞州,有一種叫“治療性司法”的理念——像西西這種情況,法院不會讓她坐牢,而是直接轉入以治療為導向的處理方式。
她籌劃已久的那條路,從一開始就不存在。
但這對西西是一個思考已久的決定,“我真的沒力氣了。”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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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里,有一部分就是評估一個家庭是否還適合孩子繼續待下去。
這次,我很想幫她把孩子留下來。但兒保機構的評估依據只有一個:風險水平。西西情緒不穩定,盜竊記錄也是既成事實,孩子正處于危險之中。我提出留下孩子的方案,最終都被否決了。
最后,兒保工作人員當著我的面通知西西:孩子會暫時交由寄養家庭照顧,西西先去接受產后抑郁的治療,等她的情況穩定下來,再重新評估撫養安排。
這是我對西西的第十四次家訪,兒保人員隨行。
宣布決定的時候,我一直緊盯著西西的臉,前一晚,我設想過很多激烈的場面:她會不會突然失控,歇斯底里地咒罵我們,或者當場崩潰大哭。但這些都沒有發生。
她只是抱著雙腿,安靜地坐在沙發上,安靜得近乎空白。
過了很久,久到像過了一百年,她開口:“她會去哪里?”
兒保工作人員向她介紹了寄養家庭情況,說照護者都有豐富的兒童保護和護理經驗,孩子接下來會得到更好照顧。
她又問:“以后還能見她嗎?”
工作人員說,孩子不會就這樣從她生命里消失,后續仍然有重新評估和團聚的可能。
我趕緊補充:“你可以見孩子,但要先聯系我,我會帶你去。”
她聽完,只說了一句:“知道了,謝謝。”再沒有別的話。
兒保人員走后,我倆單獨坐了一會兒,她的眼睛一直盯著地面,我也只好盯著地面,地上的泡沫墊已經舊了,邊角有些臟。我努力想說點什么,可最終吸了好幾口氣,一句話也沒說出來。
從宣布孩子要被帶走的那一刻起,她就再也沒有看過我的臉。我聽到她小聲說了句:“這樣可能對她比較好。”停了一會兒她又說,“這樣我照顧一個病人就夠了,或許還能有時間看個電影什么的。”
她突然抬起頭說,你走吧。眼睛里沒有悲傷,也沒有憤怒,什么都沒有,像一間搬空了的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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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西西就不太愿意見我了。每次約她家訪,她都說自己沒空。我只好退一步,說,那我們通個電話吧。
電話接通后,她常常不說話,也不掛斷。只有當我問她有沒有按時去醫院時,她才會很輕地應一聲:“有。”
兩個月后,我去參加她的一次醫院會談。那是固定流程:醫生、患者和社工三方坐在一起,由醫生說明治療進展,我們再補充交流。
剛坐下,她忽然說了一句:“我已經很久沒去那些超市了。”
我愣了一下,才明白她說的是什么。
她離開后,醫生告訴我治療進展不錯。有一天西西主動給醫生發了消息,說寶寶是個很好的孩子。醫生問她有沒有覺得特別緊張的時刻,她說通常是在孩子睡著以后——她會反復去檢查孩子有沒有在呼吸,如果孩子有一段時間沒有哭,她也會擔心地過去看。
醫生說:“所以你其實很愛你的小孩。如果你絲毫不在意她,怎么會一直去查看呢?”
這次咨詢之后,西西跟醫生說了一些她從沒對我說過的話。她說她很矛盾——有時候覺得特別累,想著孩子被別人照顧也好,自己可以歇一歇;但一想到孩子在陌生人家里,又會突然害怕得睡不著。
最后她說:“我其實不想離開她。”
她也跟我形容過那種疲憊感:早上醒來的時候,覺得有一座山壓在身上,根本動不了。我告訴她這不是她的錯。
再往后的幾次會談里,她的話開始變多了,也更完整了。她說自己去母親家做飯,回來的路上下了雨。她還開玩笑,說自己現在拿嬰兒車當包用,什么都往里放。那天她一路推著車走回家,到家后洗了澡,洗了衣服。
她也不再亂穿衣服了。大半年過去,墨爾本到了秋天。我還記得去年最冷的時候她穿個背心就來機構了,現在她套著一件衛衣,還知道給自己戴個帽子。
有一天她在電話里忽然問我:“寄養家庭……有沒有發寶寶的照片?”
這是孩子被帶走以后,她第一次主動提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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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被寄養后,西西的身份變成了“探視母親”——她可以定期去見孩子,但不再是主要照護者。
之前我給她看過寄養家庭發來的照片和視頻,她找各種理由不看。
現在她主動問起了孩子的照片,我沒有表現出什么,心里卻松了一口氣。
于是我找了個合適的時機問她是否想去探視下孩子,這次她沒有拒絕,猶豫了一下說:“能不能先在線上見?”
我在咨詢室里撥通了寄養家庭的視頻電話,簡單地打了個招呼,領養人便走上樓梯,朝嬰兒房走去,這時我注意到西西緊張起來,她不自覺地湊近了屏幕,她甚至伸出手,在空氣里比劃推門的動作。
房間正中的嬰兒床上,寶寶在安靜地睡著。寄養家長壓低嗓音跟我們說話,盡量把手機靠近嬰兒床,讓西西看得更清楚些。她仍然稱呼西西為“寶寶媽媽”。
西西一眨不眨地盯著屏幕,手牢牢摳住了我的胳膊。孩子蓋著白色的小被子,在睡夢中不時發出囈語。直到對方掛斷視頻,她的手才松開。
一周后,第一次線下探視。地點在兒保機構的會面室里。
當孩子被抱進來的一瞬間,西西因為緊張變得身體僵硬,她膽怯地躲在門邊,遠遠地看著孩子,卻始終不敢上前。
我們沒有強迫她靠近,探視就在西西的駐足不前中草草結束了。
回去的路上,她有點失落地對我說:“寶寶好像已經不太認識我了。”
接下來的幾次探視,她開始主動準備一些小物件,比如一本圖畫書、一個小毛絨玩具,有時候還會帶一件孩子常穿的小衣服。她會趴在孩子身邊,溫柔地給她講自己遇到的好玩的事,比如吃早飯被燙了一下,或者來時的路上看見了一只紅松鼠,好像在補上那些缺席的日子。
終于有一次探視結束后,她問我:“什么時候可以帶寶寶回家?”
我點了點頭,努力壓住心里的那點喜悅。父母親口說出想要團聚,對我們來說是一項很重要的評估指標。
兒保機構對西西進行評估那天,工作人員先問了我一連串問題:
“她堅持參加心理咨詢和復診了嗎?有沒有中斷藥物治療?”
“她通過社區項目找到穩定的工作了嗎?”
“她家里的環境適合孩子生活嗎?還有沒有新的偷竊報告?”
“她的收入來源如何?目前有沒有新的親密關系?”
我一條條地回答,展示材料。
因為在監督探視中表現良好,機構開始允許西西帶孩子去附近的公園,后來又嘗試讓孩子在她家待上半天。
在最后的面談環節,工作人員問了西西一個問題:“你確定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并打算好好撫養她長大嗎?”
“是的。”
這次她沒有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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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月后,解除寄養的手續順利辦完,機構通知我帶上西西,來接孩子。
整個過程中,西西一直亦步亦趨地跟在我身后,工作人員讓她抱著孩子拍張照片,她輕輕托起孩子的脖頸,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攏在臂彎里,久久注視著。
我們帶著孩子回家。一路上她幾乎沒怎么說話,只是不時低頭看看孩子,手臂收得很緊。一直走到家門口,她站在那扇門前,沒有立刻進去。
我看了她一眼,說:“你別告訴我,鑰匙沒帶。”
她連忙騰出一只手去翻包,翻了兩下,把鑰匙摸出來,攥在手里,低頭對孩子小聲說:“帶了,媽媽這次帶了。我們到家了。”
接回孩子之后,西西還要接受半年的心理隨訪。我去了她家幾次。
她同時做著幾份工作:白天接清潔的活,晚上偶爾照護替班,周末再接一點零散的上門護理。她在照顧別人的家人,來養活自己的家人。她的母親仍然需要人照顧,但她請不起護工,只能自己抽時間去。
前夫的撫養費很難準時到賬。她說等得起,反正也不指望了。
父親留下的債還在還。她不知道還要還多久。
每次拿到錢,她先還一筆最緊的賬,再買孩子的奶粉和尿片,剩下的留作下周的生活費。我們會在她值夜班的時候幫忙把孩子送到臨時托育中心。有一次我去她家,看到桌上摞著幾張逾期的水電費賬單,她發現我在看,隨手翻了過去。
她跟我說:“還是很累,但記憶力好了不少。”
在心理隨訪里,她不再像以前那樣麻木了,她會在咨詢的時候大哭一場。我說這是好事,至少學會了怎么把情緒放出來。
她自己動手給孩子做了不少玩具,床頭上掛滿了她親手疊的帆船和小鳥。
半年的隨訪期滿了。最后一次隨訪結束的時候,我問她接下來有什么打算。
她想了一會兒說,先把這個月的電費交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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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寫到最后,沒有一個特別“戲劇化”的結尾。如果你在等一個反轉,那抱歉,讓你失望了。
西西沒有突然發財,沒有等來一個負責任的前夫,也沒有把家里那些爛攤子一次性收拾干凈。她還是要繼續做清潔、替班、上門護理,繼續算這個月的電費,繼續惦記母親的照護,繼續一點點把日子往前推。
但有時候,所謂“好起來了”,本來就不是天翻地覆。
不是從此不痛苦了,不是問題都消失了,而是一個人終于不再用“坐牢”這種方式替孩子找出路,終于能開口說“什么時候可以把寶寶接回家”,終于重新相信,自己也許還是可以當媽媽的。
這可能就是這個故事最想留下來的地方:
有些人不是被一個答案救回來的,是先被看見,再被接住,然后才慢慢走回來。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月半 嘟嘟 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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