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遠舉最后死在了獄中，死后18年女兒跨海追問：他究竟怎么死的？

1

1991年的北京，春天來得特別晚。三月底的風里還裹著碎冰碴子，刮在臉上像小刀子割肉。公安部的接待室在一棟蘇式老樓的一層，窗戶高大，玻璃有些渾濁，把外面的光線濾得發暗。屋里生著暖氣片，偶爾發出“哐當”一聲，像是有人在外面敲打。

姚倫坐在辦公桌后面，手里捧著個搪瓷茶杯，茶垢在杯沿上結了一圈黑邊。他剛把一份關于流動人口管理的報告推到旁邊，門就被輕輕推開了。進來的是個女人，穿著一件深色的呢子大衣，看著有些舊，但熨得很平整。她手里緊緊攥著一個黑色的皮包，指甲蓋因為用力而泛著青白。

女人沒急著坐下，站在門口，目光在屋里掃了一圈，最后落在姚倫臉上。她的普通話里帶著明顯的南方口音，軟糯，但透著一股硬繃繃的勁兒。她說她叫徐繼紅，從臺灣來。

姚倫聽到“徐”字，端著茶杯的手在半空中頓了一下，眼神瞬間沉了下去。他在功德林干了那么多年，對這個姓氏太敏感了。那不是普通的姓，是刻在紅巖烈士陵園紀念碑背面的名字，是沾著三百多條人命的墨汁寫出來的。

徐繼紅沒繞彎子，甚至沒敢看姚倫的眼睛。她低下頭，看著自己的鞋尖，聲音很輕，像是怕驚擾了空氣里的灰塵。她說她不是來喊冤的，也不是來要什么說法，家里的日子過得緊巴，實在揭不開鍋了。臺灣那邊有政策，只要能拿到一張官方的死亡證明，證明父親是死在大陸監獄里的，就能申請一筆撫恤金。

她說完這句話，屋里陷入了死一樣的寂靜。暖氣片里的水流聲顯得格外刺耳。姚倫沒說話，拉開抽屜，摸出一包沒拆封的香煙，想了想，又放了回去。他站起身，走到檔案柜前，那是一整面墻的鐵皮柜子，拉手上都貼著標簽。他熟練地找到了“戰犯管理類”那一欄，手指在一排排卷宗上滑過，最后停在一個發黃的牛皮紙袋上。

那是徐遠舉的檔案。

姚倫把檔案袋放到桌上，解開繞在扣眼上的棉線，動作很慢，像是在拆解一個危險的爆炸物。他抽出一張紙，那是1973年的死亡報告，紙張已經脆了，邊角有些破損。他拿起公章，在印泥盒里蘸了蘸，紅色的印泥有些干，用力按下去才顯出色澤。

“啪”的一聲，公章蓋在了“徐遠舉”三個字上。

徐繼紅接過那張紙，手指顫抖得厲害。她看著那行字，眼淚沒掉下來，只是眼眶紅得嚇人。她把紙小心翼翼地疊好，放進貼身的口袋，像是護著什么易碎的寶貝。臨走到門口，她手扶著門框，背對著姚倫，問了一句壓在心底的話：“你們……恨我父親嗎？”

姚倫看著她的背影，那個背影顯得單薄又佝僂。他想起了那些倒在渣滓洞火海里的戰友，想起了小蘿卜頭那雙沒見過外面世界的眼睛。他沉默了很久，久到徐繼紅以為他不會回答了，才開口說：“恨。那么多同志，這個仇一直在。”

停頓了幾秒，他又補了一句：“但你是他的女兒，上一輩造的孽，沒道理讓下一代人扛著。”

門關上了，徐繼紅走了。姚倫看著空蕩蕩的走廊，點了一根煙，煙霧騰起來，模糊了他那張歷經滄桑的臉。

2

要把徐遠舉這個人看清楚，得把時間倒回去很遠。

1914年，湖北大冶的一個普通農家，徐遠舉出生了。那時候誰也看不出這孩子將來會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他長得不算難看，但有一種讓人心里發毛的氣質。后來進了軍統，同事背后都叫他“徐猛子”。這外號不是夸他打仗猛，是說他脾氣猛，說話像刀子，動不動就搬出戴老板的招牌壓人。

最讓人不舒服的是他那雙眼睛，鷹鉤鼻配上深陷的眼窩，看人的時候直勾勾的，像是要把你的皮肉剝開看骨頭。

1932年，18歲的徐遠舉考進了黃埔軍校第七期。那是個熱血沸騰的年紀，同班同學里不少人后來在抗日戰場上血灑疆場，成了民族英雄。但徐遠舉沒走那條路，他轉身投了戴笠，鉆進了軍統的黑網里。

從1935年到1945年，整整十年，他被派往西藏。那是離政治中心最遠、最冷僻的角落。拉薩的風比內地硬，吹在臉上像砂紙打磨。徐遠舉在那兒熬著，熬走了寂寞，也熬出了資歷。那十年里，他學會了怎么在雪域高原潛伏，怎么和各路勢力周旋，更重要的是，他贏得了戴笠真正的信任。

抗戰期間，他當上了軍統西昌站站長。那時候他還沒后來那么瘋，但手已經開始黑了。

真正讓他變成“活閻王”的，是1946年。那一年，他調任重慶綏靖公署二處處長。重慶是什么地方？那是陪都，是大后方，也是國民黨特務活動最猖獗的中心。從這一刻起，他的名字就和無數條人命綁在了一起，像是用血寫的契約，再也解不開了。

1948年春天，一份刊物惹了大禍。

那是《挺進報》，中共地下黨辦的。這份報紙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在了國民黨西南最高軍政長官朱紹良的辦公桌上。朱紹良大發雷霆，把茶杯都摔碎了，指著徐遠舉的鼻子罵得狗血淋頭，限期破案。

這一聲令下，重慶城翻了天。軍統、中統、憲兵、警察，像一群聞到血腥味的餓狼，在大街小巷撒開了網。徐遠舉更是殺紅了眼，他親自坐鎮審訊室，把抓來的人一個個過篩子。

那次大搜捕，牽出了整條地下網絡。前后逮捕了130多名中共地下黨員，絕大多數最后都沒能活著出來。

被捕的人里，有個女同志，叫江竹筠，后來大家都叫她江姐。

徐遠舉親自審江姐。那是在渣滓洞的審訊室，陰暗潮濕，墻上掛滿了各種刑具，空氣里彌漫著鐵銹和血腥混合的味道。徐遠舉坐在桌子后面，冷冷地看著這個瘦弱的女人。他沒想到，這個看著文靜的女子，骨頭比石頭還硬。

竹簽釘進手指，那是十指連心的痛。江姐昏死過去三次，每次被冷水潑醒，還是那句話：“不知道。”

后來特務的內部記錄里，用了這樣一句話：“此人太難對付。”

這大概是徐遠舉職業生涯里少有的碰壁。但他沒反思，反而被激起了更深的戾氣。既然硬的不行，就來更狠的。

除了《挺進報》的案子，還有一筆賬，是楊虎城的。

1949年1月，代總統李宗仁下令釋放被關押多年的楊虎城將軍。這道命令在別人眼里是命令，在軍統眼里就是張廢紙。毛人鳳傳來密令：秘密轉移，風頭過了再定生死。

楊虎城被押著在路上折騰，從貴陽到重慶。1949年9月6日晚上，重慶中美合作所里，楊虎城倒在了特務的刀下。陪他一起死的，還有他的秘書、兒子，還有那個從出生就關在監獄里的八歲孩子——宋振中，也就是“小蘿卜頭”。

那孩子甚至不知道墻外面的世界長什么樣，他的世界只有監獄的四角天空和特務猙獰的臉。

徐遠舉沒親手動刀，但整個計劃是他在地圖上畫出來的。這條命，一直壓在檔案底，沒消失。

3

最大的血案，發生在1949年11月27日。

那時候重慶已經能聽到解放軍的炮聲了，敗局像是一塊巨大的石頭壓在國民黨殘部的頭頂。蔣介石下了死命令：所有政治犯，一個不留，全部處決。

下午四點，命令傳到了渣滓洞和白公館。

白公館那邊相對“利索”，人被兩人一組押到松林坡，槍聲一響，人就倒在荒草里。

渣滓洞這邊，因為人手不夠，殺到半夜才處理了26個人。看著還有一百多號人關在牢房里，特務們懶得一個個拉出來了。他們想出了一個更省事、更惡毒的辦法。

他們把所有人趕進牢房，鎖上門，然后架起機槍，對著門窗瘋狂掃射。子彈打光了，還沒死的人在血泊里呻吟。接著，他們澆上汽油，劃著火柴。

火一下子就起來了，順著汽油蔓延，整個渣滓洞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火爐。木頭燃燒的噼啪聲，房梁倒塌的轟鳴聲，還有沒死透的人發出的慘叫聲，混在一起，像是地獄的交響樂。

那一夜，三百多條生命，就這樣沒了。江姐在里面，許建業在里面，小蘿卜頭也在里面。

這些名字，后來被羅廣斌和楊益言寫進了《紅巖》。1961年書出版的時候，全國都在看，很多人是流著淚看完的。那是整整一代人的歷史啟蒙，也是對徐遠舉罪行的永久審判。

徐遠舉自己后來在認罪書里寫了一句話：“我血染紅巖的罪行，是令人發指的。”

這是他自己選的字，沒人逼他。

但他沒跑掉。1949年12月，他想從昆明飛臺灣。結果云南省主席盧漢在這個節骨眼上宣布起義，把他扣下了。和他一起被扣的，還有沈醉、周養浩。

這一扣，就是一輩子。

1951年，徐遠舉被押回重慶，關進了白公館。以前是他審別人，現在輪到他住進這間牢房了。不知道他在夜里聽著風聲的時候，會不會想起那些死在他命令下的冤魂。

1956年，他被轉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

功德林是個特殊的地方，這里關著的都是曾經在中國大地上呼風喚雨的人物。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廖耀湘、黃維，這些名字當年都是能讓日軍抖三抖的，現在都穿著統一的囚服，在這里學習、勞動、寫檢討。

功德林有一套完整的改造制度。政治學習、勞動生產、寫悔過材料，一樣不少。

徐遠舉在這里的表現，一開始讓所有人都意外。他太積極了。開會搶著發言，聲音比誰都大；主動交材料，寫得密密麻麻；勞動的時候也不偷懶。

他還自己花錢買了一本《資本論》。那時候這書不好買，也不便宜。沈醉后來在回憶錄里說，戰犯里買書的不少，但大多是擺樣子，只有徐遠舉是真翻，頁邊寫滿了批注，字跡潦草但密密麻麻。

他身體不好，有嚴重的肺結核。那時候鏈霉素是特效藥，但國內造不出來，得去香港、澳門買，貴得要命。政府為了救他，專門派人去買英美產的鏈霉素，還安排解放軍戰士在病床邊輪班守護，怕有人來報復他——畢竟他的仇家太多了。

這種待遇，是他在軍統當處長時想都不敢想的。

1959年12月，第一批特赦名單宣讀。

徐遠舉坐在小板凳上，耳朵豎得像兔子。他聽到了杜聿明，聽到了王耀武，聽到了宋希濂，就是沒聽到自己的名字。

他當場就炸了，跳起來嚷嚷：“我哪件事落后了？哪條不達標？”

管理人員費了好大勁才把他按住。

第二批，沒有。

第三批，還是沒有。

到了1966年，特赦工作徹底停了。徐遠舉的盼頭，斷了。

從那以后，他變了。不再搶著發言，不再寫長篇大論的心得。他開始沉默，脾氣雖然還是臭，但不再罵人，只是整天坐著發呆。

為什么沒特赦他？道理很簡單。功德林里的那些將領，雖然手上也有血債，但那是戰場上的事，性質是軍事行為。徐遠舉不一樣，他是搞政治迫害的，是特務，是劊子手。三百多條人命，江姐、小蘿卜頭，這些名字在老百姓心里太重了，不是寫幾份檢討就能抵消的。

和他一起進來的沈醉，1960年就特赦出去了，后來還當了政協委員，寫回憶錄。兩人一對比，差距就在這兒：案子的性質，直接命案的數量。

1973年1月，北京冷得要命。

那天在縫紉車間，檢驗員說徐遠舉做的棉服針腳不整，要返工。這本來是小事，但徐遠舉那天情緒不對。他覺得自己被針對了，覺得這是故意找茬。

同屋的文強好心來勸，被他吼了一句：“我沒出息，我活該！”

說完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眼神直勾勾地盯著地面。這么多年，看著別人一個個走出去，自己被留在這個大墻里，這口氣憋得太久了，像一塊大石頭壓在胸口，喘不上氣。

當天夜里，他端來一臉盆冷水。北京的一月，零下十幾度，那水冰得刺骨。他沒猶豫，從頭上澆了下去。

他說要沖沖晦氣。

這一沖，把命沖沒了。

沒幾個小時，高燒就起來了。他渾身打顫，鼻孔嘴角冒白沫，兩眼翻白，樣子嚇人。

醫護人員趕緊來搶救，但功德林有規定，戰犯外出就醫要層層審批。這一套程序走下來，哪怕是跑著去，也花了將近兩天。

1月21日，徐遠舉才被送進北京復興醫院。確診是腦干大面積出血。

1月22日，搶救無效，死亡。終年59歲。

消息報到中央，周恩來總理看死亡報告時，指著上面的時間問了一句：19日發病，21日才送醫院，中間這兩天干什么去了？

當即下令徹查。

調查結果很快出來了：沒陰謀，沒人故意害他，就是他自己作死，用冷水澆頭誘發了腦溢血。審批程序是慢了點，但沒證據顯示有人蓄意拖延。

死因清清楚楚，時間、地點、原因、搶救經過，都在檔案里記著。

這件事就這么封進了檔案袋，沉默了十八年。

直到1991年，徐繼紅從臺灣跨海而來。

她拿著那張蓋了公章的死亡證明走了。據說后來真的領到了撫恤金，還捐了一部分給孤兒院。有人問她恨不恨大陸，她搖頭，說恨解決不了問題。

在重慶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里，現在并排擺著兩件東西。一件是江姐在獄中用紅絲線繡的五星紅旗，另一件是徐遠舉簽發的處決令。

兩件東西放在一個玻璃柜子里，沒有太多的文字說明。參觀的人圍在那兒，看著那面旗幟，再看看那張紙，心里都明白那是什么。

歷史就這樣靜靜地擺在那兒，不說話，但什么都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