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汴河詩詞看隋煬帝評價的歷史演進

汴河，這條隋朝大業年間開鑿的人工運河，西通河洛，南達江淮，千里煙波，橫貫中原。一千三百余年間，無數詩人行經此水，或感懷興亡，或嗟嘆民生，或詠物寄情，留下了數量可觀的詩詞作品。這些詩詞不僅是文學創作，更是一部形象的歷史評價文獻。其中，對運河開鑿者隋煬帝楊廣的評說，成為貫穿始終的主題。從唐人“盡道隋亡為此河”（皮日休《汴河懷古》）的直白議論，到宋人“誰知晝夜滔滔意，不是沉舟即載舟”（宋祁《汴堤閑望》）的辯證思考，再到明清時期“只今惟有隋堤柳”（李心銳《秋日甬上懷古》）的歷史遠眺，對隋煬帝的評價經歷了復雜而深刻的歷史演進。透過歷代汴河詩詞的層層累積，可以清晰地觀察到不同時代詩人對同一歷史人物的認知變遷，以及這種變遷背后所蘊含的歷史觀念演進。

唐人視角 奢靡之君與“生人為害”

唐代是汴河詩詞創作的第一個高峰期。唐代詩人行經汴水，面對隋堤煙柳，很自然地會追想開河往事。值得注意的是，距離隋亡最近的唐代詩人，其評價呈現出復雜的多面性。

一方面，唐人多直指隋煬帝開河為奢靡亡國之舉。詩人李益《汴河曲》開篇即言：“汴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闕已成塵”，將汴河的永恒春色與隋朝的轉瞬成灰形成強烈對比。詩人許渾《汴河亭》更是以“四海義師歸有道，迷樓還似景陽樓”作結，將隋煬帝的迷樓與陳后主陳叔寶的景陽樓并置，暗示二者同為亡國之君。詩人胡曾《汴河》詩最為直白：“千里長河一旦開，亡隋波浪九天來。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更不回。”在這類詩作中，隋煬帝被塑造成因個人享樂而耗盡民力的典型。

另一方面，唐人已經開始注意到汴河的客觀功用。詩人皮日休《汴河懷古二首》其二代表了這種辯證思考的萌芽：“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皮日休明確提出，若無南巡游樂之事，隋煬帝開河的功績可與大禹治水相提并論。這一觀點極具突破性——它將“開河”這一行為本身與“開河的目的”相剝離，看到了工程本身的長期價值。詩人李敬方《汴河直進船》則從民生角度表達了兩面性：“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詩中“利最多”與“取盡脂膏”并舉，揭示了同一事件對后世與當代的不同影響。

詩人白居易《隋堤柳》的處理更為含蓄：“隋堤柳，歲久年深盡衰朽……后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樹！”以柳喻人，以柳鑒史，強調的是歷史教訓而非單純譴責。這種態度反映了唐代詩人對歷史復雜性的初步認知——他們既看到了隋煬帝的過失，也開始意識到歷史評價需要時間距離。

宋人視野 歷史功罪的辯證思考

兩宋時期，隨著汴河漕運達到鼎盛，詩人對隋煬帝的評價進一步深化。宋人既因汴河的現實利益而更加珍視這條運河，也因朝代更迭的歷史經驗而能夠更加客觀地審視隋朝興亡。

詩人梅堯臣《汴渠》詩代表了宋人對汴河功用的理性認知：“我實山野人，不識經濟宜。聞歌汴渠勞，謾綴汴渠詩。汴水源本清，隨分黃河枝……今來雖太平，盡罷未是時。愿循祖宗規，忽益群息之。”梅堯臣雖自謙不懂經濟，卻明確認識到汴河在國家漕運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強調“愿循祖宗規”，延續利用這一水利遺產。這種務實態度背后，是對隋煬帝功過的超越性思考——不再糾纏于個人品行，而是著眼于工程的實際效益。

詩人黃庶《汴河》詩則從國運角度展開論述：“萬艘北來食京師，汴水遂作東南吭。甲兵百萬以為命，千里天下之腑腸。”將汴河定位為國家命脈，其價值遠超一時一代。詩人鄭獬《汴河曲》更以問句質疑單純譴責隋煬帝的論調：“朝漕百舟金，暮漕百舟粟。一歲漕幾舟，京師猶不足……此河百余年，此舟日往復。自從有河來，宜積萬千屋。”通過呈現汴河百年來的實際效益，引導讀者思考歷史評價的復雜性。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詩詞中出現了更多將汴河與民生直接關聯的表達。詩人范成大《汴河》詩序稱“汴自泗州以北皆涸，草木生之”，而詩中“指顧枯河五十年，龍舟早晚定疏川”的期盼，實際上是對汴河功能的肯定，間接承認了隋代開河的長遠價值。這種從現實利益出發的歷史認知，使宋人能夠超越簡單的是非判斷，進入更加理性的歷史思考。

元明界 歷史遠眺中的復雜情感

元明時期，汴河逐漸淤廢，詩人面對的不再是千帆競發的漕運通道，而是殘堤衰柳的歷史遺跡。這種物理形態的變化，深刻地影響了詩人的歷史認知。

元人陳復《宿州作》其三詩云：“城貫長堤柳滿鴉，防秋帶月聽鳴笳。埇橋無復波通漕，靈壁徒聞石臥沙。”詩中“柳滿鴉”三字，以柳色依舊與寒鴉滿枝的意象疊加，道盡了運河廢棄后的荒涼。在這種歷史遠眺中，隋煬帝的形象更加復雜化——既非唐人筆下單純的奢靡之君，也非宋人理性審視的對象，而成為歷史滄桑的象征符號。

這種借運河興廢以詠史的傳統，在明代文人陸深的《行經隋堤有感》中得到了延續：“端委猶堪致太平，龍舟錦纜竟何成。空余細水緣堤曲，別有垂楊帶晚晴……行人誰管興亡事，但說揚州接汴京。”尾聯“行人誰管興亡事，但說揚州接汴京”，道出了民間對隋煬帝評價的微妙變化——不再強調其個人動機，而承認運河的實際功用。這種民間視角的介入，使隋煬帝評價更加多元。

明代中期以后，隨著汴河徹底斷流，詩人對隋煬帝的評說更加趨于歷史化。詩人謝肇淛《隋宮怨》云：“日暮楊花飛似雪，東風吹入故宮來。”以楊花飄零喻繁華消歇，只見暮色中楊花如雪，紛紛揚揚吹入荒涼的隋代故宮，含蓄中透著歷史的無奈。詩人王廷相《蕪城歌》有句：“莫向隋宮問六朝，璚姬玉蕊已煙消。只今惟有湖邊柳，猶對春風學舞腰。”詩歌以柳為媒介，表達的是對歷史興亡的感慨而非道德譴責。這種“物是人非”的書寫模式，實際上將隋煬帝置于更為宏闊的歷史時空之中，評價的尺度也隨之改變。

清代視點 歷史反思與文人寄托

清代詩人面對已經徹底斷流的汴河故道，其創作更多了一種歷史反思的意味。清初詩人李胤巖《隋堤》云：“長堤一望盡荒沙，錦纜當年引翠華。只為江都入夢好，千秋依舊落楊花。”詩句看似延續唐人模式，但“千秋依舊落楊花”的意象已經被賦予更多歷史循環的意味。

詩人王士禛《宿州東門道曰汴堤，古隋堤也，作隋堤曲》：“殿腳三千事已非，隋堤風物尚依稀。玉蛾金繭飄零盡，誰見楊花日暮飛。”詩中“事已非”與“尚依稀”的對照，凸顯了歷史記憶的模糊性與選擇性。詩人侯方域《隋堤》：“隋家天子綠楊堤，萬古春風野鳥啼。幾處吹簫云漠漠，經時拾翠草凄凄。”通過將“隋家天子”與“萬古春風”并置，將個人置于永恒的自然面前，功過似乎都變得不那么重要。

晚清時期，隨著西方思想的傳入，一些詩人開始從更廣闊的歷史視角審視隋煬帝。詩人樊增祥《唐代隋堤柳》組詩中寫道：“興亡如夢夕陽斜，何獨蕪城是帝家。末代可憐端正樹，在前更有后庭花。”樊增祥將隋煬帝置于“末代”的普遍規律中，其個人過錯被理解為某種歷史周期的一部分。這種認知方式，與近代歷史觀念的轉變密切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詩人在評價隋煬帝時，往往寄寓著對當代政治的感慨。詩人蔣湘南《汴河柳枝詞》有句：“莫唱香山亡國樹，只今人說惠民河。”蔣湘南表面上是說民間已忘記歷史教訓，實則暗含對清廷河工政策的批評。這種借古諷今的手法，使隋煬帝評價成為當代政治表達的載體。

歷史評價演進的內在邏輯

縱觀歷代汴河詩詞對隋煬帝評價的變遷，可以觀察到若干內在規律：

其一，時間距離與歷史認知的辯證關系。唐人離隋最近，卻已經開始辯證看待隋煬帝功過；宋人利用汴河最深，反而更多理性分析；元明以后運河廢棄，評價反而更加寬容。這說明歷史評價并非簡單的時間函數，而是與評價者所處的時代語境密切相關。

其二，現實利益對歷史認知的影響。宋人因汴河漕運之利而珍視這條運河，自然會重新審視開河者的歷史地位；明清時期運河改道，汴河不再是現實利益所在，詩人反而能夠更加純粹地抒發歷史感慨。現實關懷與歷史認知之間的互動，構成了評價演變的重要動力。

其三，文學傳統與個體表達的張力。歷代詩人面對汴河，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前代作品的影響。李益開創的“汴水東流”意象被反復使用，皮日休的辯證思路在后世不斷回響。但每個時代的詩人又會在傳統中注入新的理解，使隋煬帝的形象不斷豐富和復雜化。

其四，歷史觀念演變對具體評價的制約。從唐人的“以史為鑒”，到宋人的“理性分析”，再到明清的“滄桑感慨”，背后是中國古代歷史觀念從道德評判向歷史理解的緩慢演進。這種演進不是線性的，而是在反復中逐漸深化。

綜上，汴河詩詞對隋煬帝評價的歷史演進，是中國古代歷史意識發展的一面鏡子。從唐代的道德譴責與初步辯證，到宋代的理性分析與現實關懷，再到元明的歷史遠眺與情感投射，最后到清代的深刻反思與多重寄托，隋煬帝形象經歷了從“罪人”到“復雜歷史人物”的轉變。這一轉變過程表明，歷史評價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變遷不斷被重新書寫。歷代詩人通過汴河這一具體空間，與千年前的隋煬帝展開跨越時空的對話，在對話中不斷調整著評價的天平。這種動態的歷史認知過程本身，比任何固定的結論都更加耐人尋味。汴水長流，詩篇不絕，對隋煬帝的評說也將隨著歷史的延伸而繼續演進。

（作者簡介：孫文歌，文學博士，淮北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余敏輝，歷史學博士，安徽省大運河文化研究會會長，淮北師范大學原副校長、教授。）

大運河與商丘

王良田

大運河商丘段是我國隋唐大運河的重要一段，開鑿于隋朝大業元年（公元605年），唐代稱“汴河”。從開封杞縣進入商丘睢縣境，向東流經商丘睢縣、寧陵縣、梁園區、睢陽區、虞城縣、夏邑縣、永城市七個縣（市、區），從永城市侯嶺街道進入安徽宿州境，全長199.7千米，一般河道寬60米左右，由于歷史上受黃河泛濫影響，現在全部被淤埋于漫漫黃沙之下。

為配合大運河世界文化遺產申報，商丘市文物部門配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從2007年至2013年對大運河商丘段進行了為期7年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在商丘古城南關發現面積達41萬平方米的隋唐宋時期的大運河碼頭遺址，出土大量隋、唐、宋時期的陶瓷器等文物，揭示了這一時期的碼頭遺存文化內涵。在夏邑縣濟陽鎮發掘的一段大運河河道，完整揭露了這段河道的結構情況，在大堤表面發現密集分布的行人腳印和動物蹄印以及大堤南側沿河堤修建的寬達16米的宋代道路，實證了大運河堤是官道、堤外有道路的文獻記載。在南堤內側靠近河道水面處發現一處宋代“木岸狹河”治水建筑基址，實證了史書記載宋代發明使用于運河清淤治水技術“木岸狹河”的真實存在。

2014年6月，在卡塔爾首都多哈召開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大運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基于商丘豐富的大運河考古資料，大運河商丘南關段、商丘夏邑段成為大運河河南段七處世界文化遺產點段中的兩個，填補了商丘沒有世界文化遺產的空白。（作者系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級研究員）

來源：商丘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