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宋遂良與茅獎讀書班

宋遂良參加首屆茅獎讀書班存影

“清氣·宋遂良文學文獻展”的平行研究成果《清氣·宋遂良文學文獻研究》于近日出版。書中系統呈現了評論家宋遂良所藏書信、日記、筆記、相冊及各類學習、生活與工作文獻，并圍繞這些文獻展開歷史研究，生動再現了宋遂良的成長歷程、心靈軌跡與文學之路，折射出他與時代變遷、高等教育發展、知名專家學者及當代文學演進之間的密切關聯。書中首次披露他的三屆茅盾文學獎讀書班日記，對還原當代文學重要歷史現場、聚焦文學進程中的細節，具有精微呈現和豐富補充的學術價值。

《清氣·宋遂良文學文獻研究》

臧杰 著

湖南文藝出版社

文｜臧杰

1

結緣讀書班

宋遂良結緣第一、二、三屆茅盾文學獎評獎，最早起于《文藝報》在北京召集的系列讀書班活動。首個讀書班，針對的是長篇小說，始辦于1979年12月。1980年5月，《文藝報》又在陶然亭舉辦了第二次長篇小說讀書班。1981年，《文藝報》受中國作家協會委托負責召集中篇小說（1977－1981）評獎，于是年2月在蘇州胡同一機部招待所舉辦了“中篇小說讀書班”。1982年，適值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40周年，《文藝報》于2月10日至3月10日在西苑賓館舉辦了“讀書寫作班”。

宋遂良參加的是1979年班和1982年班。首屆茅盾文學獎評獎的讀書班成員，大多來自這四次讀書班，其中1982年“讀書寫作班”和首屆茅盾文學獎讀書班在時間上是連貫的。

從宋遂良1982年讀書班日記可知，2月11日，他入班的次日，見到時任《文藝報》編輯部主任謝永旺等人后，“謝永旺當即讓我留下參加長篇評獎”，這個“長篇評獎”正是首屆茅盾文學獎。

1981年3月，原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后稱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茅盾病重，在3月27日辭世前留下遺愿，將自己的25萬元稿費捐出設立文學獎金。4月20日，中國作家協會在全國政協禮堂第三會議室召開主席團擴大會議，成立茅盾文學獎金委員會。謝永旺也在是次會議后，受命籌備組織首屆茅盾文學獎評選。

2

隨意擺開的木凳

1982年3月12日，宋遂良轉入首屆茅盾文學獎讀書班。該班設于香山昭廟內，遠比“讀書寫作班”的條件艱苦。讀書班所用房間，一處為大堂一側的兩個小房間，是給女成員用的；十幾個男成員，則住在大堂外的一排矮平房內。

讀書班成員計有周介人（《上海文學》）、何鎮邦（北京回民中學）、蔡葵（《文學評論》）、黃偉宗（中山大學）、馮放（湖南作協理論研究室）、陳美蘭（武漢大學）等。

據陳美蘭回憶，班內還有童慶炳（北京師大）、吳松亭（江西《創作評譚》）、吳秀明（杭州大學），另《文藝報》孫武臣、鐘藝兵也參與其間。作協創作研究室等是評獎工作的責任單位，由謝永旺創設并領導；郭小川之子郭小林則做秘書工作，王瑤之女王超冰作為1981屆北京大學畢業生剛剛分配進作協工作，也來幫忙。

有關讀書班所讀選目的情況，宋遂良存有《“茅盾文學獎”評選情況簡報》三期。從三期簡報不難看出，“茅盾文學獎”在最初構劃應不僅包括“長篇小說”，或還有其他體裁選項；推薦單位亦分為省級作家協會、文學期刊和出版社；在讀書班開啟前，候選的長篇小說篇目為134部。

讀書班的第一次討論，舍掉了34部，余下100部；第二次討論，頭天上午30部，下午15部，至次日整天的討論后，剩下了23部。

3月25日，時任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的張光年參與座談，提出了“反映時代，創造典型，益人神志，感人肺腑”四句話作為評選標準。次日，讀書班最后確定了向評委會提交的十七部作品名單，并分列出一二三等，其中《李自成》《許茂和他的女兒們》《黃河東流去》列為一等；《漩流》《金甌缺》《寶姑》《芙蓉鎮》《沉重的翅膀》《東方》等列為二等，余幾部都為三等。

陳美蘭曾有回憶說：大家坐在隨意擺開的木凳上，光年同志認真地聽著各人對一些作品的評價。他本人作為茅盾文學獎評委會的副主任（主任是巴金先生）除了強調評獎應掌握的原則外，絕無對評選的作品劃任何框框。這種民主的、平等的作風，是中國新文學界應有之風。

宋遂良離開讀書班后，郭小林于1982年6月10日寫有一封信給他，道及了后續的一些情形：

自你走后，香山的讀書會辦到4月23日便結束了，詳細情況你已從旁的渠道了解了，我就不多說了。我們自五月中旬起又辦了一期讀書會，由預選小組的五個人加上了張光年同志參加，預計六月十七日結束。現在經過一段時間的閱讀、討論，初步定下了篇目（也就是我們在香山劃定的范圍），但老同志還有些不放心，又挑選了一些書在看，但估計也不會再發現什么遺珠了。長篇書目，經過幾個月的整理，終于弄出來了，但肯定還會有漏、錯，希宋老師給以補正。

3

批評家的審美分歧

宋遂良參加第二屆茅盾文學獎讀書班時，他已于1983年調入山東師范大學。在抵達北京的五天前，山東師范大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經田仲濟先生推薦，他被安排主持研究中心的工作。故而，他的“讀書班”之行，滿懷著對新崗位工作的牽掛。

第二屆茅盾文學獎讀書班的入班通知，宋遂良是在1984年10月29日收到的，系何鎮邦所寄——他已在首屆茅盾文學獎評選結束后調入了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室。11月7日，宋遂良又收到創研室寄來分工閱讀的長篇小說：《天國恨》《大渡魂》《莽秀才造反記》《迎春花》。可見，第二屆“茅獎”評選啟動得較早。

何鎮邦在9月17日寫給宋遂良的信中稱，他已參與第二屆讀書班的具體工作，并在方法上“略有調整”。將部分推薦書目提前寄給讀書班成員，即是新舉措之一：“大家先讀起來，明春在京集中時，可以多議作品和探討創作問題。”

12月22日，宋遂良到張煒家小坐。張煒告訴他，自己與王潤滋也醞釀了一個茅盾獎的候選名單，計有：《沉重的翅膀》《北國草》《黃河東流去》《河魂》《故土》《新星》《男人的風格》《醉鄉》《兩代風流》《鐘鼓樓》《花園街五號》《大后方》《彩虹坪》。宋遂良一一做了抄錄，以備參考。由王潤滋、張煒的熱心“預選”亦可看出，茅盾文學獎的評選影響，在文學界已深入人心。

第二屆“茅獎”讀書班正式開班是在1985年3月20日，地點為北京西山招待所。作為剛剛“歸來”登場的評論家，宋遂良所感受到的“代際變化”和話語轉型，已很鮮明。在班內，他接觸到了以劉齊為代表的年輕人，“我們這一代人的弱點或者說與他們的不同”，不僅表現在情感處置上，也表現在專業上。在作品討論期間，以劉齊為首的青年同志一度力推一部寫計算機和改革的小說，并引起了內部強烈的爭論，“顯示了新派批評家與傳統派之間的審美分歧”。

在這屆讀書班的日記中，宋遂良似有更清晰的題材區分意識，對軍事題材、現實題材、歷史題材、民族文學作品等一一作了明示，而且讀書班議程明顯有分題材討論的情形。按照題材，分門別類地確定入選作品，會否對最終的評獎傾向產生影響？盡管非讀書班能夠主導，但也可見部分端倪。

宋遂良還于4月21日專門為劉心武的《鐘鼓樓》寫了一則閱評意見，推薦將其列為初選篇目。這則意見肯定與問題提示兼有——明確了小說在主題上的新意、題材上的開拓，以及藝術上的特色，同時也指出其“桔瓣式”的結構顯現出了蕪雜性；拾遺式和展覽式的民俗書寫，使得形象塑造有所游離。

4

北戴河之行

第三屆茅盾文學獎讀書班的開班計劃始于1988年11月。讀書班的邀請信寫于1988年11月26日——

第三屆茅盾文學獎又將開始，我們仍想請您參加初選讀書班，不知尊意如何？程序安排基本上仍按上一屆那樣，先分頭閱讀，再找時間集中二十來天。此外亦想如上一屆那樣，希望讀書班的同仁堅持到底，以保持工作的連續性，使初選相對準確。

據時任創研室（后改稱創作研究部）副主任的顧驤撰文回憶：

1988年12月，我部又一次提出按預定計劃開展第三屆茅盾文學獎的籌備工作報告，并隨即開展工作。程序一如以往。截至1989年3月，全國各地向評獎辦公室共推薦作品104部。稍后，邀聘了22位評論家組成讀書班。

顧驤在是文中借助中國作協的檔案資料，明確第一屆讀書班成員有評論家、編輯19人，第二屆讀書班成員為20人，第三屆為22人。同時他對讀書班的作用做了廓清——

在每屆茅盾文學獎評獎準備過程中有一個環節：邀請若干評論工作者、編輯組成讀書班，這些同志對長篇小說有比較專門的研究，做了十分重要的篩選工作，讀書班是評獎活動中十分重要的一環。但是茅盾文學獎不是兩級（初評、終評）評選。讀書班是評委會的工作班子，任務是對各地推薦的大量作品進行篩選，提出供評委閱讀的書目。讀書班提出的閱讀書目沒有法的效力，沒有榮譽意義。評獎辦公室可以在讀書班提出的閱讀書目基礎上增加書目供評委閱讀（如第二屆茅盾文學獎評獎活動），評委本身更可以建議增加閱讀書目，只要經過評委1人提議、2人附議的程序即成（如第三屆茅盾文學獎評委活動）。

顧驤說，到第二屆評獎時，茅盾文學獎全套的方法、制度、原則、程序、規定等已基本成形。中國作協書記處1991年通過的《茅盾文學獎評獎辦法》，即是對1985年整套方法、原則的系統整理。

至1990年7月5日第三屆茅盾文學獎讀書班在北戴河中國作家協會“創作之家”開班時，入班人選有了些微變動。宋遂良對何鎮邦沒能入班頗有幾分不平。他和何鎮邦是復旦大學中文系1956級的同學，相交多年，友誼多年。但二人在長篇小說的看法上，卻各秉已見。對新時期長篇小說的整體評價，何鎮邦屬于“方興未艾派”，而宋遂良則是“未興未艾派”。1986年8月4日何鎮邦在《文匯報》發表《新時期長篇小說創作的總體評價》，認為新時期長篇小說在題材廓大、思想開掘、藝術創新等方面，成果不可低估。宋遂良隨即撰文《對長篇小說創作現狀的一點看法》，與“何鎮邦同志商榷”——認為：“我國長篇小說創作目前還處于一個積累、開拓、探索的時期，若以出現史詩性的、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優秀作品為標志，則離真正的成熟和繁榮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

第三屆“茅獎”讀書班的進程期間，適值宋遂良的女兒傅早芳高考。對女兒的牽掛，在他的日記中留下了濃重一筆。7月6日，他和蔡葵入海暢游，適逢大浪，他竟和蔡葵說，如果淹死，務必9日后再通知家里，以免影響女兒考試。那份作為父親的深情袒露無遺。相較而言，讀書感受和討論記得比較簡約。對班外的文壇動向的變動，卻有著很深的關注。大抵少說話、多觀察也成為了他當時心境的一份投射。

（本文摘選自《清氣·宋遂良文學文獻研究》，內容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