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郭相穎：一生鐘愛大足石刻||巴蜀史志編輯部

郭相穎：一生鐘愛大足石刻

本刊編輯部

郭相穎祖籍重慶銅梁，曾任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今大足石刻研究院）黨組書記、首任館長，文博研究館員，重慶市第一屆人大代表，市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多屆市、縣政協委員。1998年，郭相穎被聘為重慶市文史研究館館員。郭相穎一直致力于大足石刻的保護、研究及宣傳工作，為大足石刻著書立說甚多，也為許多到大足觀光的國家領導人和國際政要講解大足石刻，為大足石刻的保護利用工作貢獻力量。郭相穎被先后授予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2025年感動重慶十大人物、國家文物博物館系統先進個人、鄭振鐸王冶秋文物保護獎個人獎、重慶直轄10年建設功臣等榮譽。如今，郭相穎已是耄耋之年，仍熱衷于大足石刻的保護利用研究工作。

一、外行變內行

郭相穎曾先后在大足化龍、城關、三驅等小學任教，對石窟文化并無研究，平時愛好繪畫，在工作之余常到北山寫生。1974年，原駐守北山石刻的同志去世，大足縣文化教育局調派郭相穎到北山駐守。郭相穎安頓好妻兒后，只身一人上了北山。

那時北山尚未開發，環境荒涼，生活條件艱苦，上山都是爛泥路，山上只有一幢小屋可居住，沒有現成的食物和水源，飲水吃菜只能下山背。到北山的前半年，郭相穎開荒種菜，開辟水源，逐漸安頓好在北山的生活。

郭相穎初上北山的主要工作是學習。駐守前，他在北山寫生時只看到石刻精美，對石刻背后的文化并不了解。駐守北山后，他利用兩本佛學資料和一本石刻手稿自主學習、研究石刻文化。當時有許多外地學者到北山考察，在與他們的交談中，郭相穎加深了對石刻文化的認識。

后來，國家文物局要求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建檔，建檔內容包含文字資料和圖像資料。

“文字資料可以撰寫，但當時科技不發達，單位沒有照相機，加上沒有測繪人才，留存圖像資料就成為難題。當時我想，既然沒有辦法拍照，就用最原始的辦法畫下來。”郭相穎回憶道。

于是，郭相穎主動提出承擔北山圖像資料的繪制工作。白天獨自在造像處測量取樣，他在軟尺的一頭綁一塊石頭，然后拉著另一頭測量距離，再用竹竿垂直標記尺寸。為了確保資料的準確性，他花了大量時間測量和計算比例，白天先在廢報紙畫草稿圖，晚上再回到住所伴著一盞煤油燈精心繪制。花了兩年多時間，他把包括北山和寶頂山石刻造像在內的上萬尊造像繪制在了一張20余米長的長卷上。

1984年，郭相穎調到大足縣人民政府任副縣長，分管城市建設、國土資源、文化及宗教等相關工作。回憶起在北山的10年，郭相穎說：“那是一段艱苦又收獲頗豐的經歷，是一個從外行變成內行的時期。”

二、讓大足石刻走向世界

在大足縣人民政府工作期間，郭相穎組織并參與兩次文物普查工作。在文物普查前，大足縣的文物保護單位只有13個。普查后，大足縣文物的情況基本被摸清，文物保護單位增至75個。

“當時縣委、縣政府提出，要讓大足石刻走向世界。我在縣政府從事文物工作，后來回到博物館擔任館長依然從事文物工作，讓大足石刻走向世界，我覺得我有義不容辭的責任。”郭相穎撰寫了多篇介紹大足石刻的文章，并在成都、廣州、北京等地組辦展覽，推動大足石刻對外宣傳工作。

駐守北山的10年，不僅讓郭相穎對大足石刻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更讓他對其產生了深厚的感情。1990年，郭相穎給重慶市委書記和市長寫信，請求回到大足縣文物保管所工作。后來他回憶起這一決定：“比我會當副縣長的人好找，但像我這樣對大足石刻有著深厚感情并熱愛文物事業的人或許并不多。”

回到大足縣文物保管所，郭相穎著手組建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推進大足石刻保護、研究、宣傳等工作。1993年前后，國家文物局派專家到大足指導文物保護工作，他從專家口中得知，國家文物局把大足石刻列入了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預備清單。當時郭相穎并不了解“世界遺產”意味著什么，后來打聽才得知敦煌壁畫已在1987年成功申報，同一批次中國只有6項遺產申報成功。郭相穎心想，如果申報成功，將有力推動大足石刻走向世界。于是，他立即著手申報工作。

要達到“申遺”標準，必須開展景區治理，這意味著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及財力。郭相穎說：“我們整治景區環境、加強文物保護和研究，就算申報不成，對大足旅游業的發展也有好處。”最終，郭相穎得到國家文物局專家和市、縣政府領導的支持。

大足石刻最初申報項目只包括寶頂山石刻，但郭相穎認為單獨申報寶頂山石刻不夠，北山石刻也很重要，于是說服重慶市政府同時申報寶頂山和北山石刻。后重慶市政府成立申報委員會，正式開始申報工作。

在申報過程中，郭相穎又說服重慶市政府領導加上體現道教文化的南山石刻：“北山、寶頂山為佛教石刻，都屬于印度傳來的佛教文化，只申報佛教石刻，無法體現中國本土文化。”

后來，看到峨眉山在申報《世界遺產名錄》時，連同樂山大佛一起申報，郭相穎也想把佛道交融的石門山石刻和融合儒釋道的石篆山石刻一同申報。于是，他找到來大足指導環境整治的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司保護管理處處長郭旃，請郭旃在會議中提出加上石門山、石篆山石刻。就這樣，大足共申報5處石刻，涵蓋儒釋道三教造像，基本全面反映了大足石刻的樣貌及特色。

申報工作進入評審階段，郭相穎以中國代表團成員、遺產地專家代表的身份，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3屆主席團會議和締約國大會。評審現場，郭相穎向評審團介紹大足石刻，回答相關問題。評審現場各國來賓眾多，郭相穎一行只帶了英文翻譯，雖又在現場臨時請了一位法語翻譯，但語言交流仍比較困難。申報材料根據5處石刻分別印了5份，現場不少評審人員誤認為要申報5個“世界遺產”。溝通上的困難讓郭相穎心急如焚，情急之下他拿出20年前在北山畫的白描長卷，將長卷中的畫像與提交的圖片資料一一對比。“我指一下照片上的千手觀音，又指一下長卷中的千手觀音，他們明白了長卷中的畫像是真實的石刻，也理解了大足石刻是一個整體，體量龐大、題材豐富。”就這樣，郭相穎形象地讓評審團真正了解了大足石刻的價值。

1999年12月，大足石刻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郭相穎走出摩洛哥的會議大廳，激動地打電話向大足報喜。

申報成功后，大足石刻知名度得到提升，外來游客逐漸增多，石刻的保護與宣傳工作也更受重視，郭相穎牽頭組建的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也有了更多人才加入。他說：“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這輩子就想做好一件事：讓大足石刻景區熱鬧起來。”

三、潛心巴蜀石窟文化研究

郭相穎不僅對大足石刻有深入研究，同時對巴蜀地區石窟文化也有深刻認識。他認為，巴蜀地區石窟造像的整體性是行政區劃無法分割的，除同在四川盆地，地理位置緊緊相鄰外，四川和重慶石刻文化的整體性還與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息息相關。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有四條路線：從印度經緬甸傳到云南的“南傳佛教”；由印度經尼泊爾達西藏傳入的“藏傳佛教”；從印度通過海航到中國東南沿海的“海傳佛教”；通過絲綢之路經新疆傳入中國的“北傳佛教”。而在中國留下石窟數量較多、影響較大的一條路線就是“北傳佛教”，經絲綢之路到新疆、甘肅等地，再到秦嶺山脈西端分南北兩路發展，北路寧夏、陜西、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等地石窟構成華北豐富多彩的石窟文化藝術，南路越秦嶺山脈進入四川盆地，在廣元、巴中、安岳、大足、眉山、夾江、蒲江、樂山等地開鑿有多達幾處或幾十處造像。在這條線路影響下，四川盆地內有200多處知名石窟造像，石窟寺文物點位數居全國第一，被譽為“中國石窟藝術的下半闋”。

四川、重慶兩地石窟系同一條路線傳入，其石窟造像多有相似之處。郭相穎說：“四川安岳與重慶大足相鄰，在接壤處，安岳茗山寺的護法像和寶頂山的護法像就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我的解釋只有一個，那就是它們是同一批匠人的造像，因為當時沒有克隆技術，也沒有3D打印。所以我在文章和書里都表示研究大足石刻就必須研究安岳石刻，因為它們在過去同是一個教區、一個教派，兩地關系非常密切。”郭相穎主張將兩地石窟從文化淵源到具體造像題材一起研究，促進兩地石窟的保護利用以及旅游業發展。

石窟藝術源于古印度佛教活動，也是佛教進入中國的重要傳播手段，而中國本土的儒教、道教本身并無石窟開鑿傳統。隨著佛教的傳入，儒教、道教、佛教經歷從相互對抗到相互融合的過程。三教之間除互相學習教義外，在傳播手段方面也互相影響，逐漸出現道教造像、儒教造像。巴蜀地區石窟造像有一共同特點是儒、釋、道三教造像同時存在，體現“三教合一”思想。對大足石刻的造像特點，郭相穎在《大足石刻解讀》一書中進行了詳細闡釋：“大足石刻中的道教造像，具有神系完整、神階明確、雕工精美、時代特色鮮明等特點，堪稱中國道教石窟造像之代表。大足石刻中的儒教造像，除了孔子與釋迦、老君同龕之外，還有單純的儒教龕，孔子居中，儼然佛祖道君，兩側分立顏回、仲由等十哲弟子，亦儼然菩薩、貞人。文廟中出現孔子像可謂多如牛毛，但于石窟中出現孔子及十哲像實屬鳳毛麟角。在‘三教一致’和‘三教鼎立’之時，并無此現象，于此可見宋時儒家‘宗教化’日益加深。”

四、為石刻保護利用貢獻力量

郭相穎說，從今時看舊事，不能用簡單的方法，而需要考慮舊時社會條件的局限性。如今科學技術的發達程度是以往無法想象的，石刻保護工作有了許多新技術新手段，大足石刻在運用科學技術進行保護利用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有不少成熟案例。但唯有一個短板，就是防治風化問題。

石刻是暴露在大自然的文物，不同于其他文物可以搬進博物館，控制周圍環境。所有石刻都在大自然中經歷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風吹日曬，而如今化學手段的防風化只能維持10—15年。郭相穎認為，傳統的貼金工藝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比如大足寶頂山的千手觀音，為中國石窟藝術中規模最大的千手觀音像，近年采用傳統貼金手段保護成效顯著，除增強視覺效果外，防風化效果在川渝這一潮濕地區尤其顯著。

但不少人對該手段持反對意見，認為貼金掩蓋了文物原本的面貌，對此郭相穎有不同的觀點：“其實文物已經存在幾百年甚至上千年，每個人看到的文物的樣貌都是文物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生命中短暫的、階段性的樣貌，我們無法倒回去看它的原貌，所有的石刻都是新了又舊，舊了又新，在現代科技暫時沒有辦法克服這一問題之前，我們不妨用傳統的辦法來解決。”

本文內容系原創

轉載請注明：“來源：方志四川”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原載《巴蜀史志》2025年第5期“巴蜀石窟文化專刊”）

作者：巴蜀史志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