敗類張向斌竊取情報二十年，泄密五千余份，最終下場令人拍手稱快

1996年夏天，某國首都的一家中餐館里，兩個中國人坐在角落位置，一邊吃著水煮魚，一邊隨口聊起國內的形勢。桌上的啤酒起了小泡，話題從天氣、物價，慢慢扯到工作、到單位，再到“你們國內最近忙什么”。乍一聽，只是普通同事間的閑談，氣氛輕松，笑聲不斷。

誰也沒想到，從那樣幾句看似隨意的閑聊起，一個受過嚴格保密教育的干部，開始在不知不覺間，一點點把自己推向深淵。二十年后，國家安全機關從他的電腦和U盤里起獲了五千多份情報，其中絕密級近六十份。這場由一頓飯引出的背叛，代價之大，令人心寒。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時間往前撥二十多年，完全是另一番畫面。同樣是飯桌，同樣是期盼，只不過那時的桌子，是廣西農村里打著補丁的舊方桌，上面只有一盤青菜、一碗咸菜。張向斌的父母，一邊看著捧著錄取通知書的兒子，一邊偷偷抹眼淚，只覺得這輩子的苦，總算沒白吃。

一頭是寒門出貴子的喜悅，一頭是賣國賊伏法的結局，中間隔著的，不過二十多年光景。

一、從窮苦人家走出的“國家培養對象”

1970年，張向斌出生在廣西農村。那時候的農村，缺吃少穿是常態，孩子餓肚子、穿打補丁的衣服，不算什么稀罕事。家里窮得很普通，普通到一點意外就可能揭不開鍋。

為了張向斌的學費，夫妻倆跑遍了親戚鄰居，能借的都借了，有時候還得硬著頭皮上門第二次。有人給，有人搖頭，有人嘴上不說什么，背地里嘀咕：“讀那么多書有什么用，還不如早點出來干活掙工分。”

在那樣的環境里，能一直把孩子送到高中，已經不容易。張向斌在學校里，性格偏內向，跟同學玩得不多，存在感不算強，但成績還算扎實，老師提起他，多半會用一句“這娃還算用功”。

1988年前后，他考上了北京外國語學院。一個廣西農村出來的窮小子，拿到首都高校的錄取通知書，對當時的很多家庭來說，幾乎就是“祖墳冒青煙”的好事。那一年，他十八歲。

父母拿著錄取通知書，反復看，字認不全，卻能看出“北京”二字。有人來道喜，說“這下你們老兩口有福了”，他們只是笑，不太會說客氣話，但心里明白，這孩子以后能不能翻身，就看這一步了。

到了北外，這個從山村出來的年輕人被老師注意到了。專業課老師知道他家境困難，一邊幫他申請貧困補助，一邊給他補基礎。那幾年，國家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逐漸加大，對家庭困難的學生，也有專門資助渠道。可以說，如果沒有國家的那套資助體系，他繼續往前走，就很難。

四年后，他順利畢業。憑借外語專業優勢和不錯的成績，他進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被分配到亞洲二局，負責東北亞及印支地區國家相關對外工作中的翻譯任務。

剛工作那幾年，他在單位里很積極，加班翻譯材料，仔細琢磨措辭。上級看在眼里，覺得這小伙子踏實可靠。于是，輪到選派駐外人員時，他成了人選之一。

二、“朋友”的糖衣炮彈和一步步失守的底線

1996年，張向斌被派往某國，擔任長駐人員，主要任務仍是翻譯和聯絡。對一個出身農村的青年干部來說，突然來到陌生的國度，表面光鮮，內心難免惶惑。

就在這種狀態下，某國外交部的A某出現了。在一次正式接觸中，兩人因為翻譯工作認識。不同于不少本地官員客客氣氣、卻多少帶點冷淡的態度，A某顯得格外熱情，主動說要“幫忙照應一下異鄉來的朋友”。

“有空一起吃個飯？你一個人在這邊，多多少少不習慣。”類似的話，說得自然，不顯痕跡。

那之后，A某開始頻繁邀請他吃飯、喝酒、游玩，帶他熟悉當地環境，教他怎么和本地人打交道，甚至給他提翻譯上的建議。對于一個剛到國外的中國干部來說，這樣一個“老鄉式”的人物，很容易讓人放松警惕。

可只要稍微了解一點反間諜工作的人就知道，這正是常見的鋪墊。真正危險的地方，不在于“追問機密”，而在于慢慢消耗對方的防備心。

有一次，兩人吃了飯，在街邊散步，A某隨口問：“你們國內現在年輕人壓力大不大？聽說你們單位挺忙的，工作內容應該很復雜吧？”

之后的很多聊天，都是類似的路子。一開始問“你們城市哪兒好玩”，接著問“國內最近有什么大活動”，再后來，夾雜幾句“那你們一般怎么安排外事接觸”“某某國家你們怎么看”這類略帶敏感的問題。

對外聯絡工作本身就與外交、對外關系相關，一些非涉密的觀點、判斷，在單位內部討論得多了，說起來也順口。張向斌在輕松氛圍里，多說幾句，不覺得有什么。久而久之，他習慣了在這個“朋友”面前透露一些自己掌握的情況，其中難免有屬于工作內部的信息。

在很多泄密案例中，涉事人員都經歷過類似過程：并非一開始就被明明白白地問“機密是什么”，而是一步步被帶著，把工作里的東西當成“聊天的素材”。

到了某個節點，A某顯露出真實身份，背后的情報機構，也終于從試探階段，走向實質策反階段。

那天，在一次相對隱蔽的會面里，A某攤開話題：“其實，我真實的工作，你大概也能猜到一些。我很看重你，我們可以更深一步合作。你只要提供一些材料，對你沒有壞處，反而能得到不少好處。”

張向斌當時的第一反應，是拒絕。他清楚自己的身份，也明白國家給過自己的機會。他知道，“泄密”兩個字意味著什么。

不過，A某沒有急。他手里握著三樣東西：多年積累下的“交情”，可以拿出的“利益”，以及足以讓對方害怕的“把柄”。

“你想想，你這些年，跟我說過多少你們內部的事情？要是上面認真查，你解釋得清嗎？我不希望你有麻煩。”這話，說得不輕不重，卻踩在了對方心里的那根弦上。

緊接著，是許諾高額回報。“你只是提供一些對你來說不重要的小材料，誰也不會知道，對你自己也有好處。”這類話聽多了，對弱點稍重的人，很容易動心。

一邊是“身敗名裂”的恐嚇，一邊是“繼續體面生活、還有錢賺”的誘惑。站在那個岔路口，他選錯了方向。

第一次任務，通常不會給太難的內容，這在很多情報機關的策反套路中，是共性。張向斌接到的初次“任務”，不過是從內部網絡里拷貝一些級別不高的材料，有的甚至在公開渠道稍加搜索也能查到類似信息。

他按要求做了，傳給對方，拿到了遠遠超出自己工資水平的一筆錢。

這種“試探式合作”，在心理上有很強的破壞力。人一旦越過那條心里的紅線，后面再往前多邁幾步，就容易得多。第一次的緊張和不安，很快在大量金錢帶來的刺激中被壓下去了。

A某繼續扮演“開導者”的角色：“你看，不也沒出什么事嗎？你這么優秀，理應過更好的生活。”而他帶張向斌體驗的消費場所，也從普通飯店，換成了高檔娛樂場所。

花錢的地方多了，口袋空得更快。這時候，那條本該死守的底線，就成了可以一次次讓步的東西。

張向斌逐漸從“被動提供”變成“主動揣度對方需要”。這條路，一旦走到這個份上，再談“收手”，幾乎已經不現實了。

三、十二年駐外、二十年泄密：從骨子里變成“賣國工具”

在駐外期間，張向斌的職位和身份，都有不少變化。表面看，他是表現出色的干部，外語能力強，工作熟練，晉升也算順利。

而在生活層面，他逐漸放縱自己。拿到大量錢財之后，他開始頻繁嫖娼，與多名外國女性保持不正當關系。據公開報道，他甚至和駐在國的一名女性官員生下了兩個私生子，生活極為奢靡。

這種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巨大的隱患。男女關系、金錢開支，很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成為繼續控制他的“繩索”。從現實效果來看，他確實已經徹底成為境外情報機關手里的“工具人”。

2008年前后，他提出辭職申請，理由是對長期駐外工作感到疲憊，希望回國另謀出路。單位當時并沒有掌握他泄密的證據，考慮到他多年在外工作，也就批準了。

在很多人眼里，這不過是一個老駐外干部想回國換個環境，沒什么特別。但對他自己來說，這是一個轉折。離開崗位之前，他動了一個更惡毒的念頭：趁著還能接觸內部網絡，再多拷貝一些重要資料，作為今后繼續出賣的“資本”。

回國之后，他沒有一次性把這批資料全部交出去，而是采取“分批出售”的方式。每次拿出一部分，提高要價，讓對方持續買單。對境外情報機關來說，這樣的“長期供貨者”，價值不小。

從1996年真正落入圈套，到2016年被抓獲，中間整整二十年。他從駐外翻譯，到賣情報為生的“渠道”，身份在機關檔案里只是一行字的變化，實質上卻從“國家干部”變成了“長期間諜活動參與者”。

2016年，廣西壯族自治區國家安全廳在工作中發現線索，指向張向斌涉嫌向境外提供大量國家秘密。安全機關對他的活動、接觸對象、資金流向，進行了細致調查和取證。

同年，他在家中被依法抓獲。辦案人員在他電腦、光盤、U盤等存儲介質里，查到了驚人的情報數量：超過五千二百份。

其中，絕密級情報五十九份，機密級情報八百四十八份，秘密級情報五百四十一份。僅從數字上看，就足以讓人倒吸一口涼氣。

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國家秘密分為三個等級：秘密、機密、絕密。秘密級，泄露后會對國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一般危害；機密級，危害程度更重；絕密級，則是“最重要的國家秘密”，一旦泄露，會對國家安全、利益造成“特別嚴重的損害”。

不少人可能沒有直觀概念。可以打個比方，高考各科試卷，在保密等級上就屬于絕密。只要想一想，假如高考試題提前泄露，會對社會造成多大震蕩，就能大致理解“絕密”這兩個字有多重。

張向斌泄露的絕密情報，不止一份，而是五十九份。這些情報涉及的領域，并未全部公開，但從案件報道里可以看出，其中不少與我國重大外交安排、對外方針、涉外合作等緊密相關。一旦掌握在對手手中，很容易被用來對沖、干擾乃至破壞我國的戰略部署。

他從對方那里拿到的每一筆錢，背后都是國家安全被侵蝕的代價。那些在賬面上看不見的損失，往往體現在談判桌上的被動、國際斗爭中的掣肘。

面對國家安全機關擺出的證據，張向斌對自己的行為供認不諱。他在接受采訪時，只說了一句頗為刺耳的話：“到底是哪個組織，哪個個人，讓我上了圈套，我也在拼命地找。”

這句話，有點像卸責，又有點像自嘲。他似乎還把自己看成是“被人利用的受害者”。但如果把他的二十年行為串起來看，很難說這只是“上了圈套”那么簡單。走到這種地步，靠的不是一時糊涂，而是一次次主動選擇。

四、審判與結局：貪欲埋下的終極代價

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后，相關事實逐條被查清。泄密的數量、密級、時間線，資金往來記錄，境外接頭情況，都有確定證據鏈。

2019年2月，廣西百色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張向斌案作出一審判決。罪名包括間諜罪、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等。法院依法判處其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對于這樣一個長期為境外情報機關服務、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人而言，這樣的判決，在法律框架內可以說是極為嚴厲的回應。

同年11月，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在公開報道中，披露了包括張向斌案在內的三起重大間諜案件。至此，這個曾被視作“有前途的翻譯人才”的人物，以“賣國賊”的身份，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他從一個農村孩子，成長為首都重點高校的大學生，再成為對外聯絡系統的骨干翻譯，這是很多人眼里標準的“逆襲”軌跡。國家投入資金和資源培養他，組織給了他平臺，老師幫過他，同事信任他，上級提攜他。

但在面對金錢誘惑、私欲膨脹的時候，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選擇了背叛。泄露一份情報，獲得一筆錢，就離深淵更近一步。他把這條路當成了所謂“賺錢門路”，直到天網收緊。

從法律角度看，他觸犯的是最嚴重的幾類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從情理角度看，他辜負的是父母的期望、老師的栽培、國家的信任。

張向斌的父母，當年砸鍋賣鐵送他讀書，是希望他別再過窮日子。讀書，的確改變了他的命運，只不過改變之后，他自己做了什么樣的選擇，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讀書可以開眼界，可以讓人懂得更多道理，但讀書并不會替一個成年人做抉擇。走哪個方向，在哪個節點停下還是繼續，最終決定權都在當事人手里。

張向斌在關鍵時刻，把秤砣壓在了金錢、享樂和私欲一邊，而不是壓在國家和人民這一邊。到了宣判那一刻，一切都沒有回旋余地。

從案卷里的數字能看到的是五千多份情報、上千份高等級秘密，從看不見的角度講，是二十多年里，在外事舞臺背后，一雙雙伸過來的手，悄悄被他牽了過去。

一個人是怎樣變成“賣國工具”的，這個案子給出了相當清晰的路徑：從被照顧的窮學生，到被信任的年輕干部，再到被境外勢力盯上的對象，繼而在“交情、利益、威脅”的三重夾擊下，主動墜落。

也正因為如此，他的下場才格外具有警示意味。對于任何一個掌握一定權力、特別是掌握重要信息的人來說，真正危險的，往往不是一兩次“疏忽”，而是一次次在欲望面前的退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