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年輕的教宗》
悄然間，我們對暴力的容忍，又向后退了一步。
以美國對委內瑞拉、伊朗發起的兩場“斬首行動”為代表，曾經被國際法、主權原則和外交慣例構筑起的國際秩序，已變得脆弱不堪，整個世界正退回拳頭說了算的“叢林法則”世界。
比強權宣示它的力量更令人不安的，是道德不再能夠約束暴力的使用。道德雖不能直接阻止炸彈的落下，但它讓暴力的行使者付出更高的道義成本，不得不審慎地使用暴力。當道德的約束力衰弱，暴力使用者不必支付這筆成本，意味著更暴烈的暴力的到來。
道德的退讓往往始于沉默。對正在發生的暴力的沉默，縱容了暴力使用者不斷試探，不斷突破底線。然而，這種沉默始于何處？均衡的態勢如何崩塌？它能抵達的最壞結果是什么？
盡管我們無法知曉未來的走向，但已發生的歷史，向我們展示的道德沉默所付出的代價，足以讓我們心有戚戚。
01
沉默是如何發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被我們銘記、反復講述，不僅是因為史無前例的戰爭烈度，更因為這場戰爭在道德的沉默中走向了徹底的瘋狂。
在納粹開動國家機器對猶太人進行瘋狂屠殺的時候，有一人的沉默影響深遠，至今仍被歷史學家們反復討論：尤金尼奧·帕切利，天主教會的第260任教宗，稱號為“庇護十二世”。在歐洲最黑暗的歲月，庇護十二世沒有充分利用他作為宗教領袖的道德權威阻止暴行的蔓延，而是默許了這一切的發生。
在M譯叢《戰時的博弈：教宗庇護十二世、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的秘史》一書中，大衛·I.科澤利用最近揭秘的梵蒂岡檔案，從數千頁塵封的密函、備忘錄和會談記錄中抽絲剝繭，向我們展示了教宗“沉默”背后的考量、博弈與妥協。它回答了我們在開篇提出的那個問題：沉默是如何發生的？以及，沉默是必然的結果嗎？
1939年，尤金尼奧·帕切利當選新任教宗后不久，德國入侵波蘭，緊接著，與梵蒂岡關系密切的意大利政府也加入了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拉開了帷幕。
作為基督教會的領袖，教宗是神圣與道德的象征，該如何回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野心，以及軸心國的罪孽和暴力，成為庇護十二世最迫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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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庇護十二世在歐洲社會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戰事開始后，他便成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防范的對象，還沒等作出回應，墨索里尼就向他發出了第一個警告。
在德國軍隊進入波蘭不到48小時后，意大利警察逮捕了梵蒂岡日報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圭多·戈內拉，理由是他前一天發表的名為《對嚴重沖突的初步思考》的文章對德國入侵持負面看法。一番交涉后，墨索里尼下令釋放了戈內拉，他得到的承諾是“梵蒂岡的報紙今后將不再發表批評德國入侵的文章。”
伴隨著德軍在戰場上勢如破竹的勝利，庇護十二世感到，這場戰爭很可能以德國和意大利的勝利告終。如果未來歐洲由軸心國統治，那么自己和教會應該如何行動？
正是對這一可能性的顧慮，使教宗作出了自己的選擇：沉默，經過深思熟慮，權衡利弊后，有意識的沉默。
《戰時的博弈》用充足的資料證明，庇護十二世非常清楚猶太人正在經歷的浩劫：
“1941年10月，教宗收到了關于這場對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最早的明確可信的報告。駐布拉迪斯拉發的教廷大使轉達了主管斯洛伐克隨軍神父的主教的一份報告。上一年11月，斯洛伐克與匈牙利和羅馬尼亞一起加入了軸心國。這位主教報告說，其他戰俘會被送回國,’而猶太人都被槍殺……系統性地殺害，不分性別和年齡’。”
這并非孤立的信源，在戰爭的各個階段，來自不同渠道的消息不斷匯聚到梵蒂岡，拼湊出一幅越來越清晰的恐怖圖景。
“1941年11月，庇護十二世將更詳細地了解歐洲猶太人正在遭受的大規模屠殺。從東線歸來的意大利隨軍神父皮羅·斯卡維齊向他講述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10月下旬，這位羅馬教士在搭乘一列意大利軍用醫療車經過烏克蘭時記下了他的觀察:‘這里的猶太人非常多，遭到所有人的憎惡。’德軍一到，‘就發生了一場對猶太人最殘暴的懲戒性和恐怖的屠殺。幾百名猶太人被圍起來，像動物一樣被塞進舊火車車廂，被打得遍體鱗傷。經過幾天的殉難式折磨，他們被殺害了’。德國人炸毀了猶太教堂，‘沒有一天不發生新的殺害猶太人的事件’。”
02
危險的平衡術
如果說此前的戰爭仍屬常規范疇，尚能讓庇護十二世的沉默被人們容忍，那么接連不斷的猶太人被屠殺消息，使越來越多的人難以忍受教宗的沉默，許多人無法理解，為什么擁有如此道德權威的人，在面對如此明顯的罪惡時默不作聲。向他施壓，要求他譴責這份滔天罪惡的人越來越多。
一封給庇護十二世的信件反映了當時許多人的心聲：“我認為現在這個國家對梵蒂岡的印象確實很糟糕，不僅是新教徒！……誰也無法理解，為什么教宗陛下一直在談論人們應該做什么，而不是帶頭譴責他們真正在做的。為什么教宗不指名道姓地談論波蘭人、猶太人和捷克人等在德國人統治下真正可怕的命運？”
然而，教宗仍舊不為所動。他從未公開反對過納粹的任何暴行，無論是對猶太人的大規模處決，還是納粹的其他暴行。即便是1943年，戰爭的態勢朝著同盟國有利的方向發展，他也只是“在滔滔不絕的演說中穿插一些讓雙方都認為是支持他們的觀點。”既能讓同盟國聽到對和平的呼吁，又不會直接觸怒軸心國；既能表達對受害者的同情，又不明確指認施害者。“避免說出任何可能被某一方視為冒犯的話”，成為了他最優先的事項。
這是一種在不同的勢力之間尋求生存空間的平衡術，也許是明智的外交策略，但在深重的罪孽面前，看起來更像是逃避自身的道德責任。
那么，教宗是怎么為自己的沉默辯護的呢？“庇護十二世很清楚等待被遣送到納粹死亡營的猶太人的命運，但他還是沒有向要求公開干預的壓力屈服，他認為他的話對德國人沒有什么影響。他的任何批評反而有可能引起納粹對德占區歐洲的教會的報復。”
《年輕的教宗》
這體現了鮮明的結果主義傾向：行為的對錯，不取決于行為本身是否正義，而取決于它可能帶來的后果。
然而，這種考量顯然低估了“在場”的意義，當人類歷史上最極端的暴行發生時，道德權威的在場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對受害者亦是一種慰藉。
歷史學家伊斯特萬·德阿克如此評價庇護十二世在戰爭期間的影響：
由于害怕激怒希特勒，教宗幾乎沒有發聲反對納粹的種族主義和反教權主義，對納粹的反猶主義更是不聞不問。他沒有站出來保護遭受苦難的天主教波蘭民族，也沒有保護納粹安樂死計劃中的基督徒受害者，更沒有保護他自己的羅馬主教區的猶太人......
庇護十二世把確保天主教會在動蕩時期的生存作為他的最高目標。在這一點上，他是成功的，盡管還不清楚這種生存是如何、何時和被誰威脅的。在向納粹迫害的受害者提供幫助方面，教宗所做的工作遠遠低于人們對一個像他那樣地位崇高之人的期望。
德阿克進一步指出，庇護十二世認為他的首要責任是保護制度化的教會、它的財產、它的特權，以及其履行他所認為的使命的能力。盡管“他痛苦地認識到，有人批評他未能履行許多人期待教會領袖扮演的另一個角色，即勇敢的道德領導。”
這種痛苦是真實的。資料顯示，庇護十二世并非對受害者的命運無動于衷，他在私下里做過一些努力：指示教會機構向猶太人提供援助，通過外交渠道試圖影響一些國家的政策，默許一些主教在當地采取行動。但這些都發生在幕后，發生在公眾視線之外。在公開場合，他選擇的仍然是沉默。
03
如果當時他發聲了
在保全自己與教會這件事上，庇護十二世是成功的，但他因害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選擇的沉默立場，被兩位獨裁者用以謀取更大的利益，最首要的，便是顯著降低了戰爭的道義成本。
科澤在《戰時的博弈》中作出了如下假設：如果教宗高調譴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將他們革出教門，并警告說，任何參與滅絕歐洲猶太人的天主教徒都將被判處永遠在地獄之中受折磨呢？
抑或者，如果庇護十二世在1940年譴責意大利即將加入的戰爭，譴責法西斯分子不斷利用教會權威為他們對猶太人的妖魔化辯護，會發生什么？有多少謀殺猶太人或幫助抓捕他們，把他們送上絕路的人認為自己是好羅馬天主教徒？
《秘密會議》
誠然，不難想象，在這種情況下，占領羅馬的德國人會采取行動讓他閉嘴。但如果他們不得不這樣做，他們發動戰爭就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他們主要的宣傳主張就會被破壞。
當然，我們無法知道這種假設是否成立。科澤評價道：“如果從戰爭時期為保護羅馬天主教會的機構利益而采取的行動來評判庇護十二世，那么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他的教宗任期是成功的，教會毫發無損地帶著它在法西斯時期贏得的所有特權結束了戰爭。但作為道德領袖，庇護十二世必須被認定為失敗者。”
庇護十二世以妥協而非抗爭的方式保全了自己與教會，但如果教宗這樣的道德領袖在面對暴力時首先考慮的是自我保護，那么他作為道德權威，實際上已經放棄了它最重要的職能。
盡管二戰的結果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失敗告終，但庇護十二世的沉默留下了一個更令人不安的質問：如果道德權威在關鍵時刻選擇沉默，那么它是否已經變成了暴力秩序的共謀者？
無疑的是，當我們以沉默換取生存時，最終只會被奪走得更多。因為暴力永遠會試探、推進，當沒有人說“不”的時候，所有的底線，都是可以突破的。
文/寇大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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