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余浩：以“市場引領+制度賦能”，夯實廣東高技術產品出海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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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今年前兩個月，廣東工業機器人、無人機、數控機床、3D打印機產量分別同比增長32.3%、66.7%、78.5%和172.3%，“科技廣貨”出口增勢強勁。廣東擁有全部31個制造業大類，工業規模約占全國八分之一，構建起覆蓋設計研發、零部件供應、智能制造到渠道分銷的全產業鏈條，為科技企業孕育與成長、產品迭代創新與產業生態構建提供了重要支撐。

下一步，“廣貨”“廣企”如何更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并向高端躍升？

近日，IPP資深研究員蔣余浩在《21世紀經濟報道》撰文指出，面對全球化發展模式重構與國內產業升級需求并存的復雜局面，廣東應構建“市場引領+制度賦能”的發展體系，推動高技術產品更好出海。具體可從三路并進：一是推動人工智能與千行百業深度融合，提升本土智能制造水平；二是協同海外共建新型基礎設施，拓展高技術產品的應用場景；三是培育生產性服務業，打造支撐高技術產品持續創新的社會生態。

本文作者

蔣余浩教授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資深研究員、教授

廣東新質生產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原文標題為《做好新基建供給，讓更多“科技廣貨”走向世界》為題，于2026年3月16日刊登于《21世紀經濟報道》官網。

在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國務院總理李強闡述的年度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部署，引起了廣泛討論。近年，隨著國家產業政策的有力實施，廣東省在供給端迎來了各類先進技術產業的重大發展。

據統計，廣東全省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超過2300億元，工業機器人、服務機器人產量分別超過26萬套、1283萬套，規模均穩居全國第一；人工智能與機器人企業超3700家，其中人工智能核心企業數量超2000家，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超350家，人工智能與機器人上市企業超150家；截至2025年10月，全省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已備案數量106個。廣東的先進技術產業發展勢頭，為穩步推動高技術產品出海、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奠定了基礎。

數據顯示，全球70%的消費級無人機、18%的集成電路以及全國40%的工業機器人均產自廣東。圖源：新華社

目前，處于全球化發展模式遭遇激烈重構的關鍵時期，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應對全球化新趨勢的核心舉措，即以前沿技術、創新的突破，來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產業升級。

但是，發展新質生產力存在“雙重不確定性”：一是從科研投入到科研產出，是一個高度不確定性的過程，二是從成果應用到經濟增長，也是一個高度不確定性的過程。為人熟知的引發前幾輪工業革命爆發的那些技術發明，其成熟的科學原理都是在發明出來的幾十年前就已經被發現，當前的人工智能技術、綠色技術等領域大幅縮短了從科學發現到技術發明的時間，但還是一個充滿試錯、不確定性和風險的過程。

高技術產品在近年的出口成績，表明了廣東已形成活躍的市場對于新興產業發展的引領效力以及政產學研一體化推進新興產業發展的模式。進一步高水平擴大對外開放、促進高技術產品更大規模地出海，需要更大力度地推動體制機制改革，加強市場引領與創新驅動的作用。

事實上，在全球化模式發生劇烈變革的當前，產業政策的作用，已經聚斂于推進“產業多樣性”。根據海外報道，2025年廣東高技術產品出口年增長15%，達到1.14兆元人民幣，比2024年度增長了15%，規模首次突破兆元；以電子信息、高端裝備、醫療設備、電動汽車等為代表的高技術產品是“十四五”期間廣東外貿增長的新動能，其中鋰電池、計量檢測儀器、醫療器械、機床、3D打印機、汽車零配件等產品出口值均位居大陸首位，占同類產品出口比重約三成。

與此相適應，政策創新和制度創新的方向，已確定為更充分地維護市場機制起決定作用。如各類保稅區、自貿區等政策試驗田的建設，為創建更寬闊的內外循環聯動的大市場建立了條件：廣東綜合保稅區在2025年進出口9455.7億元增長9.5%，高于全省外貿增速5.1個百分點，拉動全省外貿增長0.9個百分點；廣東自貿區全年進出口8152.5億元增長13.3%，高于全省外貿增速8.9個百分點，拉動全省外貿增長1.1個百分點。其中廣東自貿區橫琴片區加快琴澳產業一體化布局，“四新”產業全年進出口增長1.5倍。

自2024年3月1日分線管理開始實施至今，經橫琴口岸出入境人員超5560萬人次，海關監管出入境車輛超626.5萬輛次，分別同比增長103.4%和87.7%。圖源：21財經網

不過，隨著國內外發展形勢正經歷劇變。

一方面，國內近年出現多個產業領域企業營收水平下滑、投資增速下降等現象，如《2024年廣東制造業500強企業研究報告》顯示，與前一年相比，500強企業營收水平有所下降，總營業收入與平均營業收入分別為5.32萬億元、106.52億元，均同比減少4.9%。廣東迫切需要依靠高端技術融合，為廣大企業創造發展動能；

另一方面，企業出海面臨著全球化發展模式重構的壓力，世界各個國都興起了扶助其國內新興產業發展的強烈意愿。如同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國際經濟學教授Dani Rodrik在其2025年新書《碎片世界中的共享繁榮》（Shared Prosperity in a Fractured World: A New Economics for the Middle Class, the Global Poor, and Our Climate，2025）分析的，全球面對“重建中產階級-應對氣候變遷-全球減貧”這個新的“三元不可能悖論”。

廣東要進一步拓展科技產品出海，需要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形成協同，共同打造應用和創新新興科技產品的基礎設施與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生態。

本圖揭示了“重建中產階級-應對氣候變遷-全球減貧”“三元不可能悖論”的形成邏輯。例如左側的拜登政府時期的經濟舉措，強調富國之間通過產業政策和氣候俱樂部來推進綠色轉型。它偏向將“重建中產階級”和“應對氣候變化”連接起來，但代價可能是損害全球南方的發展機會。圖源：Dani Rodrik, Shared Prosperity in a Fractured World.

總而言之，廣東需要通過大力構建“市場引領+制度賦能”的發展體系，夯實高技術產品更大規模出海的底座：

第一，以“市場引領+制度賦能”提升省內千行百業的生產能力。

激勵以多舉措深入推進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與千行百業融合，探索生產和民生領域更多、更豐富的高技術產品。例如，以工業互聯網為基礎，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在產品設計、生產制造、質量檢測、設備維護等環節的應用；通過發放“創新券”等舉措，以公共投入降低新興技術應用門檻的方式，支持關鍵技術的研發和應用。

此外，重點推廣“智能教育”“智慧養老”“智慧醫療”等示范項目，支持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如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在民生領域廣泛應用，提高服務質量、降低應用成本、并且培育合格的服務工作人員。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強調“推動重點行業領域人工智能商業化規模化應用”。這是政府工作報告連續第三年部署“人工智能+”，也是首次提出“智能經濟新形態”。圖源：新華社

第二，以“市場引領+制度賦能”推動海外新型基礎設施的共建。

可拓展渠道，激勵出海的企業協同各發展中國家做好新型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普惠化供給，完善中國的高技術產品的應用基礎。如協同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社會組織和企業，為各國中小企業、傳統產業、個人開發者的多元探索提供可負擔、廣覆蓋的基礎設施，讓數據順暢流動、算力可負擔使用，通過發展壯大起來的中小企業來拓展、深化國際合作。

此外，協同發展中國家共同倡導構建包容性的全球技術生態，確保負責任的技術流動和數據資源公平利用。

第三，以“市場引領+制度賦能”強化對各類生產性服務業的共同培育。

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合作，加強高端服務業的培育和發展，打造支撐高技術產品貿易、應用和進一步創新的社會生態。例如，圍繞高技術產品的貿易、應用和進一步創新，共同開展人工智能等先進科技的倫理探討，培養貿易、金融、法律、財會等領域的高端服務工作者，形成多邊互認的權益保護機制和糾紛解決機制等。

同時，一方面，鼓勵各參與方加強發展戰略、治理規則、技術標準、道德倫理等關鍵議題的對接協調，增進政治互信，減少政策分歧，另一方面，建立有利于充分溝通、對話和協作研究的規則生成及更新機制，不斷動態地回應各個國家關注的算法歧視、數據主權等差異化訴求。

參考文獻：

廣東高技術產品去年出口破兆元人民幣，載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333/9277906.

蔣余浩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廣東新質生產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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