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二月二”，后有“龍?zhí)ь^”

大唐天寶年間，二月二龍?zhí)ь^這天，右相李林甫向唐玄宗進獻“鏤牙尺”以及“木畫紫檀尺”。

皇帝李隆基會將這些尺子會被皇帝賞賜給大臣。張九齡就得到過唐玄宗的賞賜，并寫下《謝賜尺狀》表達激動和感恩心情。

是不是瞬間有種穿越到《長安的荔枝》的感覺？

目前，我國歷史文獻中關(guān)于“二月二日”的最早記載，正是出自李林甫等撰成于739年的《唐六典》，書中提到當時每年二月二日向皇上進獻尺子的做法。

唐玄宗則有一副《答張九齡謝賜尺詩批》，記載于《全唐文》中。皇帝的這篇批示，對于賜尺儀式的象征意義做了簡短但不乏深刻的表述，表達了希望臣子們秉公辦事、正當行使權(quán)力、權(quán)衡協(xié)調(diào)好各種關(guān)系的良好愿望。

具體操辦這件事的，并非李善德所在的“上林署”，而是專門管理皇家器玩以及后妃服飾的“中尚署”。

二月二進尺賜尺的做法其實是對《月令》傳統(tǒng)的遵循。據(jù)《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quán)概”。進獻尺子，不代表這天就是一個“法定節(jié)日”。

因為唐代在二月一日這天，還在過“中和節(jié)”。

此外，《舊唐書》和《新唐書》亦有記載。

《舊唐書·德宗紀》云：（貞元）五年春正月“乙卯，詔：”‘四序嘉辰……自今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jié)……’宰臣李泌請中和節(jié)日令百官進農(nóng)書，司農(nóng)獻種棒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問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以祈年谷，從之。”

《長安十二時辰》中的那個靖安寺李泌，在公元789年已經(jīng)當上了宰相。唐德宗想在二月一日設(shè)立一個節(jié)日，李泌擔當了“節(jié)日設(shè)計”工作，在節(jié)日當天舉辦踏青、挑菜、迎富等各種活動，最主要的就是放假一天。

這些設(shè)計得到了唐德宗的首肯，遂有貞元五年（789）正月頒布了一份詔書：

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已，晉紀重陽。

或說禳除，雖因舊俗，與眾共樂，咸合當時。

朕以春方發(fā)生，候及仲月，勾萌畢達，天地同和，伸其昭蘇，宜助暢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jié)，以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jié)數(shù)，內(nèi)外官司休假一日。

從“中和節(jié)”的出現(xiàn)來看，當時的“二月二”肯定還不是一個節(jié)日。不然皇帝不會多此一舉，硬搞出這么一個“中和節(jié)”。

陳寅恪先生就曾經(jīng)指出：“貞元之時，朝廷政治方面，則以藩鎮(zhèn)暫能維持均勢，德宗方以文治粉飾其茍安之局。民間社會方面，則久經(jīng)亂離，略得一喘息之會，故亦趨于嬉娛游樂。”

大唐雄厚的經(jīng)濟實力、安定的政治環(huán)境、開放的社會風氣以及唐人對精神自由、個性解放的普遍追求使得唐朝人形成了熱衷于過節(jié)的社會風氣。

從唐玄宗時期，他們就已經(jīng)嫌前代已有的節(jié)日尚嫌不夠，還不時“自我作古”創(chuàng)設(shè)一些新的節(jié)日；他們熱衷于在節(jié)日里進行戶外活動，放歌縱酒、郊游野宴、游戲玩樂，從而把一個個原本富有信仰色彩的節(jié)日推向娛樂，推向狂歡。

特別是經(jīng)過安史之亂的戰(zhàn)火，人心思安。唐德宗作為李隆基的曾孫，在人們期望恢復(fù)唐朝力量和光榮的熱烈心情中登上了皇位。

經(jīng)過十年的努力，國家經(jīng)濟力量增強，社會趨于穩(wěn)定，這種背景之下，以皇帝為首，社會上興起一股世俗享樂之風。

后人猜測，唐朝頒布了“中和節(jié)”的詔令之后，對于偏好嬉戲游玩的人們，很自覺地把活動延長到了第二天。

中唐時期的白居易在他的《二月一日作，贈韋七庶子》中就寫到：

明朝二月二，疾平齋復(fù)畢。

應(yīng)須擎一壺，尋花覓韋七。

李商隱在《二月二日》一詩中，同樣證實：

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花須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萬里憶歸元亮井，三年從事亞夫營。新灘莫悟游人意，更作風檐夜雨聲。

不僅僅是民間重視二月二，宋朝的宮廷也開始在這天舉辦“挑菜節(jié)”。在民間，挑菜不過是尋找挑挖新鮮的野菜，在宮中，挑菜就變成了一種好玩的游戲。

《武林舊事》中，詳細描寫了宮中挑菜游戲的做法和賞罰：“二日，宮中排辦挑菜御宴。先是內(nèi)苑預(yù)備朱綠花斛，下以羅帛作小卷，書品目于上，系以紅絲，上植生菜、芹花諸品。

侯宴酬樂作，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篦挑之。

宋朝后宮的皇子、妃嬪、婕妤及都知，全部一起參加這項游戲。挑中了寫有“紅色書寫野菜名”的人給予獎賞，如果挑中了“黑色書寫野菜名”的人給與懲罰。

獲勝的獎品非常豐富：有玉杯、金器、北珠、鋌銀、翠花、段帛、筆墨、官窯、定器之類。

猜輸?shù)娜藙t要罰唱歌、跳舞、吟詩、念佛，再狠一點就要罰喝冷水，吃生姜，十分有趣“用此以資戲笑。”

皇宮里的活動，引得“王宮貴邸，亦多效之”，同樣以此為樂。

真正將二月二與“龍?zhí)ь^”結(jié)合起來的，應(yīng)該已經(jīng)到了元朝。

元代末年，熊夢祥在《析津志·歲紀》中記載：“二月二日，謂之龍?zhí)ь^。五更時，各家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糝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內(nèi)，男子、婦人不用掃地，恐驚了龍眼睛。”

“二月二，龍?zhí)ь^，蝎子、蜈蚣都抬頭”。古代人認為，昆蟲對于農(nóng)作物有害，龍是“百蟲之首”，龍?zhí)ь^可以降服百蟲。這就有了“撒灰”除蟲的習俗。

最能證明“二月二龍?zhí)ь^”的，出現(xiàn)在元雜劇《朱太守風雪漁樵記》一段對白：“我直到二月二，那時可是龍?zhí)ь^，我也不敢抬頭”，這就是二月二已被稱作“龍?zhí)ь^”明證。

到了明代，與龍、撒灰相關(guān)的習俗記載明顯增多。沈榜《宛署雜記》第十七卷載“二月引龍”，并在注中進一步解釋：“宛人呼二月二為龍?zhí)ь^。鄉(xiāng)民用灰自門外委婉布入宅廚，旋繞水缸，呼為引龍回。”

人們把灰撒到墻邊、門檻、香臺等處，邊撒還邊唱一些民謠：

二月二，圍墻根，蝎子由蜒不上身

還一種常見的方式就是用棍棒、掃帚或者鞋子敲打梁頭、墻壁、門戶、床炕等處，擊打時也多伴著歌謠，比如“二月二日打炕沿，蝎子由蜒不見面。二月二日打炕頭，蝎子由蜒全不留”

“二月二，拍瓦子，蝎子出來沒爪子。二月二，拍大床，蝎子出來不鰲娘。二月二，拍大轍，蝎子出來不鰲爹”等等，驅(qū)蟲的意蘊由此表露無遺。

除了撒灰驅(qū)蟲外，“二月二”還有多種紀念方式。其中之一便是把二月二的各種飲食活動都冠以驅(qū)蟲的名目，比如河南一帶把這天吃攤煎餅叫“熏蟲”，還要唱：“墻根，蝎子不甄光腚妮，圍香臺，蝎子不蜇光腚孩”。

山東一帶把炒豆子叫“炒蝎子爪”，并有“吃了蝎子爪，一年不挨蝎子蜇””的說法。

遼寧新民一帶把烙春餅叫“烙蟲蝦”，陜西米脂一帶把吃黃米饅頭叫“咬蠅子”，山西芮城一帶吃油條叫“咬蝎尾”。

遼東一帶二月二吃豬頭，不僅標志年節(jié)終了，還兼具起始的意義。當?shù)剡^年習慣殺年豬，豬肉的享用沒有刻意的時間規(guī)定，但豬頭一定要在二月二食用。

據(jù)調(diào)查，這樣做的原因是：“頭”就表示新的一年開始了，新年就都得以頭為準，所以就吃豬頭肉、洗頭、剃頭，這樣會預(yù)示新年有個好的開始。

二月二洗頭、剃頭更是全國范圍內(nèi)都十分普遍的做法。

中華民族是十分講究時間倫理的民族，對標志著起始的時間格外重視，也賦予更重要的價值。

起始就是開端，就是頭，希望“一年吉利從頭始”的人們在“龍?zhí)ь^”的日子里從事著種種與“頭”相關(guān)的行為，正表明了二月二作為起始的性質(zhì)。

在清朝民國時期的許多地方，在這一天，孩子要去上學，開筆取兆；農(nóng)民要起農(nóng)作，擇田試犁；扛活的長工也開始上工，主家則會備好酒宴，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夠和睦相處，互助互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