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知縣的四十五萬兩

晚清做官，有時候真不像“當官”，更像開店。店面是一個縣城，執照是吏部那張票，成本你自己墊，賺多賺少全看手腕。

這話用在杜鳳治身上，再合適不過。

一

同治五年三月，杜鳳治接到了一封信。

信是吏部的公文，上面寫著：杜鳳治，簽掣廣東廣寧縣知縣。即日赴任。

五十二歲的杜鳳治拿著這張紙，在堂屋里坐了一整天。他老婆端了碗面進來，看他臉色不對，問：“怎么了？不是中了實缺嗎？”

杜鳳治把碗推到一邊，說：“你知道從這兒到廣寧，路費要多少？”

他老婆不說話了。

杜鳳治掰著指頭算：從北京到廣州，水路旱路，一家老小加隨從，吃喝住行，少說也得幾百兩。到了廣州，還得先拜碼頭：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布政使、按察使，一個不能少。禮送輕了不行，送重了沒錢。然后從廣州到廣寧，又是一筆。到了廣寧，衙門是空的，什么都要自己置辦。幕友要請，書吏要養，上下打點，處處是錢。

他算來算去，算出個數字：沒有兩千兩，連門都摸不著。

可他兜里，連二百兩都沒有。

他不是沒想過當官。咸豐五年，四十一歲的杜鳳治就去了北京，在吏部掛了號，等著“揀選”。這一等，就是十年。

十年里，他住在前門外紹興會館，在同鄉家里教書糊口，一個月賺一兩二錢銀子。這點錢，在京城連飯都吃不飽，更別說攢錢。吏部有揀選的消息，他就趕去，前前后后跑了不下三十次，全都沒中。

十年候選，他把自己熬成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頭發白了一半，腰也彎了，眼睛也花了。好不容易在同治五年簽掣到了廣寧，卻是兜里沒錢，上不了路。

他正坐在堂屋里發愁，有人敲門。

開門一看，不認識。那人笑瞇瞇地拱手：“杜老爺大喜！聽說您中了廣寧知縣，特來賀喜。”

杜鳳治把人讓進屋，倒了杯茶。那人喝了口茶，四下看看，壓低聲音說：“杜老爺手頭緊不緊？我這里有銀子，您先拿去用。”

杜鳳治一愣。那人又說：“您放心，這是規矩。您中了實缺，要上任，缺錢，我們借錢給您。您上了任，手頭寬了，再還我。”

杜鳳治問：“利息多少？”

那人伸出兩根手指：“對扣。借一千兩，到手五百兩，到期還一千兩。”

杜鳳治倒吸一口涼氣。

那人笑了笑：“杜老爺別嫌貴。您知道，您這是第一次當實缺，又沒有家底，肯借錢給您的人不多。我這利息，算是公道的了。您要是不借，后面還有四五十個人等著借呢。您自己掂量。”

杜鳳治咬咬牙，借了四千兩。到手兩千兩。

他在日記里記了一筆：“未出京，已有四五十人登門求借。”

二

杜鳳治帶著一家老小，從北京出發，一路往南走。

走了兩個多月，到了廣州，他又借了三千五百兩。

為什么？因為到了廣州得拜碼頭。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布政使、按察使，一個都不能少。禮送輕了不行，送重了沒錢。杜鳳治精打細算，把每一筆都記在本子上。

兩廣總督瑞麟，滿洲正藍旗人，跟慈禧太后沾親帶故，是廣東官場的老大。杜鳳治去拜見他，瑞麟坐在太師椅上，翹著二郎腿，眼皮都沒抬：“廣寧？那個窮地方，有什么好去的。”

杜鳳治陪著笑：“大人說得是。卑職此去，一定盡心竭力，不給大人丟臉。”

瑞麟“嗯”了一聲，端起茶杯。旁邊的師爺立刻喊：“送客！”

杜鳳治從總督府出來，后背全是汗。

他又去拜見廣東巡撫。巡撫倒是客氣，說了幾句勉勵的話，然后話鋒一轉：“杜大令年輕有為啊。我這里有個人，學問不錯，你帶去廣寧用吧。”

杜鳳治連忙說：“大人推薦的人，卑職求之不得。”

巡撫笑了笑，說：“那就好。他的束脩，一年一千二百兩，你看著辦。”

杜鳳治心里咯噔一下，臉上還是笑著：“應該的，應該的。”

從巡撫府出來，他又去拜見布政使、按察使、糧道、鹽道……每個上司都很客氣，每個上司都推薦了一個人。將軍推薦了一個，臬臺推薦了一個，糧道推薦了一個。三個幕友，每人每年一千二百兩。還有一個“坐幕”，光拿錢不干活。

杜鳳治全收了。他在日記里寫：“我惟有送關書奉請而已。萬不可因此等均系冗費，宛轉推辭，致違憲意。”

什么意思呢？翻譯成現代文就是：上司推薦的人，我只能恭恭敬敬把聘書送過去，千萬別推辭。推辭了，就是不給領導面子。

三

同治五年冬天，杜鳳治終于到了廣寧。

廣寧是個窮地方。縣城不大，一條主街，兩排矮房子，街上到處是牛糞。縣衙倒是氣派，青磚黛瓦，門口兩只石獅子，可走進去一看，墻皮掉了，房頂漏了，院子里長滿了草。

杜鳳治站在縣衙門口，看著這個破院子，站了很久。

師爺在旁邊說：“老爺，這地方窮是窮了點，但窮有窮的撈法。”

杜鳳治沒理他，走進后堂，把行李放下。他老婆跟在后頭，四處看了看，說：“這地方，比咱們山陰老家還破。”

杜鳳治說：“湊合住吧。”

到任之后，頭一件事是催征——收稅。

廣寧的稅不好收。老百姓窮，交不起。可上頭催得緊，每年都有定額，完不成就要受處分。杜鳳治把書吏叫來，問：“往年的稅，是怎么收的？”

書吏是個老油條，在廣寧縣衙干了二十年，換了七八個知縣。他笑嘻嘻地說：“回老爺，往年的稅，都是按規矩收的。”

杜鳳治問：“什么規矩？”

書吏說：“老爺您剛來，不知道。廣寧這地方，窮是窮，但該交的稅一分不能少。交不上來的，就讓他欠著。欠著欠著，就變成‘民欠’。‘民欠’多了，上頭就來查。查來查去，最后不了了之。”

杜鳳治聽明白了。所謂“民欠”，就是老百姓欠朝廷的稅。可這些稅，到底是老百姓真欠，還是書吏們貪了，誰也說不清楚。

他說：“從今天起，我親自坐堂收稅。你把人叫來，我一個個問。”

書吏臉上的笑容僵了一下，很快又恢復了：“是，老爺。”

杜鳳治親自坐堂收稅，效果立竿見影。老百姓看見知縣大老爺親自坐在堂上，誰也不敢拖欠。該交的交，該補的補。一個月下來，收上來的稅比往年多了一倍。

書吏們急了。他們在衙門里干了這么多年，靠的就是收稅時“上下其手”：多收的進自己腰包，少收的算“民欠”。杜鳳治這么一搞，他們的財路斷了。

書吏頭子來找杜鳳治，說：“老爺，您這么收稅，不合規矩。”

杜鳳治問：“什么規矩？”

書吏頭子說：“歷來的規矩，收稅的事由書吏經手，老爺您只管最后對賬就行了。”

杜鳳治笑了笑：“我是知縣，這縣里的事，我說了算。”

書吏頭子碰了個軟釘子，回去之后跟手下人商量：“這個杜老爺，不好對付。咱們得想個辦法。”

他們想了個什么辦法？消極怠工。杜鳳治要查什么，他們就說找不到卷宗。杜鳳治要提人，他們就說人不在。杜鳳治要下鄉，他們就說路不好走。杜鳳治被他們折騰得焦頭爛額，最后不得不讓步。

他在日記里寫：“書吏之弊，積重難返。非一日之功可除。”

意思就是：書吏的毛病，年頭太久了，不是一天兩天能改的。

他讓步了。收稅的事，還是交給書吏經手。但他立了個規矩：每個月的賬目，必須送到他桌上，他親自過目。書吏們拿自己該拿的，但他的那份，一分不能少。

書吏們心里有數。每個月的“規費”，按時送到他桌上。逢年過節的“節禮”，只多不少。書吏役滿要走人了，還得交一筆“公禮”。

公禮，就是在任上貪的錢，臨走時分給知縣一份。

交多少？杜鳳治跟他們談。

書吏報個數，他覺得少了，不說話，端起茶杯喝一口。書吏明白了，加一點。他還不說話，把茶杯放下。書吏又加一點。最后談妥了，他點點頭，書吏千恩萬謝地走了。

杜鳳治把這些事全寫進了日記。沒覺得有什么不對。

四

同治七年，杜鳳治調到四會縣當知縣。

四會比廣寧大一點，也富一點。杜鳳治到任之后，接了個案子。

有個秀才叫黃憲書，跑來告狀。黃憲書是他的學生，他在廣寧當知縣的時候，黃憲書考中了秀才，按科舉規矩，算是他的門生。學生有事，老師得管。

黃憲書說，他內弟的妻子王氏，被同族的叔父羅文來強奸了。案子之前告過一次，沒人管。

杜鳳治問：“為什么沒人管？”

黃憲書說：“羅文來有錢有勢，捐了個官銜，族里的人都拿了他的好處。誰也不敢得罪他。”

杜鳳治接下案子，把王氏叫來問。

王氏跪在堂下，哭得渾身發抖。她說那天晚上，羅文來闖進她房里，她喊救命，沒人來。羅文來有錢有勢，族里人都拿了他的好處，誰也不幫她。

杜鳳治問：“你丈夫呢？”

王氏說：“他在外面做工，不在家。”

杜鳳治又問：“羅文來是你什么人？”

王氏說：“三服叔。是我公公的親弟弟。”

杜鳳治皺了皺眉。按大清律，強奸親族，罪加一等。可這種事，最難辦的就是證據。

他把羅文來傳到堂上。

羅文來四十多歲，穿著綢緞衣裳，肚子圓滾滾的，一看就是有錢人。他站在堂上，腰桿挺得筆直，一點不慌。

杜鳳治問：“王氏告你強奸，你認不認？”

羅文來冷笑一聲：“回老爺，這是誣告。黃憲書想訛詐我，才讓王氏來告狀。”

杜鳳治又問王氏：“你有什么證據？”

王氏哭著說：“那天晚上他闖進來，我跟他廝打，他身上應該有傷。”

杜鳳治讓人檢查羅文來的身體。查了半天，沒找到傷。

羅文來得意地說：“老爺，您看，這是誣告。我堂堂一個捐官，怎么可能干這種事？”

杜鳳治知道，羅文來有功名在身，不能隨便動刑。沒有證據，就不能定罪。

他把黃憲書叫到后堂，說：“這個案子，證據不足，判不了。你是秀才，名聲要緊。別摻和了，回廣寧去。”

黃憲書不甘心，說：“老師，您就不能想想辦法？”

杜鳳治沉默了一會兒，說：“不是我不想辦法，是沒辦法。羅文來有功名，不能動刑。沒有口供，沒有證據，我怎么判？”

黃憲書走了。杜鳳治把羅文來關了幾天，放了出來。王氏的案子，不了了之。

那天晚上，杜鳳治在日記里寫這件事，只寫了案情經過，沒寫自己是什么心情。但你能感覺到，他不是不想判，是判不了。一個縣官，在堂上坐著，看著被害人哭，看著有錢的被告笑，手里拿著王法，卻使不出來。

五

同治八年，杜鳳治在四會又接了個案子。

四會縣城有家餛飩店，老板叫諶經初，老實巴交，做餛飩的手藝不錯，生意還行。他老婆郭氏，長得有幾分姿色，常跟店里一個叫李亞興的客人眉來眼去。諶經初知道這事，但他老實，不敢吭聲，就假裝不知道。

這天晚上，諶經初從店里回家，開門進屋，看見一個光著膀子的男人從屋里往外跑。他嚇了一跳，順手抄起火把跟那人打起來。那人撞開屋頂的瓦片，從房頂跑了。

第二天，河里浮起來一具尸體。地保來報，說就是昨晚從諶經初家跑出來的那個人，淹死的。

杜鳳治去驗尸。尸體泡了一夜，已經發脹了，臉上看不出模樣。他又去勘查現場，把諶經初、郭氏、婢女、左右鄰居全帶回縣衙審問。

郭氏一開始不認，說那天晚上她在睡覺，什么都不知道。杜鳳治叫人掌嘴。打了四下，她招了：那人是李亞興，常來店里吃面，兩人勾搭上，趁丈夫不在家通奸。昨晚以為丈夫在店里過夜，沒想到他突然回來，李亞興慌不擇路，從房頂跑了，掉進河里淹死了。

杜鳳治又問，郭氏之前是不是離家出走過。鄰居說，是，出去一個多月，有人說她跟一個龜婆走了，估計是去做娼妓。后來覺得外面不如家里好，又回來了。

杜鳳治把諶經初叫到一邊，說：“你辛辛苦苦開店，有點積蓄，全讓這女人糟蹋了。留著她，將來怕你有性命之憂。你愿不愿意休了她？”

諶經初低著頭，半天沒說話。他老婆雖然偷人，可他舍不得。但知縣把話說到這個份上，他不敢說不愿意，只好點頭。

杜鳳治判了：郭氏“官賣”，至于李亞興的死，是畏罪逃跑時失足落水，不算命案，了結。

判完之后，杜鳳治把諶經初叫到后堂，跟他說了幾句話。這幾句話，他在日記里記了下來：

“此番事由汝起，命案重矣，衙門如許虎狼，均知汝有幾個錢，盡可以破汝家。但若輩亦辛苦為汝辦事，小小茶資不能不應酬一二，如署內外人等勒索多資，汝切勿與，逼汝太甚，竟來大堂大聲喊冤可也。”

杜鳳治知道衙門里的人要敲詐諶經初。他攔不住，但他能做的，是告訴這個人：別給太多，太多了來找我。

六

同治九年，杜鳳治調回廣寧，當第二任知縣。

一回去，就翻出一個舊案子。三年前，廣寧有個人叫羅亞水，殺了三個人，跑了。前任知縣查來查去，沒查到人，最后上報說羅亞水“畏罪投河身死”，案子了結了。

現在，羅亞水被線人舉報，抓回來了。活生生站在杜鳳治面前。

杜鳳治把卷宗翻出來一看，后背一陣發涼：白紙黑字寫著“羅亞水畏罪投河身死”。如果他如實上報，前任知縣就要被追究。雖然前任知縣已經被免了職，但追查下去，會牽扯出一串人，當年經手這個案子的書吏、衙役、門房，全都要倒霉。這些人現在都在他手下當差。

杜鳳治把羅亞水關進大牢，去找幕友商量。幕友看了看卷宗，說了一句話：“亞水如死，案亦了矣。”

羅亞水要是死了，案子就了了。

過了幾天，他又去找幕友。這次在座的有好幾個，肇慶知府、道臺的幕客，都在。大家又說起這個案子。一個人說：“亞水如死，案亦了矣。惟餓死與病死等耳。”

羅亞水死了就行了，餓死跟病死，有什么區別？

大家一笑。

后來羅亞水死在了獄里。怎么死的，日記里沒寫。但案子了了。

杜鳳治在日記里寫，羅亞水“病死獄中”。

七

同治十一年，杜鳳治調到南海當知縣。

南海是首縣，縣衙就在廣州城里。廣州是省城，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廣州將軍、布政使、按察使，全在這兒。杜鳳治從一個小縣城的知縣，一下子成了“首縣”的知縣，官升了，但日子更難過了。

為什么？因為應酬。

他日記里寫，每天天不亮就起來，先去給總督請安，再去給巡撫請安，再去給將軍請安。有時候一天跑好幾場，從早到晚沒歇過。

同治十三年，肇羅道臺的老母親過壽，杜鳳治從羅定趕到肇慶去祝壽。來回花了十三天。去了之后，送禮、拜壽、赴宴、看戲，折騰了好幾天。回來之后，又連著好幾天請客回請。前前后后半個月，一件正經公務沒干。

兩廣總督瑞麟過生日，杜鳳治送了份禮，價值三千兩。三千兩是什么概念？他一年合法的收入才六百多兩。這三千兩的禮，夠他合法收入干五年的。

可他不能不送。瑞麟是廣東官場的老大，你不給他送禮，你的日子就別想好過。

他在日記里記了一筆賬：這一年，他給上司送禮花了一萬八千兩。

這一萬八千兩，從哪兒來的？杜鳳治沒寫。但他在日記里寫了另一筆賬：他到南海的第二年，寄了五千兩回老家買田。后來又寄了一萬多兩。

八

光緒六年，杜鳳治因病辭官回鄉。

走的時候，三艘大船，四十口箱子。箱子從南海縣衙往船上搬，搬了整整一天。碼頭上有人圍觀，有人數箱子，數到后面數亂了，又開始重新數。有個后生跟他旁邊的人說：“當官就是好，你看這箱子，得裝多少銀子。”旁邊那人瞪了他一眼：“小聲點，人家是杜老爺，好官。”

杜鳳治站在船頭，看著碼頭越來越遠。珠江上的風把他的胡子吹得飄起來，他瞇著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

四十口箱子，裝的什么都有。官銀、瓷器、玉如意、綢緞、字畫，還有幾箱書。他在廣東當了十四年知縣，從廣寧到四會，從四會再回廣寧，最后到南海。十四年，攢下這些東西，他覺得不多，也夠了。

船從珠江進東海，從東海進長江，再從長江進運河，一路往北。走了兩個多月，才到浙江。又從杭州走水路回紹興，從紹興走旱路回山陰。到家那天，是光緒六年冬天。

四十口箱子搬回家，山陰縣就炸了鍋。

杜鳳治老家在山陰鄉下，村子不大，百十來戶人家，都姓杜。他在村里輩分不高，但官最大。七品的知縣，擱北京不算什么，擱村里就是天。

消息傳開的第一天，就有人上門了。

來的是七叔公。七叔公七十多歲，走路都哆嗦，拄著根竹竿，一步三搖地進了院子。杜鳳治趕緊迎出去，扶著他坐下。七叔公坐下之后，從懷里掏出一張紙，遞給杜鳳治。杜鳳治接過來一看，是一張借據，上面寫著：今借到杜鳳治紋銀五十兩，立據人杜某某。下面有個手印，紅印泥都暈開了，字也看不清楚。日期寫的是咸豐某年，具體哪年也看不清。

七叔公說：“鳳治啊，你叔公我當年借了你五十兩銀子，一直沒還上。現在我兒子摔斷了腿，家里揭不開鍋，你再借我五十兩，慢慢還。”

杜鳳治拿著那張借據，看了半天。他想了想，說：“七叔公，舊賬不提了。你兒子看病要緊，我給你十兩銀子，你先拿去用。多的，我也沒有。”

七叔公的臉色當時就變了。他沒想到杜鳳治這么“小氣”。一個當了十四年知縣的人，四十口箱子搬回家，連五十兩銀子都不肯借？七叔公站起來，竹竿在地上戳得咚咚響：“都說你們當官的送禮一送就是上百兩，還能缺我這五十兩？你不管，就是忘本！”

杜鳳治沒說話。他從屋里拿出十兩銀子，塞到七叔公手里。七叔公接過銀子，瞪了他一眼，轉身走了。

那天晚上，杜鳳治在日記里寫了一句話：“貪心不足，比廣東府里的吏役還難纏。”

七叔公只是個開始。

接下來的日子，杜鳳治家的門檻差點被踩斷。親戚們聽說他回來了，蜂擁而至。有人拎著半袋發了芽的糙米，說是“一點心意”；有人揣著皺巴巴的紙，說是“當年的借據”；還有個嬸子直接拽住他的袖子，嗓門大得半個村子都能聽見：“鳳治啊，儂總算歸哉！儂侄子要娶媳婦，還差二十兩，儂幫幫忙嘛！”

杜鳳治一個一個地應付。借糧的，給幾斗。借錢的，給幾兩。托關系的，一律推掉。有個遠房堂兄來找他，想讓兒子去縣衙當差。杜鳳治說：“我在廣東當官，跟山陰縣衙說不上話。”堂兄不信，說：“你是當過知縣的人，縣衙里的人還能不給你面子？”杜鳳治還是搖頭。堂兄走的時候，臉色很難看。

沒過幾天，村里就有人傳閑話了：“杜鳳治當了官就眼高于頂，六親不認。”“人家四十口箱子搬回家，幾十兩銀子都不肯借，摳門得很。”

杜鳳治聽見了，沒吭聲。晚上在日記里寫：“歸家未及月，應付十余起求助，夜里都睡不安穩。”

他開始記賬。每天晚上的固定節目就是坐在燈下，把一天的支出寫下來。一筆一筆，記得格外細：

“十月初三，買冬米十石，銀三兩二錢。”

“十月初五，給孫子買糖兩文，補窗戶五文。”

“十月初七，族叔看病，給五兩。”

“十月十二，族人來借糧，給糙米一斗。”

有一回，他對賬發現少了六十文。他把丫鬟、老媽子都問了一遍，最后才知道是管家順手拿去買煙絲了。他沒發火，只是在日記里寫了一句：“雖小錢，亦需分明，家計不能亂。”

有人說他摳門。可他該花的錢，從來不省。

村里的私塾年久失修，房頂漏雨，墻也歪了。孩子們沒地方讀書，私塾先生來找他，說：“杜老爺，您看能不能捐點錢，把私塾修一修？”杜鳳治去看了看，回來就捐了二百兩。私塾修好了，他又買了二十套《四書五經》送去。

鄰居家的孩子考上秀才，家里窮得擺不起酒席。杜鳳治送了一套《四書五經》和十兩銀子，說：“好好讀書，將來考舉人。”那孩子后來真考中了舉人，第一個來給他報喜。

這些事，他在日記里只記了一行：“某月某日，捐修私塾二百兩。”“某月某日，送鄰家秀才銀十兩。”不解釋原因，不抒發感慨。該花的錢，花就是了。

九

光緒七年夏天，山陰縣出事了。

那年夏天雨特別大，從五月下到七月，一天沒停過。河水暴漲，淹了半個縣。莊稼全泡在水里，顆粒無收。米價一天一個樣，從三十文一斗漲到四十文，從四十文漲到五十文。到了七月，漲到六十文。

六十文一斗米，老百姓吃不起。

糧行的東家們趁機囤積居奇，把糧食鎖在倉庫里，等著價格再漲。老百姓買不起糧，去縣衙告狀。縣官收了糧行的好處，拖拖拉拉不辦事。有人去敲鼓，衙役出來說“大人不在”，把人轟走了。

杜鳳治家的鄰居天天來敲門。他老婆在門口跟人說話，回來說：“隔壁王家的孩子餓得直哭，他老婆來借糧。”杜鳳治讓人舀了一斗米送去。沒過兩天，又來借。又送了一斗。又過兩天，又來借。

杜鳳治知道，這么借下去不是辦法。他有一百斗米，也經不住半個村子的人來借。

他坐在堂屋里想了半天，想起一個人：紹興知府。

這個紹興知府，是他當年在廣東時的舊識。兩人一起匯報過工作，喝過幾次酒，談不上深交，但好歹有點交情。杜鳳治想了想，提筆寫了一封信。

信寫得很短：

“昔年與公共事嶺南，知公念民生。今山陰水災，米價騰貴，百姓苦甚。糧行囤積，縣衙不舉。略陳淺見，供公參考。若能動官倉平糶，或飭糧行平價，則山陰百姓幸甚。”

寫完之后，他看了兩遍，把“糧行囤積，縣衙不舉”這八個字圈了又圈，最后改成“糧價日昂，民情惶急”。既說了事，又不得罪人。

信送出去之后，他就等著。

等了一天，沒消息。兩天，沒消息。三天，還沒消息。他開始有點急了。第四天，衙門口貼出一張告示：奉知府大人諭，開官倉平糶，米價定為四十文一斗，嚴禁私抬，違者重究。

糧價降了。

老百姓排隊買米，王家的孩子不哭了。有人提著自家腌的咸菜來謝杜鳳治，說：“杜老爺，是您給知府大人寫的信吧？”杜鳳治擺擺手：“我沒做什么。是知府大人自己看到的。”

這件事，他在日記里只記了一行：“致信紹興府，言糧價事，后價略降。”

他不愿意多寫。可你細想，一個辭了官的老頭，六十二歲了，跟現任知府也就幾面之交，寫一封信人家就辦了事。這里頭有多少彎彎繞繞？信寫得太直，得罪人。寫得太軟，不頂用。說輕了沒人理，說重了人家煩。杜鳳治寫這封信的時候，字斟句酌，改了又改，跟當年在廣東給總督送禮一樣小心。

當官的人，一輩子都在拿捏分寸。

十

光緒八年冬天，杜鳳治病了。

病來得很突然。頭天晚上還在燈下記賬，第二天就起不來了。請了郎中來，郎中看了看，搖搖頭，開了幾服藥，說“先吃著看”。

杜鳳治躺在床上，讓兒子把賬本子拿來。他翻了翻，看見最后一頁上寫著：家產總計四萬五千兩。他想了想，跟兒子說：“那些學田，別賣了。留著給村里孩子讀書用。”

兒子點了點頭。

他又說：“我那些日記，別扔了。留著吧。”

兒子又點了點頭。

光緒八年年底，杜鳳治死了。六十九歲。

他死后，那些日記在書架上躺了幾十年。家里人不知道那是什么東西，也沒人翻。后來兵荒馬亂的，日記差點被當柴火燒了。又后來，被人發現了，學者們花了二十多年才把這堆手稿啃完。

日記的最后一頁，是他病重時寫的。字跡歪歪扭扭，跟以前一筆一畫的小楷完全不一樣。上面寫著：

“為官二十二年，歸田兩年，無大過，亦無大功。”

就這十七個字。

他沒寫自己借了多少債，沒寫自己收了多少錢，沒寫自己在廣寧放走羅文來的那個晚上想了什么，沒寫自己在四會告訴諶經初“來大堂喊冤”的時候是什么心情，也沒寫自己寫信給紹興知府的時候，有沒有想過這封信會傳到山陰縣衙那些人耳朵里。

他什么都沒寫。

他把一切都算得清清楚楚，唯獨最后一筆賬，他沒算。

不是不敢算，是算了之后，就沒法繼續往下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