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原副院長蔡昉22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6年年會”的一場分論壇上表示,應該用綜合政策力度推動適齡女性“愿生”意愿,以生產率分享提高“老有所依”水平。
他認為,老齡少子化時代應該厘清兩個誤區:其一,降低生育、養育和教育成本,并非控制服務價格,而是將這些服務供給納入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清單,即由政府承擔主要支出責任,進而顯著降低家庭支出成本,建立涵蓋0~3歲嬰幼兒、留守和流動兒童的無縫隙的生育友好型社會;其二,養老保障的主要挑戰并非在于資金缺口,無須反復陷入“精算恐慌”。換言之,對于養老,缺的不是資源,而是如何提高勞動生產率,并將這一提升空間精準賦能到老齡群體。
蔡昉會后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進一步解釋說,近年來,中國“投資于人”的比重已在逐步提高,但勞動生產率提高經歷了一個從人口紅利階段的快速增長期,步入調整階段的過程。不過,從勞動生產率潛在增長和AI賦能來看,未來中國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可以跑贏人口老齡化。
“所以,當前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設,要建成分享勞動生產率的合理機制,通過再分配機制、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等推動社會公平。一旦前述共享生產率成果的機制得以建立,老年人就可以隨著生產率的提高而不斷分享獲益,從而提高福利保障的水平。”蔡昉告訴記者。
在他看來,現收現付養老保險是分享生產率的制度形式,應堅持作為第一支柱。此外,也需探討提高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水平和普惠性。
既然近年來中國已不斷加大“投資于人”力度,為何“十五五”階段,仍將“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的緊密結合作為經濟社會工作的重中之重?
對此蔡昉給出了四點原因:其一,在更高發展階段,生活品質提高中更大部分靠高質量公共品供給;其二,民生福祉特別是與老齡化和“未富先老”相關的民生領域,仍面臨諸多短板和堵點;其三,資本回報率下降,人力資本投資報酬則出現遞增;其四,制約經濟增長主要因素已轉變為居民消費,這就要求增加收入和改善分配。
此外,鑒于當前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出現了“削峰填谷”趨勢,蔡昉還提到,應該抓住這一資源重新配置“窗口期”,推動不同教育階段的資源統一調配。
“目前,幼兒園‘入園’人數在減少,普通小學、初中、高中的學生數仍在增長,職業教育在中學部分的學生數在減少,高等教育學生未來預計會大增。”蔡昉說。
而要想整合不同教育階段的資源,在蔡昉看來,難點在于不同教育階段的資源由不同部門管理,行政一體化不夠強,這制約了教育投入的實質性提高。
展望未來,蔡昉認為,應該讓農民工子女全部進入公立校園,兒童早期發展納入基本公共服務,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階段,并推動托幼、學校教育、培訓的一體化,實現人人、處處和時時的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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