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軍統“飛賊”段云鵬被捕，毛主席下令不殺，事后才知高明之處

1954年9月的廣州，天氣還帶著盛夏的余溫。火車站旁，一名自稱香港商人的中年男子剛踏出站口，提著皮箱，步伐不緊不慢，看上去極為普通。誰也想不到，就在他腳步略微一頓的瞬間，幾名早已埋伏多日的公安人員從人群中閃出，將他牢牢控制住。

“段云鵬，你不飛了？”一名干警壓低聲音，在他耳邊吐出這幾個字。

這句點破身份的話，讓這位曾經自詡“天下屋頂任我走”的軍統“飛賊”瞬間愣住了。他很清楚，一旦落到新中國公安手里，這一輩子怕是翻不了身。只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等待他的并不是立刻的槍決，而是一場精心布局的“借尸還魂”。

在這之前，他折騰了大半輩子，從清末民初的窮孩子，混到北平大盜，再到軍統特務、臺灣“紅人”，一路踩在鮮血與罪孽之上。命運多次給他轉身機會，他卻一步步走向深淵。毛主席一句“不殺”，看似寬宥，實則高明至極。

有意思的是，這個后來讓敵人情報網付出慘重代價的人，當年只是個連字都認不了幾個的河北鄉下小子。

一、從“賽貍貓”到義勇軍軍官：天賦用錯了地方

1904年，段云鵬出生在河北冀縣徐家莊，家里窮得很，兄弟姐妹一大群，他排在第四。這個順序的尷尬之處在于：既沒長子的責任，又得不到多少照顧。吃飽飯都困難，更別提讀書識字。沒人管，他便從小在村里到處亂跑，誰惹他一句不順耳，當場就打起來，父母拉都拉不住。

十幾歲時，同齡人還在地里幫家里種地，他已經對農村的苦日子煩透了。1920年，16歲的他一咬牙，連個招呼都沒打，就扔下家里，自己往外闖去。那年，他進了保定的一支軍隊，只是圖個管飯。到了部隊，他靠著身板結實、反應靈活，很快學會了射擊、格斗，還當上了訓練新兵的教官。

只是，部隊里的日子按部就班，紀律約束多，待久了他覺得索然無味。沒過幾年，他干脆撂挑子離開，繼續尋找更“刺激”的活法。離開保定后，他轉到北平，聽人說城里有位大盜，人稱“黑線俠盜”李三，身手高超，來去無蹤。他打聽多次，終于設法拜在燕子李三門下。

在軍隊里打下的底子，加上勤學不怕吃苦，他在師傅門下學得極快。翻墻越瓦、撬鎖開門、判斷屋內布局、夜間行動的技巧，一樣樣摸熟。尤其輕功，練得相當扎實，別人上房要借助支撐，他能一躍而上，人送外號“賽貍貓”，意思是比貓還靈活。靠著這些本事，他很快活躍在京津一帶，盯上的多是達官富戶、洋行商號，用偷來的錢在酒樓、戲園子里大手大腳，過起了紙醉金迷的日子。

1932年，他的人生迎來一個轉折。那一年，師傅燕子李三在行動中落網，之后被押赴刑場斬首。行刑的消息傳到段云鵬耳朵里，他心里一震。那一刻，他不是沒想過回頭：師傅身手那么好，照樣落了個腦袋搬家，自己多半也難逃這個下場。為此，他曾動過念頭，要“洗手不干”。

恰好此時，長城一線爆發了抗戰。東北軍、西北軍義勇軍紛紛抵抗日本侵略者，他被人拉去參加義勇軍，因槍法不錯、膽量又大，很快混上軍官的位置，跟著部隊參加了長城抗戰。在戰場上，他總算把本領用在了刀刃上，親眼見過日軍火炮壓城、飛機轟炸的場面。

遺憾的是，他這段正道之路并沒有堅持多久。長城抗戰中，由于敵人火力強大、裝備優良，義勇軍部隊傷亡慘重，隊伍被打散。他所帶的部隊殘部被西北軍宋哲元收編。宋哲元只收士兵，不要雜牌軍官，他一下子又成了多余的人。沒有穩定職位，又沒有出路，他很快舊病復發，再次走上偷盜之路。

這一回，他漂泊在北平、天津等地，一邊打著抗日、江湖好漢的旗號，一邊靠盜竊、搶劫為生。口頭上不愿承認自己是賊，實際上卻干著刀尖添血的活兒。從這個階段開始，他的人生軌跡開始偏向陰暗角落。

二、飛賊名聲打響：從偷日軍軍官到投靠軍統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全國民眾對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但說實話，一般老百姓既憤怒又害怕，看到日本兵遠遠就躲，很少有人敢正面硬剛。段云鵬偏偏不按常理出牌。有一次，他在北平某處風月場所花錢尋樂，和一名日本特務起了爭執。對方仗著有槍、有日本憲兵撐腰，當場羞辱他一番后揚長而去。

那一刻，他憋了一肚子火。平時在街頭巷尾，誰敢這樣對他說話？他心里暗暗罵道：“區區一個日本特務，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揚威？”這股怨氣沒地方發，很快變成了報復的念頭。

當時駐北平的日軍高層中，有個重量級人物——岡村寧次。這個名字在抗日戰爭史上非常刺眼，后來他還擔任了華北方面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在北平的府邸修得極為氣派，院墻高聳、守衛森嚴，一看就知道里面金銀財寶不少。段云鵬盯上這里，連續幾天蹲守，觀察巡邏路徑、換崗時間、門房習慣，心里一點點勾勒出潛入路線。

某個夜里，北平城一片寂靜。他趁著月色，從偏僻角落翻墻而入，避過了幾處燈光，踩著房檐慢慢靠近主樓。借著對建筑結構的經驗，他判斷出主臥所在位置，撬開窗戶潛入屋內，挑貴重物品下手，一通翻找，帶走了一大批財物。離開前，他順手拿走了岡村最看重的一件東西——日本天皇親賜的手槍。

第二天，岡村發現手槍不見，臉色大變。對日本軍官來說，天皇賞賜是象征身份與恩寵的標志，這類東西要是丟了，不僅臉上無光，還可能牽扯軍中責任。經過仔細清點，他才發現損失遠不止一把槍：金表、翡翠球、金條、金佛像，以及大筆美元現鈔，全都不翼而飛。

岡村大怒，拍案而起，命令特務機關、憲兵司令部全力緝拿“飛賊”。但段云鵬早已遠走高飛，拿著這些財物到處吃喝享樂，一時間風頭無兩。多年后，岡村在回憶錄中，還提到這件事，語氣中帶著幾分惋惜，可見這次“被盜事件”給他留下了不小的陰影。

然而，就在許多人私下夸贊這位“飛賊”膽大心細的時候，他的另一面卻越來越明顯。1940年前后，他在北平、天津一帶屢次作案，雖然偶有被抓，但總能憑著關系或巧言脫身。直到1946年，他在北平東城金魚胡同一家珠寶店銷贓時，被守候多時的警察逮了個正著。

對他來說，進監獄已經不算新鮮事。在看守所里，他照樣吃得香、睡得穩，一副“老江湖”模樣。監獄長馬漢三是北平有名的“人物”，既懂黑道，也通白道。聽說抓到了大名鼎鼎的飛賊段云鵬，他不僅沒急著往死里整，反而動起了招攬的心思。

在他的設想中，這樣一個身手不凡、熟悉城市結構、膽大心細的“飛賊”，如果能為特務系統所用，那就是一把鋒利的刀。馬漢三把這個想法提給上級，很快得到響應。時任軍統高層的谷正文，對這種“特殊人才”也很感興趣。

提審時，谷正文沒有立刻訓斥，也沒急著定罪，而是慢慢摸清他的來歷。談話中，他話鋒一轉：“像你這樣的本事，整天偷雞摸狗，太屈才了。跟著我們干，既有出路，又有錢拿，風險還比你自己亂來要小得多。”

段云鵬聽在耳里，心里卻是翻涌不定。他曾見過師傅慘死，一度想離開偷盜行當，可現實殘酷，不偷就沒飯吃。多年下來，他名聲越來越大，被抓風險也越來越高。監獄里這幫國民黨特務，雖然陰狠，卻衣食無憂，腰桿也硬。相比之下，他那點“江湖義氣”，在生死面前顯得很脆弱。

在反復權衡之下，他終于點頭答應，投靠軍統，從此走上了一條更危險、更黑暗的道路。

三、暗殺、破譯與情報追殺：軍統“飛賊”的罪與懼

加入軍統后，段云鵬起初只是一個通訊員、聯絡員，負責在城市間傳送情報、踩點調查。但軍統很清楚他的特長，很快就把他安排到更隱蔽、更關鍵的崗位上。

1946年前后，國共雙方在重慶、南京等地進行政治談判。表面上是和談，暗地里，明爭暗斗從未停止。國民黨方面的代表鄭介民出身特務系統，在談判桌上與我方首席代表葉劍英屢屢交鋒，經常處于下風，心里極為不滿。

一怒之下，他竟動了歪心思，想用暗殺來“報復”。暗殺葉劍英的任務，最后落在段云鵬頭上。原因也不復雜：這人輕功好，進退迅速，適合夜間潛入；同時，他對北平、南京等城市地形極為熟悉，行動方便。

那天夜里，天上下著細雨，地面有些濕滑，街道燈光昏黃。他摸到葉劍英住所附近，從側面翻墻上房頂，盡量減小落地聲音。可屋頂瓦片年久松動，他腳下一滑，輕微的“咔嗒”聲在夜色中格外刺耳。就是這點聲響，被警覺的警衛人員捕捉到，立刻提高了戒備。察覺情況不妙，他沒有戀戰，借著黑暗迅速撤離。

次日一早，負責安全工作的陳立沖趕到現場，結合腳印、屋頂痕跡與之前情報，很快判斷出，這次潛入者極可能就是軍統的“飛賊”段云鵬。陳立沖沒有只滿足于“嚇退一次”，而是想了個“將計就計”的法子。

他故意讓院內警衛人員明顯集中在一起，制造出防守較為松散的假象，同時在對面樓頂暗中布置狙擊手。這樣一來，只要段云鵬再來，目標就會暴露在槍口之下。

不出所料，幾天后，他又摸了回來。自以為探查清楚對方防守弱點，便沿著熟悉路線再次上房。就在他剛落腳的瞬間，黑暗中傳來一聲低喝：“誰！”幾乎同一時間，槍聲響起，子彈擦著他的頭皮飛過，火辣辣的疼痛瞬間襲來。他勉強翻身落地，狼狽逃離。回到藏身處，他摸著頭頂，手上滿是血，后背陣陣發涼。

第二天一大早，他去見谷正文，承認刺殺計劃難以成功：“共產黨這邊防守極嚴，別說接近葉劍英，就是靠近院墻，都挺困難。”從那以后，他對中共情報、安全系統多了幾分畏懼。說白了，曾經那種“天下無難事”的輕狂，被兩槍打出了裂縫。

但軍統并沒有打算輕易放過任何一個與中共有關的目標。1946年，和談破裂，我方決定有組織、有計劃地撤離北平，同時又留下一支精干的小情報組和兩部電臺，準備繼續搜集情報，為后續斗爭提供支持。

這個情報小組極為隱蔽，只由五人組成，電臺也謹慎操作。遺憾的是，國民黨方面很快得到風聲。谷正文下令：務必找到并搗毀這處電臺。

那時的偵測技術尚不完善，但軍統調來十余臺攜帶式偵測設備，晝夜在北平街巷尋找信號源。經過多次測向，他們鎖定了一個大致范圍：一條胡同附近六百到一千米以內。定位精度有限，想要進一步縮小范圍，便需要有人“上房揭瓦”。

這項工作，自然又落到了段云鵬頭上。他穿街過巷，上了無數房頂，觀察哪家天線架設異常，哪戶人家凌晨燈光亮得不合時宜。幾天之后，他把目光鎖定在順天府東街24號。這家屋頂的天線與周圍住戶顯得格外突兀：兩根結實的立桿支撐著金屬天線，不是普通人家隨意搭的模樣。

他決定重點盯梢。某天清晨，他早早爬上屋檐，用倒掛的姿勢從窗外往里窺視。等屋里主人起床洗漱完畢，掀開蓋在桌上的黑布，兩部電臺赫然在目。操作員戴上耳機，開始發報，全然不知窗外有人緊盯著他的一舉一動。

確認無誤后，段云鵬立即報告。軍統隨即出動，突襲了這處秘密情報點，將我方工作人員抓捕。被捕人員在殘酷刑訊下，有人沒能撐住，暴露了更多組織情況。接下來，國民黨在北平展開大規模搜捕，十余名地下工作人員先后落網。

更嚴重的是，這條線索被一路“順藤摸瓜”，牽連到西安、天津、蘭州等地的地下組織。多個情報點被破壞，數百名情報人員被捕，情報網絡遭到沉重打擊。不得不說，這一系列后果里，有他不可推卸的罪責。

戰后局勢很快發生改變。1945年日本投降，內戰逐步升級。隨著解放區力量壯大、國民黨節節敗退，段云鵬被調往上海，隨保密局一起撤往臺灣。他在軍統內部的地位，不算最高層，但憑借多年效力，加上幾次“顯功”，已經被視為可用之人。

四、四次往返大陸與最后的落網：毛主席一句“不殺”的深意

1949年，國民黨大勢已去。臨行前的某一天，保密局二處處長葉翔之把段云鵬叫到面前。寒暄幾句之后，話題很快轉向正題：要派他回北平“工作”。葉翔之遞給他一份狀令，其內容簡短、冷硬：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前，挑選可靠人手，對中共領導人實施“制裁”。狀令后面列著一串重要領導人的名字。

看到這張名單，段云鵬心里直冒冷汗。他很清楚，這個任務不是普通行動，而是拿命去賭。更何況，他對新政權的治安能力早有領教，想成功潛入并接近這些重兵保護的目標，幾乎難于登天。那道曾被子彈擦開的傷疤，又隱隱作痛。

葉翔之看他遲遲不吭聲，淡淡問了一句：“云鵬兄，對這次任務有把握嗎？”這句話，看似征詢意見，實際已是逼他表態。他明白，自己這些年在北平、天津的活動早已暴露在敵人視野中，留在臺灣未必安全，遲早會被淘汰出局。雙手沾滿血債，已經沒有退路，所謂“忠誠”，其實更像一種被迫的自保。

猶豫片刻，他咬緊牙關：“我對這次任務很有信心。”這句話，既是姿態，也是賭徒心態的延續。從這之后，他開始了一連串往返大陸的行動。

1949年，他第一次以“李馨齋”的化名，從上海乘漁船到天津，在老朋友家落腳。詢問北平情況時，對方直言不諱：“現在的北平守備很嚴，到處是公安和便衣，你要真敢往那兒鉆，就是往槍口上湊。”這一番話，說得不客氣，卻很實在。

他權衡再三，決定暫時不冒險。臺灣方面又不可能緊盯他每日行蹤，他干脆賴在朋友家，吃吃喝喝混了一陣，待經費消耗得差不多，再回臺灣“匯報工作”，順帶領一筆新經費。不得不承認，他對危險有一定敏感，卻總舍不得徹底收手。

1950年上半年，他第二次回到大陸。正好北京某礦藥廠因為工人違規操作發生爆炸，傷亡不小。他聽到消息后，立刻寫信給毛人鳳，把這起事故說成是自己“行動”的結果，借機邀功。信送到臺灣后，毛人鳳信以為真，賞了他一大筆經費，還安排他覲見蔣介石。

這種“虛報戰果”的做法，從側面反映出當時國民黨情報系統的混亂與焦慮。蔣介石也需要一些“好消息”安慰自己，對細節未必深究。段云鵬見到蔣介石后，更覺自己被重視，忠誠度看上去有所提高，但他的行動風險意識并未相應增強。

1950年10月，他第三次潛入大陸。這一次，他在北京待了一段時間，訂閱各種報紙，試圖從公開報道中尋找領導人活動規律，為刺殺行動鋪路。然而，還沒等他有所動作，多年前在北平培養的兩名特務先一步暴露，被公安機關抓捕后依法處決。這個消息對他打擊不小。

他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情報線已經被切斷，行蹤極可能暴露。再留下就是自投羅網，他急忙離開大陸，匆匆返回臺灣。可以看出，他一方面想立大功，一方面又害怕真正面對中共的反偵察系統，每次都在這兩者之間搖擺。

到了1954年，他準備第四次潛入大陸。這一回，他偽裝成香港商人，從南方通道進入廣州，卻不知道，公安部門早已掌握了他多次出入的情況。前幾次行動留下的蛛絲馬跡，被一點點拼接起來，公安部制定了詳細抓捕方案，在關鍵口岸布下天羅地網。

1954年9月4日，他剛踏上廣州的土地，就被守候多時的公安人員當場控制。押解至北京后，案件很快上報中央。毛主席聽說抓到了這個“飛賊”，笑著說：“他不是飛賊嗎，讓我看看他還能不能飛。”這句看似輕松的話里，帶著一種對局勢成竹在胸的篤定。

真正關鍵的是，如何處置這個人。當有人請示時，毛主席只說了兩個字：“不殺。”這一決定，在很多人看來略顯意外。畢竟，段云鵬多次參與暗殺、破壞情報網絡，血債累累，按理說是死罪難逃。可中央卻選擇再利用他身上的價值。

由于他是秘密逮捕，臺灣方面并不知道真相。我方情報機關便以他的名義繼續與臺灣特務機關聯絡，制造出他仍在外潛伏、活動頻繁的假象。借著這層偽裝，我方從臺灣獲取了大批情報，并有針對性地展開反制。在接下來的行動中，先后摧毀了國民黨方面四個情報機構，抓獲一百四十余名潛伏特務和相關人員。

對臺灣方面來說，他們很難想象，自己長期信賴的“飛賊”早已落網，卻還在“遙控指揮”中暴露了更多布置。這一系列成果，和當初那句“不殺”，關系極大。換言之，段云鵬這一生里，最“有用”的一回，并不是他自己主動做了什么，而是他被俘后變成一枚“棋子”，卻不自知。

至于他本人，在被利用價值逐漸耗盡之后，終究沒能逃過法律審判。經系統審理、核查其在抗戰后期、解放戰爭中及新中國成立初期所犯的罪行，最終在關押十三年后，于六十五歲時伏法。他所犯下的血案太多，參與破壞的地下組織太多，對無數同志的被捕乃至犧牲負有直接責任，這樣的結局，并不令人意外。

他的經歷，算不上什么傳奇，更像一面鏡子：有本事而不知取舍，習慣于在灰色地帶游走，最后難免被自己種下的惡果反噬。多年行走屋頂，從不曾摔下；可真正在政治與歷史的屋脊上，他卻一步踏空，再也沒有翻身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