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云翔×康嵐】“婚育是個人選擇”是如何從私人焦慮轉變為世代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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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云翔、康嵐，2026，《Z世代的生活選擇與家庭祛魅（上）》，《當代青年研究》第1期。

本文導讀

? 中國家庭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轉型，這場轉型的核心集中體現在“婚育并非人生必選項”這句流行語中。“婚育作為個人選擇”是否已經成為Z世代的共識？這個選擇背后的道德分量究竟有多重，今天它是否已經演變為一種值得公開主張、甚至帶有道德優越感的新倫理立場？

? 婚育不再被年輕人視為成年生活的必然終點，而是一個需要與其他目標進行權衡的可選方案。但是，它有一個從私人焦慮轉化為集體性的、共享立場的過程。

?性別平等與責任共擔正在成為婚姻與家庭形成的不可談判前提。“責任” “選擇”與“意義”是理解Z世代的婚育決策和親密生活取向的三個關鍵詞。

? 原生家庭話語被中國Z世代改造成了一種社會批判語言。通過反思原生家庭，他們獲得了解釋家庭創傷和重塑自我的能力。在反思過程中，他們得到一個最重要的信息：必須打破代際傳遞。

? Z世代跟前面幾代人相比有很多進步，而拒絕委屈自己是最重要的一點。這背后就是關于情緒正義和情感主權的追求。

摘 要

文章基于對中國Z世代婚育與家庭觀念的考察，提出了中國家庭正經歷一場深刻的祛魅轉型。這一過程的核心在于，家庭正從一種不容置疑的人生目的轉變為可供個體選擇的實現目標的手段。通過分析原生家庭話語、恐婚恐育話語、“戀愛腦”批判、反PUA話語與行動、“斷親”及“全職兒女”現象這六條相互關聯的路徑，文章揭示了Z世代如何通過強調情感主權、個人選擇與生活意義，系統性地挑戰傳統家庭制度的道德必然性。這一祛魅并非簡單的拒絕，而是一套以自主、互惠和邊界意識為核心的新社會倫理的生成過程。盡管存在性別、階層和地域差異，但這一代際頓悟已形成廣泛的文化影響力，重塑著中國的家庭與社會結構。

關鍵詞

婚育非必選；原生家庭；家庭祛魅；情感主權；道德轉型

目錄

一、一場安靜但深刻的轉型

二、Z世代的頓悟：婚育作為個人選擇

三、通向頓悟的六條路徑

（一）原生家庭話語

（二）恐婚恐育話語

（三）戀愛腦批判

（四）反PUA話語

（五）斷親現象

（六）全職兒女現象

一、一場安靜但深刻的轉型

康嵐 ： 當前，中國婚育率的持續下降已成為一個顯著的社會現象。主流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結構性解釋，比如經濟壓力、制度約束等，這些客觀因素無疑非常重要。但是，當我們將此主要歸因于房價、內卷時，是否會忽視了故事的另一半？年輕人真的都是因為外部環境不好，所以不能結婚生子嗎？我的觀察是，一種更根本的變化正在發生。很多年輕人并非“不能”，而是“不欲”。比如“婚育并非人生必選項”這句網絡流行語，它聽起來不像無奈的抱怨，更像是一句冷靜的宣言。所以我想問，我們正在見證的，是否其實是一場超越經濟的、更深層的文化轉向？對此您有何判斷？

閻云翔： 我同意你的觀察。中國家庭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轉型，它的發生與Z世代（出生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初）的人生選擇直接相關。之前的歷次青年浪潮都是通過革命運動或國家主導的社會工程來追求自主與生命意義，但是Z世代走出了一條貌似平靜卻更為激進的路徑。他們的個人選擇，以及在群體層面對于個體選擇的道德頓悟，引發了一場非對抗性但又具有深刻影響的家庭祛魅進程。

這場轉型的核心集中體現在2021年至2023年，特別是在2023年，引發廣泛共鳴的那句流行語——“婚育并非人生必選項”。這一表述逐漸凝結為共享的世代覺醒。它以簡潔卻極具穿透力的語言，濃縮了整整一代人的倫理反思與情感感知。這個簡單口號背后，展開了近乎無限的生活可能性，都是建立在個體的主動選擇和情感主權之上的，承載著對個體幸福的鄭重承諾。它不僅僅是私人生活方式偏好的表達，更是對“何為美好生活”以及“家庭應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的重新定義。同樣引人注目的是，這一曾經難以想象的立場，如今在許多出生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Z世代父母群體中也獲得了共情，從而為這一頓悟（Epiphany）賦予了更廣泛的社會正當性，并進一步放大了它的文化影響力。

二、Z世代的頓悟：婚育作為個人選擇

康嵐： 您是在什么時候，通過哪些具體的信號或現象，意識到這不再是一種零散的情緒，而是一種代際性的“頓悟”？根據您的觀察，“婚育作為個人選擇”是否已經成為世代共識？您前面提到，這不僅僅是個人生活方式的偏好，那么這一選擇是否已經被青年一代賦予了一種堅實的道德正當性？我想問的是，這個選擇背后的道德分量究竟有多重，今天它是否已經演變為一種值得公開主張、甚至帶有道德優越感的新倫理立場？

閻云翔： 我第一次接觸到“婚育并非人生必選項”的說法是在2022年。當時我尚未將其識別為一種世代頓悟，更未意識到它背后深層的社會與道德意義。當時吸引我注意力的是那些更為激烈、對抗性更強的“恐婚”和“拒生”話語——它們以尖銳的語調主導著輿論場。直到兩年后我讀到《人物》雜志的一組書信（呂蓓卡，2024），才真正領會了這句看似簡單的話語所承載的道德分量。

在那組信件中，成年子女對父母年老離婚的共情性回憶與反思，使我看到私人化的家庭與親密關系轉向如何凝結為一種代際共享的、對人生道德必然性的重 新 定 義。在 這 些 敘 述 中 ，可 以 清 晰 地 看 到 一 個 世 代 演 進（Generational Progression）的軌跡，以及相關頓悟的逐步形成。比如“70后”的思考發現，除了變化本身，世上沒有永恒；它不僅意味著對離婚作為當代現實的接受，也標志著對傳統家庭價值觀的背離。而“90后”則更強調婚姻生活中情感主權的重要性，將離婚視為人生新階段的重啟鍵。到了Z世代，則更加明確指出婚姻、性、愛情與生育都是獨立且可選的決定，進一步挑戰了人生必須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這一根深蒂固的信念，徹底否定了社會強加的人生時間表。

2025年春夏之交，我回到黑龍江省下岬村做田野調查，很快便發現這一頓悟已傳播到大城市中產青年之外的不同年齡和不同階層群體，無論是在鄉村社區還是在外遷城市的居民中均有體現。盡管他們的態度各不相同，但都承認婚育與否已經變成年輕人的個人選擇，別人可以施加影響，但無法強制干涉。這些田野觀察也得到了一系列調查數據和媒體報道的支持，雖然這些調查在方法嚴謹性與機構背景上各不相同，但整體上呈現了近年來青年文化與情感取向的變化趨勢。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調查的對象包括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群體，調查結果大致反映出當前流行的公共話語和大眾觀念。

有一項調查特別值得注意，因為研究者均出生于2000年前后，自然帶入了Z世代年輕群體的視角，由此得出了至少三個在其他調查中未曾顯現的有價值的發現。第一，近八成受訪者表示有生育意愿，所以恐婚恐育、不婚不育這件事沒那么簡單。但是，他們生育意愿的主要動機是喜歡小孩，而不是出于對家庭或國家的義務感。如果我們現在希望能有所改變的話，可能還需要換個角度從正面去想年輕人為什么要結婚生子。比如，喜歡小孩就是一個主要原因。第二，許多女性受訪者強調，婚育的前提是要有一個能夠共同承擔育兒責任的可靠伴侶。調查中問到：“如果未來的伴侶不能達標怎么辦？”有人回答：“沒有如果，他一定要這樣才可以。”還有人說：“如果沒有這樣的伴侶，我們就不著急，先等一等，等他們醒過來再說。”這些回答表明，性別平等與責任共擔正在成為婚姻與家庭形成的不可談判前提；那這就不是政府發多少錢、建多少托幼機構的簡單方式能解決的。第三，“意義”在 Z世代人生選擇中占據核心地位。有位學生講得很有道理：“我還沒想好要不要結婚，因為我不知道結婚的意義在哪里。”這讓我聯想到不止一次聽到年輕人在講：我們并不抗拒結婚，但它不是人生必選項。所以，意義很重要。對這一代人而言，追求意義——而非履行義務或隨波逐流——已經成為他們親密生活的首要原則。

《青春上海》微信公眾號在2025年發表過一篇報道，從中也可以看到Z世代在婚戀選擇中的道德與情感考量。比如：一些人將“責任”視為自己猶豫結婚的關鍵原因，Z世代對父母未來養老的沉重負擔的反思性意識，是他們權衡婚姻與生育利弊得失的重要因素。在女性的表述中，有人這樣說：“我只會考慮和讓我開心的人發展關系，但比起情感，我更看重事業發展。”從中可以看出，自主選擇與優先排序的自由至關重要，如果戀愛或婚姻會消耗她的精力，她愿意無限期推遲。其他的表述還有：“最重要的是遇到和我走在同一條路上的人，否則我寧可推遲結婚甚至不結。因為愛情是婚姻的基礎。”這些敘述都凸顯了責任、選擇和意義是Z世代親密生活中的三個核心維度。

當然，并非所有Z世代都持有這些新興的觀點，仍然有不少Z世代持有傳統婚育觀，以及傳統婚育觀在某些地區與階層中依然普遍存在并占據主流地位。但是，前述替代性觀點正在撬開一個新的社會空間，它的象征與政治意義已超越了其當前在統計上的人口占比。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調查與媒體報道來自不同的視角，其中很少有研究符合大規模隨機抽樣調查的嚴格方法學標準。但正因為它們不受傳統量化范式的限制，反而更能捕捉到最貼近Z世代關注與愿望的細微動向。所有這些研究都不約而同地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在Z世代眼中，婚姻與生育已不再是人生必需品。但與此同時，他們并未全盤否定這些制度。相反，他們以不同方式強調了“責任”“選擇”與“意義”在婚育決策中的核心地位——這三個關鍵詞對于理解Z世代的親密生活取向至關重要。

康嵐： 剛才講的主要來自媒體報道和非學術機構的調查，但近年來婚育變遷這一議題也越來越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民政部的數據顯示，結婚登記數連續多年下降，2024年創下45年來的新低，直接導致出生人口大幅減少和人口負增長。對于這一趨勢，人口學家更多強調適婚人口總量減少及青年的晚婚、不婚傾向，社會學家則更多從社會經濟因素、性別差異、代際關系等維度去解釋或理解婚育行為的分化和轉變。您是否注意到，有哪些學術研究展現了主觀性維度的變遷，比如思想觀念、倫理道德立場的根本性轉變？

閻云翔： 近期的學術研究也及時捕捉到了Z世代的道德頓悟，主要是通過年輕人在戀愛、婚姻與生育方面的行為變化來透視。這些研究的共同特點是將Z世代的生活選擇置于全國婚育率下降的宏觀背景下來考察，另一個特點是強調觀念變化對年輕人婚育行為傾向起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想提三個比較有影響力的研究，它們都揭示了制度性婚育傳統與個體化價值追求之間的張力。

李婷團隊于2021年針對中國大學生婚戀觀的調查發現，超過60%的大學生仍將婚姻視為人生既定選項，超過80%的大學生期待兒女雙全，但支撐婚育行為的價值基礎已發生重要改變；年輕人開始強調婚戀與生育基于個體意義上的價值：互助進步、精神寄托、情感陪伴以及對自身成長的意義（李婷等，2022）。該調查同時發現，大學生低婚育意愿主要源于現實阻力，是無力而不是不想結婚生子。因此，大學生婚育觀也因性別和社會經濟地位不同而出現明顯的分化。

劉汶蓉于2023年在大城市的調查發現，近7成青年認同“結婚是個人選擇”，其中女性認可比例高達80%，而對“結婚總比單身好”的認同率只有10%左右；婚姻似乎不再被視為人生幸福的一種必然歸宿（劉汶蓉，2025）。她的調查數據確認了Z世代關于“婚育并非人生必選項”道德頓悟的普遍存在。劉汶蓉還用三種力量的合力來解釋這種轉變：社會個體化所形成的自我實現的拉力，婚育風險的推力，代際支持的拖力。“拖力”一說極富洞見，揭示出新家庭主義語境下，代際親密性和代際合作的持續增加反而削弱了子代建立獨立家庭的動力，使婚姻被視為風險投資而非幸福歸宿。換言之，代際依附和支持（即親子一體）過于強化之后就會成為子代獨立的障礙。

於嘉基于多項大型追蹤調查數據的研究發現，中國社會對女性生育必要性認同度下降和對女性單身生育更為寬容。雖然非傳統的生育行為（如婚外生育）并未明顯增多，但不生育傾向明顯增加。她特別強調，當觀念發生變化之后，人們行為的轉變往往是不可逆的。因此，年輕人初婚推遲、主動不婚、同居不婚和低生育意愿等新的變化趨勢大概率會持續下去（於嘉，2022）。

三、通向頓悟的六條路徑

康嵐： 看來當代青年的婚育觀確實正在經歷從制度性遵從到個體化選擇的深刻轉變。雖然傳統婚育模式仍保有主要影響力，但決策邏輯已轉向個體價值實現與風險評估。講到婚育率下降，我注意到輿論中不乏一種聲音，認為當代年輕人逃避、脆弱、內耗、甚至自私。但從您前面的講述尤其是媒體報道呈現的豐富素材看，年輕人在婚姻與家庭問題上的決策，其實遠比這種單一形象更加細膩、多維。這和我的經驗感受是貼近的。前面您提到三個關鍵詞：責任、選擇、意義。根據我的觀察，責任感的本質在年輕人中已悄然轉變。在傳統框架中，婚姻與家庭的責任主要由外部規范塑造，是一種“標準化流程”；而今天年輕人的責任感，更多源于內心的價值排序和理性計算，變得更加前置、更加細膩。比如：對下一代，在不能確保給予孩子充足的情感陪伴、高質量的教育和穩定的成長環境之前，選擇“先不生”；對自我，也不愿為了完成“任務”而犧牲個人的精神追求與人生規劃。這種“不將就”也許是一種更為嚴苛的“內部問責”。他們認為，強調犧牲感的婚姻和育兒，對所有人可能都是一種消耗。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不是拒絕責任，而是重新定義了責任。他們展現了一種對潛在消極后果的預見能力和清醒的邊界意識。這種“不選擇”，恰恰是一種主動選擇。所以這一代人的“頓悟”，或許不應被輕易貼上逃避的標簽，而值得我們從更加多維的角度去理解。

閻云翔： 是的，他們的代際頓悟常常被流行話語所掩蓋或誤解，這就需要我們更深入、更耐心地追蹤這種頓悟的生成軌跡，來理解其中的豐富內涵。“婚育并非人生必選項”這一頓悟，并非孤立產生的，而是在十余年的時間里，由多個生活領域的論述與實踐交匯、積淀而成。這些論述與實踐雖起源各異、邏輯不同，卻在長期互動中共同侵蝕了家本位價值觀的權威。據我觀察，主要有六條相互關聯的路徑，分別是：原生家庭話語、恐婚恐育話語、“戀愛腦”批判、反PUA話語及其行動、“斷親”實踐及“全職兒女”現象的興起。這些路徑各自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語境中發展，但最終匯聚為一股累積的思想與實踐潮流。從時間軸上看，2010年代初至2025年，這些路徑不僅呈現出平行發展的軌跡，還顯示出一定的先后次序，早期的思潮為后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共同鋪墊了代際頓悟的全面浮現。

（一）原生家庭話語

閻云翔： 在通向代際頓悟的六條路徑中，我認為原生家庭話語是一個出發點。它在時間上出現最早，在2000年左右進入國內，最初是作為心理咨詢理論的概念被介紹到中國，然后在2010年左右通過一些通俗心理學讀物比如《為何家會傷人》（武志紅，2007）這樣的書，成功進入大眾文化，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標簽，被人們拿來貼在各種各樣的事物上。這時候它已經完全超越了心理咨詢理論的專業領域，開始產生更加重要的社會影響。

它的社會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年輕人將原生家庭話語轉換成一種抗爭的武器，用來抵抗日漸明顯的父母權威。這是跟新家庭主義崛起的背景緊密相連的。因為新家庭主義的核心是代際合作，結婚生育后的年輕人很大程度上依靠父母的支持才能完成他們的人生任務，這就是“80后”一代在過去15年左右的經歷。但是，年輕人對父母的這種高度依賴，也同時導致了父母權威的某種形式的回歸。這個現象也外溢到下一代人，就是在“70后”父母和“95后”子女的關系中也日益明顯。Z世代正是在這種既依賴父母支持、又面臨強大父母權威的矛盾背景下，拿起了原生家庭話語作為抵抗權威的武器。但是，抵抗父母權威和權力的同時，他們沒有放棄、也不想放棄父母的支持和保護，這是最關鍵的一點。他們追求心理上的獨立，但對于父母經濟支持的依賴，并不比“80后”少，很可能還更多一點。

第二，原生家庭話語被他們用來解釋自己內心世界所經歷的各種復雜的情感糾葛和心理困境。他們開始反思自己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情感創傷或者現在叫作“有毒的”家庭關系。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類似的經歷，就是來自父母的情感控制和勒索，比如會講：“我媽從小就控制我的一切，所以長大以后……”其實我覺得不是因為他“長大以后”，前面幾代青年都長大了，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原生家庭話語的啟示下，今天的年輕人意識到了，他們不要做父母的情緒垃圾桶，這是Z世代的普遍共識。比情感控制和情感勒索傷害更嚴重的是父母關系的破裂，以及父母之間的冷戰熱戰所造成的家庭創傷。他們會反思，我為什么要感謝那些傷害我的人？父母要我感恩，這不是道德，是情感綁架。情感綁架是另一個新進入我們文化語境的詞匯。

第三，原生家庭話語被用來重構一個新的自我。他們用原生家庭話語反思并向前看的時候，得到一個最重要的信息是：必須打破代際傳遞，自己所經歷的情感創傷不應該再延續下去。打破代際傳遞最直接的一種方式是“重新養育自己”。所以“內在小孩”這樣的心理咨詢理論在國內大為流行，內在小孩和重新養育自己成為Z世代最重要的人生任務。通過這些還可以進一步反思自己將來是不是要做父母，要做什么樣的父母，用什么樣的方式能夠避免負面的家庭創傷的代際傳遞。很多年輕人意識到，跟父母的關系和解、和解到什么程度或者說是否有可能完全和解，其實沒那么重要，有的關系就是要帶著傷口走一輩子。關鍵是要重新養育自己，心理上斷奶，情緒上不再依靠原生家庭的評價。

康嵐：原來原生家庭話語在中國年輕人中的爆發，背后的社會語境和政治經濟驅動力是新家庭主義的興起和緊密的代際合作，年輕人既依賴父母又抗拒父母權威，這種矛盾為原生家庭話語的流行提供了土壤。這讓我想起我們上一篇關于斷親的討論文章（閻云翔、康嵐，2025），也提到了年輕人在網上談論斷親，大部分都在講原生家庭創傷，看來也是因為“親子一體”文化的矛盾性。剛才聽了您的分析，我覺得更有意思的一個點是，原生家庭話語作為一個外來的心理學概念（有明確的專業界限、也不帶有強烈的評判傾向），沒想到被中國的Z世代改造成了一種社會批判語言，獲得了寬泛的社會意義。通過反思原生家庭，他們獲得了解釋家庭創傷與重建道德想象的能力。這不僅重塑了他們的自我與家庭關系，也為中國社會的情感倫理和文化結構注入了新的反思動力。可以這么說嗎？

閻云翔： 沒錯！其實，原生家庭話語導致的反思并不限于Z世代群體，前面世代也有，我相信后面也會有。我想強調的是，原生家庭話語一旦進入我們的文化語境，一旦發生了這樣的功能，它產生的影響就不會消失，會不斷深化下去。2025年初，我在豆瓣上看到一篇爆款長文《解構原生家庭：回家過年的心理建設》，一個月的時間瀏覽量超過2000萬。這個帖子的作者出生于1989年，與父親的關系曾經很好，但在她30歲以后逐年崩壞，因為每年回家過年都要遭遇同一個創傷——爸爸逼婚。33歲那年，父女關系終于被爸爸的一句話擊碎：“你不生孩子，我們還要你干什么？你不再是我們的女兒。”她自認為她的家庭關系溫馨，父母開明，一直支持她讀書，支持她到上海去闖蕩，等等。一直到30歲這個坎，突然180度大轉彎。她說：“你敬重的父親否定了你的人生，否定了你這么多年的努力。”由此她開始反思。這時候，早已努力壓抑下去的那些情感上的傷口開始重新被打開，那些長期被家人否認的童年創傷被喚起：小學失眠，初中自殘，有好幾年都是沒有一天不哭的，且她爸爸非常擅長在飯桌上把她說哭，還要指責她“吃飯哭什么哭”，等等之類。我覺得，這些聽起來對我們很多人可能并不陌生。所以，當她聽到爸爸講那一句對她傷害如此之大的話時，她說：“從那時開始，原來已經好了的小時候的委屈，開始過不去了。”

如果有人想研究情感社會學或者情感人類學的話，“委屈”這個概念很有意思。我們幾乎每個人在自己的人生中都經歷過委屈，區別在于委屈的時間與強度，對我們的影響大與小，等等。委屈這個詞是幾乎無法翻譯成英文的。我一直認為，在兩種語言之間無法準確翻譯的詞匯，就是具有最強本土性的概念。從這個意義上說，委屈很可能類似于像關系、人情、面子這樣的概念，反映出中國文化的深層邏輯，只不過它是情感層面的東西。而在家庭中，委屈是一個更普遍的情緒感受，大概率是家里的所有人都覺得委屈，無論你是強勢的還是弱勢的。就像這個個案中，那個爸爸可能也因為女兒的不領情而感到委屈。清官難斷家務事，道理就在這里。那么我們為什么會有委屈呢？這個問題非常值得深入探討。

豆瓣這篇爆款文章所講的事情，是我們做抽象學術研究很難涉及的。“祛魅”是挺痛的，并不是一個讓人意氣風發、興高采烈的過程，一定會經歷非常深刻的痛苦和掙扎。這種感受，不在情境中的人可能無法體驗，在情境中的人也很難和別人分享。但是在這方面，Z世代與前面所有世代不一樣，他們有自己的道德共同體（Moral Community），通過數字平臺的分享，他們獲得了力量！

在這個個案中，這名女性在網絡空間的反思是：原來我并不擁有開明的父母、體面的家庭和給我力量的親情；以“愛”之名的背后，是理直氣壯的操控。在傳統關系里，最缺的就是自由和做自己。再高分的傳統關系（因為她認為她的家庭算是很開明的家庭），都是講究角色和工具屬性的。那些東西都排在你前面，最后才是你自己。所以她說：“我看到了傳統的無情，感情大不過規矩，個體只是結構之下的一根柱子。”像這樣的總結，可能是我們社會學分析都很難達到的，因為我們可能沒有那樣深刻的切身體驗。像這樣的反思，我覺得還會延續下去，在很多人中擴展開來。而處在話語之外的人，也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進入由原生家庭話語搭建的那個社會空間，來發展自己的反思能力，回溯自己的成長經歷，產生對人生新的認識。而這一切是后面各種話語能夠發生的最原初的基礎，或者說，原生家庭話語是一個元敘事，后面的各種話語都是這個元敘事的不同章節，其中一個比較早的章節就是恐婚恐育話語。

康嵐： 您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社會心態變遷的圖譜。從個體長期承受隱性的委屈，到某個時點因為價值觀沖突而引爆深埋的情感創傷，然后借由平臺化的道德共同體來進行集體性的“祛魅”式反思，生成對傳統倫理與情感結構的系統性批判，最終形成影響廣泛婚戀行為的新的社會“元敘事”。這個脈絡似乎可以解釋，為什么原生家庭話題在這些年會釋放出如此巨大的社會能量和討論熱度。它展現的遠不止家庭矛盾，而更像是一場關于個體價值、情感模式和代際關系的深刻文化變革的開端。

您提到“委屈”是一個極具本土性的情感概念，非常有啟發性。“委屈”難以翻譯，本身說明它承載著獨特的文化心理結構。家庭是“委屈”的主要發生場域，它折射出我們這種關系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情感壓抑與道德約束。而Z世代在自我建構中追求“無委屈”的價值取向，是否意味著他們正在主動脫離傳統的“關系型自我”？至少我們看到，他們在網絡空間形成的那個“道德共同體”，正在嘗試協商一種新的社會倫理與情感秩序。說它是一場“情感革命”，可能也不為過。

接著您剛才說的，原生家庭話語已經成為一個元敘事。那么，作為一棵大樹的主干，它長出了哪些分支呢，可以讓我們層次更豐富地看到Z世代處理自我與外部世界關系的認知框架？

（二）恐婚恐育話語

閻云翔： 如果說原生家庭話語為Z世代提供了質疑家庭權威所需的語言與反思習慣，那么恐婚恐育話語便是這一邏輯的延伸。一旦年輕人學會審視成長經歷中的情感代價與不平等，他們便會很自然地將同樣的批判視角應用到未來可能建立的家庭中。一開始主要是個體對于婚姻的恐懼以及想象（主要是負面的想象）。這些個體經驗經平臺分享和推送，逐步形成一個不斷加強的輿論場。到2010年代末，尤其在2020年代初，這種對婚育風險的擔憂已在網絡空間廣泛流傳。而在最近幾年能明顯看到，它不僅是話語，在越來越多的人中，它也在成為行動，比如單身青年群體的擴大，以及婚姻延遲已經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大幅度的婚姻延遲之后，更大概率的不婚和不育也會跟著出現，所以這個話語背后實際上是有非常強的變成實際行動的趨向，值得我們很嚴肅認真地對待。

其中，與原生家庭話語反思連接最緊密的就是父母的失敗婚姻對子女的影響。無論是冷暴力、表演式的婚姻，還是一輩子沒什么感情、為了某些功利目的一定要綁在一起的婚姻，在Z世代眼中，都是失敗的婚姻，都不應該在自己身上重復。對他們來講，這種沒有真情實感的婚姻是非常廉價的。許多年輕人會用“避免重蹈原生家庭的模式或沖突”來解釋他們的遲疑。

然后，講得最多的是對于婚姻風險的認知和恐懼。這不僅關乎經濟負擔，更涉及保護自主性、職業發展與心理健康。比如有人這樣說，結婚是把一切不確定的風險都打包買進來，我覺得是非常精確地概括了婚姻的本質。

另外，性別不平等絕對是恐婚恐育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這里存在著顯著的性別差異，女性恐婚話語背后主要是“恐育”和“恐棄”，而男性恐懼的是生活水平的下降，“恐窮”是男性普遍擔憂的事情。女性會預測婚姻和生育之后會發生什么，因為在整個養育過程中，女性要承擔的責任遠遠大于男性。所以女性“恐育”的想象和話語背后清晰可見的一條線是對于父權的恐懼和抵抗，而這不是任何政策性的調整所能夠處理的，除非我們的社會改革涉及最根本的父權文化和男性中心主義在整個養育過程中的影響。所以有人說：你給我一萬，我賠進一生。這句話實際上就是針對地方政府為了鼓勵婚育而采取的一些經濟獎勵政策而說的。而且，其實每個人對于金錢的感受和計算是不一樣的，關鍵是對于婚育背后風險的預期，特別是女性對于性別不平等和父權文化對婚育影響的預期。

基于這幾方面的原因，婚育不再被年輕人視為成年生活的必然終點，而是一個需要與其他目標進行權衡的可選方案。但是，它有一個從私人焦慮轉化為集體性的、共享立場的過程。最初，婚育恐懼更多是作為不安情緒的表達，而非明確的拒絕。網絡帖子往往聚焦于具體經歷——父母爭吵、配偶出軌、經濟拮據、艱辛的孕產或育兒過程——這些故事讓婚姻與生育顯得令人望而卻步。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話語逐漸從私人焦慮轉向公共宣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明確表態：不再只是“我害怕結婚或生孩子”，而是“在當下的條件下，我選擇不結婚、不生孩子”。這種語言上的轉變，標志著對婚姻和生育的恐懼和拒絕逐漸顯現為一種可以公開合理化的價值立場，而不再只是私人層面的心理猶疑。

近年來，國內有關恐婚恐育話語的報道和研究數不勝數，但是，其中的大多數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這些話語對于婚育實踐的負面沖擊，而且被“不婚不育保平安”等過激表達方式所誤導，錯過了真正的重點：Z世代對于個體選擇的強調和珍視。通過將婚姻與生育重新定義為個體選擇而非道德義務，恐婚恐育話語實際上深化了原生家庭話語所開啟的批評家庭主義價值觀的進程。

康嵐： 您深刻地指出，近年來恐婚恐育話語完成了一次關鍵的“話語升級”：從零散、難以言說的“私人焦慮”，凝聚為一種能夠公開辯論與捍衛的公共宣告。這標志著它不再僅僅是心理層面的個體困擾，而正在成為一種具有公共影響力的社會思潮與價值立場。更重要的是，您跳脫了主流論述中常見的“婚育危機”敘事，轉而從社會文化批判與青年主體性的視角切入，精準地捕捉到問題的核心：年輕人對婚育的遲疑并非出于消極逃避，而是源自他們對個體選擇的自覺與珍視。這一視角有效地將討論從對問題的審視，轉向了對社會變遷與價值轉型的洞察，使那些被視為“消極”的現象呈現出另一種意義—— 一種對舊有家庭主義價值體系的文化再生產與重構。

我十分贊同您的判斷：Z世代對婚育的權衡早已超越了淺層的經濟計算，而是融合了對代際創傷的反思、對自我本真性的追求、對個體理性的規劃，以及對結構性不平等的清醒認知。這就回到我前面的那個問題：恐婚恐育究竟意味著年輕人更加脆弱與逃避，還是恰恰表明他們變得更加成熟與理性？我相信，這個問題能為跨越代際的理解與對話提供新的切入點——一種能夠超越道德評判、轉向社會理解的視野。

（三）戀愛腦批判

康嵐： 您對恐婚恐育話語中性別差異的剖析切中要害。女性“恐育”“恐棄”的背后，是對結構性壓迫與父權機制的抵抗；而男性的“恐窮”，則可被視為競爭性焦慮的延伸。由此引出的問題是：由于我們支持婚育的舉措主要在經濟層面、難以觸及深層文化結構，那么女性在反抗性別不平等的過程中，勢必將自我保護、情感自主與職業發展等置于核心位置，一個顯著表征是越來越多的青年女性高調主張“努力搞錢”。然而，這種以經濟獨立與成就為中心的實踐，也讓女性同步卷入了原本由男性主導的“競爭性焦慮”之中。換言之，無論性別，當代青年都正趨向一種以“個體安全、職業成就與系統性風險防范”為核心的生命策略。這種趨同的價值取向是否正在塑造一種新的、以個人為中心的生存倫理——它既是對傳統性別腳本的挑戰，也是對高度流動與不確定社會環境的理性回應。在這一語境下，恐婚恐育不再僅僅是情感上的退縮或抗拒，而是體現了新一代在不穩定社會結構中，以理性與自我為軸心重塑生活秩序的嘗試。我想，這不僅揭示了青年心態的變遷，其實也折射出整體社會結構與價值體系的深刻轉型。

閻云翔： 我后面要講的兩個潮流，可以部分回應你這個問題，就是這兩年在Z世代中流行的戀愛腦批判和反PUA話語，二者都強調捍衛情感主權和“自主優先”的倫理。在恐婚恐育話語持續發酵后，公眾視線很快遷移到親密生活更早的階段：浪漫情感依附的形成。戀愛腦批判由此興起，用以形容因沉溺于愛情而喪失理性與自主性的狀態。對于Z世代來說，質疑婚姻中自主性的缺席還不夠，他們進一步追問在婚姻尚未進入設想之前，那些被文化劇本美化的情感犧牲與自我消解模式本身，是否也需要被懷疑、被消解。

關于戀愛腦的批判，我一開始也被繞進去了，讀不太懂。因為最吸引眼球的表述是，談戀愛干嘛，“搞錢”最要緊。但仔細分析他們的表述后，我覺得這背后的含義要比“搞錢”深刻得多。就像你說的，“搞錢”是表征，在最深刻的層面是對于自現代社會以來關于浪漫愛（Romantic Love）建構的反思。Z世代敏銳地捕捉到，在浪漫關系中，女性被要求無條件付出，男性則往往享有相對自由的雙重標準。這種不平等并非偶然，而是深深植根于現代婚戀制度的歷史邏輯。

浪漫愛的出現是為現代社會服務的，因為需要一種新的家庭體制，有一部分人可以毫無牽掛地進入勞動力市場，另一部分人可以負擔起所有的家庭任務，也即性別分工固化為“男性是養家者”與“女性是家庭主婦”。在這種分工中逐漸建構起浪漫愛的觀念，愛與婚姻中的自我奉獻與犧牲逐漸被視為天經地義。稍加分辨的話，這個建構過程中被要求無條件地奉獻與犧牲的全是女性。因為男性要外出工作，他回來以后需要一個溫情的港灣來撫慰他在外面所受到的傷害和艱辛。另外一個重要功能是在劇烈變遷的社會情境下，維持人口的再生產和提供家庭的照顧。分析到內核，從社會需求的角度就是這么一回事，它是跟現代社會的勞動分工、跟現代性對效率的要求連在一起的。這是整個制度的設計。

Z世代關于戀愛腦的批判，從一開始就奔著這個主題去，認為浪漫愛的功能是維持現代家庭體制，而現代家庭體制自帶性別不平等的維度。戀愛腦批判反對通過浪漫愛的理念把婚姻牢牢鎖定，要求有一部分人在愛情與婚姻中無怨無悔地支付情感勞動，而沒有一個正規的回報，即通過公共領域的工資支付的回報。當大家發現這些本質后，浪漫愛就變成了一個幻象。當戀愛腦批判戳破了這個幻象后，他們就強調在任何親密關系中都要有自我的邊界，因為建立邊界就會使自我的福祉不再受到傷害。這一點最重要。強調邊界和自我福祉，實際上是對于自尊的保護超過了跟他人之間的依戀關系，從而能夠避免那種不假思索的近乎本能的放棄自我。比如有人說，為了戀愛放棄所有，直到分手那一天，才意識到自己整個人生被清空了；這時候才懂得，愛不是人生的主線，自我才是。

自2010年代末以來，戀愛腦批判在社交媒體中廣泛傳播，既是一種警示，也是一種道德判斷。個體，尤其是女性，不應為戀愛而放棄人生目標、經濟獨立或個人尊嚴。這里的代際差別也很有意思。“80后”一代更多局限于在浪漫理想內部尋找自我保護機制，相比之下，Z世代將這種反思提升為集體性的道德立場：愛情應以平等互惠和個人自主為前提，而不是以犧牲個體的人生目標為代價。這種轉向不僅反映了女性主義意識的普及，更呼應了他們在現實中對不穩定關系風險的高度敏感。

戀愛腦批判幾乎完全由年輕女性主導，尤其是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城市女性群體。她們強調自主、自我發展與經濟安全應優先于浪漫理想。但批判深入下去，引發了男性的共鳴性反思，那就是對于“舔狗”的批判。男性也開始反思那種強調奉獻的不平等的戀愛關系到底值不值、是否健康。他們會說，我不能花錢陪伴別人的老婆。這樣的反思導致了男性對于親密關系的恐懼，先置性地杜絕了他想要談戀愛的欲望。還有比如“不是舔狗不配愛，而是舔狗不配失去自我”，也涉及自尊和平等的重要性。另外，“舔狗”一詞雖然主要用以諷刺戀愛中過度卑微順從的男性，但也有帖子借此反諷女性“擇偶標準過高”，顯示了在女性自主性增強的婚戀語境下潛在的性別張力。戀愛腦討論既關乎個體情感，也折射出性別關系的再調整。

Z世代對戀愛腦的揭露與抵制也為重建情感主權奠定了基礎。比如有這樣的說法：如果把別人的情緒當第一，忽略了自己的需求，那就是放棄了自己的情感主權。在家庭祛魅的過程中，Z世代有一個直接的要求就是我的情感我做主，我絕不能為了他人的期待而委屈我自己。你看，我們又回到了委屈這個概念！他們認為，我可以深情，但不能失控，如果連基本的判斷都交給感情，那就不是浪漫，是退化。他們反復強調的是在親密關系中的互惠和彼此尊重，而這其實是不受性別界限影響的。

關于戀愛腦的批判還可以引出“愛自己”的話題。比如：“你把別人當主角，把自己當工具人，你不是不值得被愛，而是你沒學會先愛自己。”“愛自己”是Z世代在重構自我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議題。而在中國文化的傳統人生觀中，“愛自己”是一個非常負面的東西。為了滿足更高的目標，比如維持家庭、維持家庭之外的共同體的穩定等，需要壓抑一部分人性當中的本能；所以，傳統價值觀總是強調以他人為重。但是，在其他一些文化情境中，沒有像我們的文化對“愛自己”有這么長久的負面評價。今天這個平反的過程很有意思，為什么現在我們覺得“愛自己”是一件可以言說的好事了？

所以，我想說的是，戀愛腦批判沒那么簡單，主要不是要“搞錢”，而是上面所說的這些具有深刻含義的議題。它為Z世代提供了一套新的道德詞匯，使個人成長優先于既定的人生腳本，并重新界定愛情融入生活的條件，不再默認為愛犧牲，而是要擁有對自我情感與未來生活的主權。

（四）反PUA話語

康嵐： 如果說戀愛腦批判是從內部解構了無意識的自我犧牲，那么反PUA話語是不是就是從外部揭示了有策略的情感操控？這一內一外，共同構成了Z世代構建情感主權的兩道防線。

閻云翔： 是的。戀愛腦批判是要警惕以愛之名的自我消解，反PUA則著重揭露他人的策略性操控，二者雖然切入點不同，但它們共享同一套價值觀，就是強調自主、互惠與邊界意識。這兩類話語群體在實踐中高度重合并彼此呼應，使得“說不”不僅成為個人選擇，也被確立為一種世代道德立場。

反PUA話語最早進入中國公共視野是在2010年代中期。早期的反PUA話語與互聯網女性主義浪潮緊密相連，提醒女性在戀愛早期識別操控模式。對許多年輕女性而言，這成為在仍深受父權雙重標準影響的婚戀市場中自我保護的重要技能。不同于過去將男性劣行簡單歸為“渣男”行為，反PUA話語強調其背后的制度化和性別化邏輯，由此提升了道德批判的高度。

反PUA的興起也延續了此前的原生家庭話語。比如一些帖子以原生家庭的案例切入：“我發現男朋友的精神操控，是因為我爸對我媽也這樣”；另一些則將職場的道德綁架與“家長那一套”類比。在社交媒體上，原生家庭、戀愛腦與PUA 案例常常并列出現，構成連貫的解釋框架。可以說，原本針對家庭關系的防御機制在此實現了場域遷移，并逐步擴展到更廣泛的人際互動之中。

到2020年代初，PUA一詞已從戀愛領域延伸到職場。所謂“職場PUA”包括用團隊精神的話術掩蓋不合理要求、通過頻繁變動考核標準制造不安全感、借“公司是家”的說法誘導員工犧牲個人時間，以及用模糊的晉升承諾合理化過度勞動。年輕人對這背后的目的看得很清楚：你不就是要讓我多干活，還不給錢嗎？所以他們強調，要拒絕任何領導的“上價值”“灌雞湯”。這種抵抗邏輯可以解釋我們常聽到的一種代際差異：“80后”員工更順從，而Z世代“不好管”或“太敏感”。“80后”即便識破操控，也多將自我保護表述為在體制內維持穩定的一種策略，這與他們在中國高速增長年代形成的職業路徑相符。相比之下，Z世代更傾向于公開反抗或直接脫身，將拒絕視為正當的道德抗爭。表現形式包括拒絕無償加班、質疑武斷要求，或在遭遇“柔性”脅迫時選擇離職，在雇主眼中，這是缺乏團隊精神；而在Z世代看來，卻是對情感壓榨與物質剝削的堅決抵制。

在反PUA的話語背后，實際上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倫理轉變：那種以吃苦為榮、吃苦為樂、吃苦為德的禁欲主義倫理觀，在Z世代看來不值一提、完全過時。這也體現在 Z世代認為他們的父母是“沒苦硬吃”，而長輩們則認為Z世代是“沒福硬享”。依我之見，“沒福硬享”要遠遠好過“沒苦硬吃”。因為“沒福硬享”是一種非常積極的人生觀，人生的目的就是為了個體幸福；在沒福的時候，我努力創造條件，在角角落落、以別人不知道的方式，來使自己獲得幸福的感覺。而且，社會發展的目的就是為了讓每一個人都少吃點苦。如果社會已經發展到這個程度，我們還一直強調“吃苦光榮”的倫理，那不是在自我否定社會發展的意義嗎？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反PUA是有道理的。這使Z世代獲得了一種全新的倫理語言，他們要追求情緒正義和情感主權，二者合在一起就是新一代人不要“委屈自己”。我覺得Z世代跟前面幾代人相比有很多進步，而拒絕委屈自己是最重要的一點。這背后就是關于情緒正義和情感主權的追求。

（五）斷親現象

康嵐： 前面討論的四條路徑以話語為主，最后的兩條路徑，斷親和全職兒女現象，似乎更偏向于實踐層面？

閻云翔： 關于斷親現象，我們之前已經討論過（閻云翔、康嵐，2025）。斷親在中國社會并非新鮮事，但今天的斷親呈現出顯著的代際特征：規模更大、正當化更公開、可見度更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年輕人會帶著父母一起斷親，這背后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情感上代際依附越來越強；二是在物質層面，子代會接受更多親代的支持和保護。斷親的結果是加強了父母和成年子女關于親子一體的認同，以及小家庭群體內的親情，而把起干擾作用的親屬排除在外。所以，斷親實際上是年輕人基于個體的選擇，不是切斷所有的親屬關系，而是斷掉“壞親戚”、保留“好親戚”、加強親子關系。斷親的本質是“選親”。雖然親屬關系是生下來就改變不了的，但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即使改變不了，也可以通過“斷”的方式來實現某種改變。所以，選親是一個意義非常深遠的變化，說明在對整個人生腳本的重新設定和人生意義的追求上，個體選擇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80后”一代是最早在公共領域中談論“有害親屬關系”的群體，尤其在2010年代初原生家庭話語興起后更為常見。但他們的處理方式多為間接與暫時：減少接觸而非徹底切斷，是在婚姻與家庭軌跡中的一種權宜之計。因為他們的人生目標依舊錨定在新家庭主義的框架之下，婚姻、生育與階層躍升仍被視為成功的標志。即便在親屬義務中受傷，他們也往往維持基本聯系，以繼續獲取住房、育兒或人脈資源。相比之下，對Z世代而言，斷親很少被理解為一時的回避，而是有意為之的拒絕。這是一種有意識的邊界設定倫理，旨在避免復制有害的關系模式。這種做法與他們所強調的自主性與情感主權高度契合。所以，Z世代的斷親往往是主動的、先發的，且常發生在婚育之前，將其理解為一種“預防性行動”——在建立自己的家庭之前切斷負面代際傳遞的鏈條。這種邏輯將脫離有害關系定義為對自我及未來子代的一種前瞻性道德責任。

斷親實踐構成了對家庭神圣性的現實批判。通過主動離開有害的原生關系，Z世代挑戰了“親屬關系本質上是善且永恒”的信念。家庭被重新界定為有條件、可選擇的關系結構，這與“婚育并非人生必選項”的代際頓悟高度契合。如果連現存的親緣紐帶在損害幸福時都可以拒絕，那么通過婚姻或生育創造新的紐帶則更應是一種深思熟慮的選擇，而非道德必然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斷親并非是針對個別家庭成員的孤立反叛，而是Z世代倫理的終極延伸——在生活的任何領域中，他們都主張有權拒絕不對等的情感義務。與原生家庭反思、戀愛腦批判和反PUA行動一道，斷親構成了一個連貫的道德資源庫，使Z世代能夠在家庭、愛情、職場乃至親屬網絡中全方位捍衛情感主權。

（六）全職兒女現象

康嵐： 最后一條路徑——全職兒女現象——為什么會進入您的觀察范圍？它看起來跟前面的五條路徑是逆向而行的，前面五條講的都是年輕人對家庭和親密關系的疏離和退出，而全職兒女現象看起來完全是一種對家庭的回歸和親密取向。這里有矛盾嗎？它和這場代際頓悟的關系到底是什么？

閻云翔： 斷親只是新的世代邏輯的表達方式之一。在其他情況下，Z世代并非通過切斷關系來重塑家庭關系，而是通過將其重新協商為務實、交易化且互惠互利的安排來加以改造。全職兒女現象正是這一取向的顯著例子。在這種模式下，年輕人與父母同住，提供陪伴或家務協助，以換取父母的經濟支持。他們強調這是一種全職工作，而非上一代青年常遭批判的“啃老”。這種準市場化的表達揭示了Z世代頓悟的復雜性：在不同情境下，同樣的信念既可能導向疏遠，也可能導向親密；而在這些看似分化的策略背后，仍然蘊含著共同的道德原則——家庭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生目的，而是可根據個人優先事項協商和選擇的合作伙伴關系。

這一趨勢在2022—2023年間獲得全國關注。當時的城鎮青年失業率持續走高，許多應屆畢業生出于必要性回到父母家中，重新依賴家庭資源。全職兒女的身份由此浮現。與過去以自我表達為主導的青年潮流不同，它首先作為一種生存策略在實踐中被采納。這種原本私密的家庭安排很快被數字平臺放大為公共文化現象。2023年7月，一條題為《我媽現在是我的老板》的小紅書帖子走紅，吸引了超過五萬條評論，輿論在羨慕、批評與制度反思之間激烈切換，使這一身份獲得了遠超現實參與規模的文化能見度。

全職兒女的數量不大，但影響很大，它的示范效應是很大的。盡管絕大多數人可能無法做到這一點，比如來自貧困家庭的年輕人；但是當遇到類似困境的時候，他們當然也希望自己有做全職兒女的可能性。因為它符合主流社會認同的代際依附關系的理念。兒女為父母付出情感勞動，父母為兒女提供資源保障，這是一個雙贏的結局，更重要的是代際紐帶得到了加強。所以目前網上的評論以正面為主，父母也以越來越寬容的態度接受子女的這種回歸。

從代際頓悟的視角看，全職兒女現象具有深刻的雙重性。一方面，它延展了“不必以婚育為人生中心”的核心前提——缺少這些承諾，與父母同住不僅現實可行，也能在公共敘述中獲得合法化。另一方面，它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務實的再協商，而非哲學式的抽離：年輕人通過將與父母的關系轉化為“工作”與“薪水”的邏輯，既保留了親密與依賴的一面，又賦予其對等與契約化的色彩。通過這種方式，Z世代在實踐層面為“婚育并非人生必選項”這一觀念提供了新的文化形態，使“留在家而不成家”成為公共話語中可被想象的生活選項。

康嵐： 這六條路徑的內容非常豐富，彼此看似獨立，但其實存在著內在的關聯與呼應。在這十幾年里，好像有某種東西——比如情感主權或情緒正義——在牽引著這些變化。從原生家庭到戀愛關系、再到職場與親屬網絡，六條路徑像是一副被依次推倒的多米諾骨牌，又像是一張不斷自我編織的網，最終匯聚成一股很強大的合力，讓我們逐漸看到Z世代正在悄然重塑一套屬于他們自己的社會倫理秩序。

閻云翔： 是的，這六條路徑彼此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關聯，并且共同嵌入在特定的宏觀條件和社會分層結構中。宏觀層面的經濟增速放緩、高房價與就業不穩，深刻地改變了青年的生活風險結構。婚育不再是安全的社會投資，反被視為巨大的經濟負擔和情感風險，而政策支持的缺位更放大了這種焦慮。在此背景下，性別、階層與地域差異深刻影響了路徑展開：女性因承擔更多隱性成本，成為這些話語的主力。不同階層以不同方式回應，中產家庭的子女批判家庭義務，困境青年則對婚育選擇遲疑。這些話語從一線城市發端，再層層向外擴散。

在這樣的背景下，六條路徑之間形成了遞進與互動的因果鏈條。原生家庭話語為年輕人提供了識別操控與建立邊界的診斷性詞匯，這一詞匯很快遷移到戀愛關系與職場，推動了戀愛腦批判與反PUA的興起。戀愛腦批判與反PUA行動共同確立了以自主與互惠為核心的道德立場，并將“說不”轉化為集體性的倫理規范。同時，婚育恐懼與全職兒女現象凸顯了結構性風險的現實面貌，從性別化勞動期待到經濟不確定性，都使婚育逐漸失去道德必然性與社會吸引力。斷親現象則將這一拒絕邏輯擴展到更廣泛的親屬網絡，使得與傳統家庭主義價值觀的決裂不僅是個體經驗，更成為合法化的道德實踐。

我們可以看到一條近乎完美的時間線：從 21世紀初期的原生家庭話語，到2010年代出現了恐婚恐育話語，2020年代出現了戀愛腦批判和反PUA話語，到最近幾年的斷親和全職兒女現象成為輿論熱點，一直到2023年達到高峰的“婚育并非人生必選項”“人生是曠野而不是軌道”。每一個話語途徑和行為方式都相互影響，疊加在一起，最后完成了家庭祛魅的整個過程，形成最終的閉環。

責任編輯：康 嵐、王海瓊

《當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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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世代系列對談

第 2 期預告：Z世代的“橫空出世”對當代青年研究有何啟示？

? Z世代是第一代有意識地主動建構自己的青春內涵的青年，而且他們并不在乎自己所建構的青年或者青春是否為成年人所認可和理解，這是最根本的一點。在突破傳統束縛、重構社會意識層面，Z世代稱得上是“橫空出世”的一代。

? Z世代的頓悟并非孤立現象，之前的世代已有相當一部分人先行探索了類似的認知。但只有Z世代將零散的個人經驗放大為世代共識、并上升為道德立場，真正形成了代際頓悟的歷史性意義。

? 以前所有觀察與解釋青年的框架完全失效。因為以前所有的框架都建立在一個假設上：青年是一個暫時性的過渡階段，他們或遲或早會跟前幾代人一樣。但是，今天的Z世代跟前幾代人的人生腳本已經有了本質的區別。

? 誰能夠代表社會趨勢，從來不僅僅是一個方法論問題，更觸及社會自我想象的核心。雖然城市中產青年在數量上并非統計學意義上的多數，但在一個既日益分化又理想趨同的社會中，他們正處于觀察當代中國社會變遷與發展的關鍵位置。

作者簡介

閻云翔，中國人民大學兼職講席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杰出教授。他長期致力于中國的社會變遷與發展、家庭與親屬關系、道德觀念與文化實踐、個體化進程等領域的研究。近年來，他在中國家庭研究中開創性地提出新家庭主義的研究視角，在家庭現代化理論難以與中國家庭變遷的實際經驗相契合之時，為中國家庭社會學的理論發展帶來了令人驚喜的啟發與貢獻。他的最新著作《新家庭主義的興衰——當代中國私人生活變革2.0（2000—2025）》即將出版。

康嵐，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當代青年研究》副主編、責任編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訪問學者（2026—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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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芷溪｜編輯

康 嵐｜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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