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蘇聯解體的第一責任人是葉利欽，我最多是第二責任

1989年秋天，柏林墻被一塊塊敲開的時候，許多蘇聯人并沒有意識到，真正影響他們命運的“裂縫”，其實已經在更早的時候出現在莫斯科的高層權力結構之中。幾位關鍵人物的性格、抉擇與博弈，悄悄改變了一個超級大國的走向。多年之后，當人們回頭追問“誰該為蘇聯解體負責”時，矛頭指向的，不止一個人。

有調查顯示，蘇聯解體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俄羅斯社會在這一問題上并沒有形成穩定共識。統計數字倒是很直觀：解體后的民意調查中，約有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要為國家陷入長期困境承擔主要責任。到2012年前后，戈爾巴喬夫在俄羅斯國內的聲望更是跌到谷底，僅有一成多的受訪者給出正面評價，遠低于葉利欽和其他歷史人物。

有意思的是，在許多俄羅斯人的記憶里，戈爾巴喬夫既是“結束冷戰”的人物，又是“拆掉國家”的人。這種矛盾評價，本身就說明問題并不簡單。一邊是國際社會對“改革者”的掌聲，另一邊是本國民眾對“破壞者”的指責，被推上風口浪尖的戈爾巴喬夫，最終也忍不住發聲，為自己辯解。

2013年3月30日，他在接受俄新社采訪時語氣堅決地表示：如果一定要劃分責任，蘇聯解體的“第一責任人”應該是葉利欽，自己“充其量是第二責任人”。這句話并非一時情緒，而是他對過往決策的一貫解釋。在他的敘述里，蘇聯本可以以一種更溫和、更可控的方式完成轉型，只是被葉利欽的激烈做法“逼向了終點”。

要理解這種說法，也得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當時的蘇聯，在軍樂聲與閱兵式的表面繁榮之下，內部問題已經堆積如山。經濟增長停滯，計劃體制僵化，科技創新乏力，各加盟共和國間的民族矛盾時隱時現。1985年，年紀相對較輕的戈爾巴喬夫登上最高領導崗位，面對的就是這樣一攤爛賬。

對他而言，阿富汗戰爭是沉重負擔，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則進一步摧毀了公眾對體制的信任。東歐劇烈變動的陰影，也在不遠處逼近。不得不說，當時的蘇聯已經很難再依靠傳統的“高壓手段”維持原有秩序，問題在于，應該怎樣改，改到什么程度，誰來承擔風險。

戈爾巴喬夫的設想，分成兩條線：對內，他提出“改革”和“公開性”，試圖在計劃經濟框架內引入一定的市場機制，提高效率，同時開放輿論、放松管控，讓社會釋放活力；對外，他放棄了以往那種動輒出兵東歐、用武力維護陣營的做法，提出讓各社會主義國家“走自己的路”，希望通過緩和與西方的關系來減輕軍備負擔。

這種所謂的“辛納屈主義”，其實就是一種對外戰略大轉向。過去，東歐一旦出現動蕩，蘇聯坦克往往是最后的“仲裁者”；在戈爾巴喬夫時期，坦克開始留在營房，莫斯科選擇旁觀。這一變動，在國際輿論場上贏得掌聲，卻也釋放出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蘇聯不再是那個“說一不二”的老大哥。

緊接著，東歐一連串政治巨變接踵而至，老政權快速崩塌，親蘇力量失勢。戈爾巴喬夫刻意避免武力干預，認為可以用和平方式讓這一地區完成轉型，在他眼里，這會是蘇聯形象的一次“重塑”。然而，在蘇共內部，在軍方和安全部門看來，這種做法近乎自毀長城。

很多強硬派人物相信，只要敢于動用武力，局面仍有挽回的余地。在他們的判斷中，改革可以有限度地推進，但絕不能放棄對東歐與加盟共和國的控制，否則就會引爆分裂的連鎖反應。于是，從1989年起，圍繞“改革到底應該走多遠”這一問題，高層內部的分歧越來越公開，已經不再是技術問題，而是路線之爭。

戈爾巴喬夫一度寄希望于通過《新聯盟條約》來重新調整中央與共和國之間的關系。他打算把原本高度集中的聯盟，改造為一種更松散的“共和國共同體”，保留統一的外交與防務，同時允許各共和國擁有更多自主權。聽上去像是折中方案，既不完全放棄聯盟，又試圖緩和民族矛盾。

遺憾的是，條約還沒來得及簽署，一場推動命運急轉直下的事件就突然發生了。

一、八一九風暴：軍隊、坦克與廣場

1991年盛夏的克里米亞，戈爾巴喬夫正在那里的別墅中休假。他已經習慣于在度假地處理政務，卻沒料到，這一次等待他的，是另一種“工作方式”。8月18日，由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國防部長亞佐夫、國家安全機構負責人克留奇科夫等人組成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突然行動，將他實際控制起來，與外界隔絕。

第二天，亞納耶夫出面宣布：由于總統“健康原因”，暫時無法履職，由自己代行國家元首的權力。緊接著，莫斯科街頭出現了坦克與裝甲車，“緊急狀態”的聲明在廣播中不斷播出，首都的空氣驟然緊張起來。這就是后來被稱為“八一九事件”的那場短暫政變。

政變者的動機并不難理解。在他們眼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已經偏離了“維護聯盟”的底線，尤其是對東歐局勢的放任，以及對地方民族主義勢力的妥協，正在瓦解蘇聯的統一。他們自認為是在挽救國家，是在“懸崖勒馬”，只不過采用的是極端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此時的蘇聯內部已經出現了一個新的權力中心：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它是聯盟內部體量最大、資源最豐富的組成部分，也是蘇聯的“基本盤”。而這塊基本盤上，站著一個態度越來越鮮明的人——葉利欽。

早在政變之前，葉利欽就與蘇共高層決裂，公開批評中央的統治方式。他當選俄羅斯總統后，主張擴大共和國權力，推進更徹底的市場化改革，并對“聯盟是否還有必要存在”持明顯懷疑態度。政變消息一傳出，葉利欽的反應極其迅速。

他趕往俄羅斯聯邦政府大樓，那里很快成為抵抗政變的象征性地點。那張廣為流傳的畫面，就定格在他站在坦克上，對人群高聲講話的瞬間。有人回憶，當時他對身邊的軍官說了一句：“歷史會記住今天你們站在哪一邊。”這話究竟原文如何，已經難以完全考證，但那種緊張的氛圍，旁觀者都不難想象。

在他的號召下，大批莫斯科市民走上街頭，圍繞政府大樓搭起路障，有人帶來食物和水，為守衛的士兵送上熱茶。軍隊內部同樣出現明顯分化，不少軍人拒絕執行開火命令，不愿把槍口對準本國民眾。政變者本來希望通過武力震懾迅速控制局面，結果在猶豫和失誤中，錯過了關鍵時機。

歐美國家的反應也不可忽略。信息傳出之后，一些西方政府很快表態譴責政變，公開支持葉利欽。雖然這種表態主要停留在輿論層面，卻無形中加大了政變一方的壓力。三天之內，態勢急轉直下，蘇聯軍方宣布撤軍，緊急狀態委員會瓦解，戈爾巴喬夫獲釋，返回莫斯科。

從表面看，政變失敗似乎意味著“舊勢力”被擊退，改革路線得以繼續。但現實很快表明，這場風波真正打擊的，是戈爾巴喬夫本人的權威。人們看到的，是葉利欽站在坦克上的身影，是俄羅斯共和國政權在危機中展現的動員能力。相比之下，蘇聯層面的中央權力顯得無力而遲緩。

正因為如此，八一九事件之后的權力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蘇聯總統仍然在位，卻不再是政治生活的中心。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借著抵制政變的名義，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威信，成為眾多共和國內部反對“聯盟延續”的旗手。當時有評論指出，政變雖然失敗，卻在事實上加快了蘇聯的解體，這是一個頗為諷刺的歷史細節。

二、條約未簽，聯盟已空：從解散蘇共到成立獨聯體

政變后的莫斯科，表面恢復了秩序，但許多事情已經變了味。戈爾巴喬夫回到克里姆林宮，發現手中的權力遠不如從前。蘇共中央組織機構威信跌至谷底，不少成員共和國的領導人公開質疑蘇共的合法性。

葉利欽則抓住這個機會，迅速推進一系列動作。他先是在俄羅斯國內限制蘇共活動空間，很快又邁出更激進的一步：要求蘇共停止在俄羅斯境內的一切組織活動。實際上，這一舉措等于從根子上切斷了蘇聯中央的政治基礎，因為蘇共是聯盟的支柱政黨，一旦在最大共和國被“清空”，其整體結構也就難以為繼。

在這種情況下，《新聯盟條約》幾乎失去了談判基礎。很多共和國領導人已經不再把“如何改造聯盟”當作首要問題，而是認真考慮“如何體面地退出”。權力天平一旦傾斜，扭轉難度就成倍增加。戈爾巴喬夫仍在試圖挽救條約，希望用某種折中方案維持國家統一，但聲音越來越微弱。

1991年末，局勢急劇發展。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三國領導人在秘密磋商后，簽署了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協議。這份文件的含義非常清楚——以一個新的松散合作組織，取代原有的蘇維埃聯盟。對于這三國而言，它們是蘇聯工業和人口的核心地區，一旦決意退出，原本的聯盟框架便只剩軀殼。

消息傳開后，其他加盟共和國紛紛表態加入“聯合體”，或者單方面宣布主權優先。到12月中旬，事實上的解體已經完成，只是缺一個正式的“政治聲明”。站在戈爾巴喬夫的位置上，他清楚地看到，自己所依托的國家已經“不復存在”，繼續保留“蘇聯總統”的頭銜，已經變成一種尷尬的象征。

為了避免出現全面失控的局面，他選擇了以主動退場的方式給這段歷史畫上句號。1991年12月25日晚上，他通過電視發表講話，宣布辭去蘇聯總統職務。同時，他坦率表達了自己的態度：一方面支持各民族擁有自主權，承認各共和國的主權要求；另一方面仍然認為，保留一個形式上的聯盟國家對整體穩定有好處。

在那段講話中，他特別提到，對“支解和分裂國家的方向占據上風”持保留意見。他甚至明確表示，對失去大國地位和“國家整體榮譽感”感到不安，并預見這可能帶來長期的社會后果。從這一點看，他并不贊成把蘇聯一刀切地解散，而是傾向于一種改造后的聯邦結構。

這也是他后來多次強調的邏輯：改革的目標不是解體，而是保留一個更合理的聯盟。至于最終走向被葉利欽等人推動的全面分離，他自認是“被動接受”，無法阻擋。有觀點認為，這是一種“事后推責”，也有人認為，這確實反映了他當時內心的矛盾與無奈。

蘇聯正式解體之后，歷史評價的焦點很快集中到兩個人身上。一邊是被視為“打開閘門”的戈爾巴喬夫，一邊是“拆掉大壩”的葉利欽。究竟誰負主要責任，并沒有一個統一定論，但兩人的路徑與選擇差異，倒是非常清晰。

支持戈爾巴喬夫的人指出，他推動的是從極端僵化體制走向一種相對開放的社會結構，只是低估了民族問題與經濟困難的嚴重程度；反對者則認為，他的改革缺乏清晰路線圖，放松控制過快，又沒有建立起新的規則體系，等于在舊屋還沒修好之前，就先拆掉承重墻。

批評更尖銳的一種說法，把他形容為“軟弱的理想主義者”，認為他過于相信西方的善意，把外部贊譽看得太重，以至于在關鍵節點上作出不利于本國利益的讓步。那句“把權力丟在地上，讓瘋子撿了起來”的評價，就是在這樣的情緒中流傳開來。

而葉利欽在蘇聯解體中的角色，也同樣引發激烈爭論。不可否認的是，沒有他與俄羅斯政權的強勢介入，獨聯體協議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蘇聯或許還會以“拖延”的方式多維持一段時間。但也有人認為，即便沒有這一步，蘇聯內部經濟和民族矛盾的積累，也遲早會引起結構性崩塌，只是時間和形式不同。

三、解體之后：激進改革與再次震蕩

如果說在蘇聯解體問題上，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還可以相互指責，那么在隨后俄羅斯國內的經濟與政治變化上，責任就變得更加清晰。1992年以后，葉利欽執掌下的俄羅斯走上了一條被普遍稱為“休克療法”的改革路徑。

短時間內，價格放開，國企私有化，國有資產以極快速度流向少數人手中。原有的計劃供應體系被拆除，而新的市場秩序尚未建立，不少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出現斷崖式下降。有人一夜暴富，也有人在幾個月之內從“體制保障”的員工變成收入無著的失業者。

在這種背景下，矛盾很快轉化為政治沖突。副總統魯茲科伊以及部分高層官員，對葉利欽的激進改革提出了明確反對，認為這種節奏和方式會擊穿社會承受能力。雙方矛盾不斷升級，到1993年已經演變為公開對峙。

那一年，葉利欽宣布解散原有立法機關，試圖以新憲政安排為自己的改革掃清障礙。議會方面則反擊，宣稱總統行為非法，宣布停止其職務，由魯茲科伊接任。這種兩套權力機構相互否認合法性的局面，在任何國家都會極具危險性，在當時的俄羅斯尤甚。

對峙持續數日后，沖突終于演變為武裝行動。10月初，葉利欽下令軍隊向議會大廈進攻。白樓周邊出現裝甲車輛，炮火痕跡留在建筑外墻上，連同在那場沖突中被擊斃或受傷的人們，一并成為90年代俄羅斯政治劇變的沉重注腳。

戰斗持續約十個小時，最終軍隊執行了總統命令，議會方面被壓制，葉利欽掌握了絕對主導權。從結果看，他確實獲得了更穩固的政治地位，可以不受太多掣肘地推行自己的經濟路線。但政治問題暫時解決，并不意味著社會矛盾就此消失。

后續幾年里，俄羅斯經歷了劇烈的經濟波動。由于轉型成本過高，許多企業難以適應新規則，倒閉潮不斷。國家財政狀況惡化，短期國債大量發行，形成極高的債務壓力。199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時，盧布大幅貶值，大量家庭積蓄在短時間內被嚴重縮水，這種沖擊讓許多人對早期改革路線產生深刻質疑。

與此同時，車臣問題持續困擾聯邦政府。武裝沖突久拖不決，消耗資源，也磨損社會信心。葉利欽在這一系列問題面前顯得力不從心，健康狀況也每況愈下。到了90年代末，他已經很難以充沛精力處理繁雜政務。

1999年12月31日，在新世紀到來前夕，他發表講話，宣布以健康原因辭去總統職務。這番講話中，他向國民承認自己在執政期間存在失誤，特別提到未能實現人民對安定生活的期待，并請求原諒。對于許多經歷過那段動蕩的人來說，這種認錯，既顯得遲緩，也帶著幾分無奈。

如果將時間線從1985年拉到1999年，可以看到一條連續的鏈條：從蘇聯后期體制僵化，到戈爾巴喬夫改革引發的權力重構，從八一九事件加速聯盟瓦解，到葉利欽主導解體與隨后激進改革，一系列事件相互疊加，共同塑造了那個時代的結局。

回到“責任”的問題，說戈爾巴喬夫“只排第二”，未免帶有個人情緒；但把所有后果都壓在他一個人身上，同樣經不起推敲。蘇聯的解體，是經濟結構長期失衡、民族矛盾多層累積、外部環境劇烈變化、內部權力斗爭交織在一起的結果。領導人的抉擇固然重要，卻不是唯一變量。

從某種意義上講，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是同一段歷史的兩端：一個試圖在舊體制內尋找出口，一個干脆推倒重來，各自承擔了不同形式的風險。前者在猶豫與搖擺中丟掉了主動權，后者在決絕與冒進中加重了社會的痛感，這兩種選擇都深刻寫進了蘇聯及俄羅斯的歷史進程之中。

縱觀整個過程，有一點倒是很清楚：一旦大型國家結構開始松動，想要“精準控制變革節奏”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無論是對自身力量的高估，還是對風險的低估，最終都會體現在那一個個難以逆轉的時間節點上。對于身處其中的人物來說，不管事后怎樣解釋，當年的每一次簽字、每一次講話、每一次命令，早已在史料和記憶中留下不可抹去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