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超過半個世紀、時常充滿火藥味的關系之后,澳大利亞與歐盟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
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訪問堪培拉期間,這份協定在多年談判、以及多次陷入停滯之后終于落地。
這標志著澳大利亞與歐盟——一個擁有約4.5億人口的市場——在經濟關系上邁出重要一步。
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在歡迎馮德萊恩時指出,澳大利亞與這位關鍵貿易伙伴之間的這類協議,并非一直都在議程之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人們甚至會認為,與歐盟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幾乎不可能。
澳大利亞與歐盟之間的摩擦,很大一部分來自農產品進入歐盟單一市場的準入問題,尤其是牛肉與羊肉;澳大利亞不少政界人士也曾公開表達對歐盟的反感。
這種情緒部分源于一種看法:歐盟被視為奉行保護主義,且與澳大利亞利益相悖。
這種反感,再加上對單一市場能為澳大利亞帶來何種收益缺乏認識,也與澳大利亞官員和政界人士過度依賴某些英國疑歐派對歐盟的看法有關。
這使澳大利亞對歐盟的理解出現偏差,因為英國長期以來在歐盟內部都是一個不太合拍的成員,且常常與歐盟部分目標不同步。
瑪格麗特·撒切爾等英國首相曾認識到,歐盟建立商品、服務、資本與勞動力單一市場的必要性。但英國方面并不愿意把歐盟視為一個包含社會政策與政治倡議的共同體。
這種堅持把歐盟看作“保護主義經濟集團”的傾向,也曾在澳大利亞官方的思維中存在多年。把歐盟僅僅視為一個經濟集團,而且還是一個奉行保護主義的經濟集團,并沒有給澳大利亞帶來多少實際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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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領導人抨擊歐盟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共同農業政策并不罕見,但他們并未充分理解歐盟在其他層面的作用,以及歐盟所擁有的經濟與政治分量。
這也意味著,澳大利亞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未能識別出可以與歐盟展開合作的領域。不過,澳大利亞對進入歐盟市場收益的認識逐步加深,尤其是從1990年代開始更為明顯。
堪培拉隨后著手談判一系列對澳大利亞與歐盟雙方都有利的協議。歐盟在科技領域簽署的第一份協議對象就是澳大利亞,這份協議認可了澳大利亞在相關領域的優勢,尤其但不限于醫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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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雙方又簽署了相互承認協議、葡萄酒協議等多項安排。澳大利亞政策制定者也逐漸認識到:歐盟27個成員國的貿易政策由布魯塞爾的歐盟委員會發起并負責談判。
到2016年英國舉行脫歐公投時,澳大利亞已經形成了面向歐盟的多政策、全政府協同的做法。
這一做法最終體現在一份覆蓋面廣、內容深入的框架協議正式生效,該協議涵蓋多個政策領域。
但當時仍缺少的一塊,是自由貿易方面的協議。確實,不少澳大利亞政界人士把缺少對歐自貿協定視為一塊“缺失的拼圖”。
對歐盟而言,它同樣希望深化與亞太地區重要伙伴的關系,并與澳大利亞完成自貿協定。這將與歐盟已同日本、韓國以及多個東盟國家達成的協議形成互補。澳大利亞與歐盟于2018年6月啟動正式談判。
談判在2023年10月陷入停滯,主要原因在于澳大利亞擔憂自己未能獲得足夠的牛肉配額,以進入利潤豐厚的歐盟市場。這些中止的談判在2025年得以恢復,背景是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圍內加征關稅。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貿易中動用關稅的不可預測性,為澳大利亞與歐盟重啟貿易談判打開了空間。澳大利亞已不再把英國視為其在歐洲的主要市場。在多個政策領域,德國、法國與意大利的重要性尤其上升。澳大利亞進一步強化了一項策略:既與歐盟機構打交道,也加強與27個成員國首都的溝通。
澳大利亞的外交實踐也愈發強調,通過這些機構體系內的不同入口,爭取進入歐盟決策過程。
澳大利亞與歐洲在安全領域的合作也有所加強,雙方在應對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處理北約及其盟友事務的方式時展開協作。
一份安全與防務合作協議將把澳大利亞與歐盟持續多年的安全對話進一步強化。該伙伴關系將加強情報、網絡安全、危機管理以及關鍵礦產等方面的合作。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已不再致力于多邊主義,包括對聯合國的投入。
澳大利亞與歐盟多次重申對多邊主義的承諾,并將與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和區域組織一道,繼續呼吁各方遵守多邊主義原則。
澳大利亞與歐盟的關系確實已經走過了很長一段路。過去的怨氣不再是雙方關系的主要特征。未來在優先事項與利益上仍可能出現緊張,但正如馮德萊恩所說,雙方都認同有必要繼續以“志同道合的伙伴和值得信賴的朋友”的方式相互接觸。自貿協定是雙方進一步鞏固合作紐帶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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