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訪美“戰略避險”后，開啟戰略冒險

不久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訪美，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了日美首腦會談。對日本來說，這堪稱一次極為特殊的戰略“避險之旅”。其背景是，美國和以色列正對伊朗狂轟濫炸，伊朗則發起反擊進而影響波斯灣航道，日本面臨石油危機。這種形勢變化決定了雙方會談的主題。 可以說，高市未能通過此訪達到牽制中美關系的目的，反而暴露出日美兩國深刻的戰略矛盾與日本的尷尬處境。訪問結束后，日方為特朗普未明確要求“日本派兵”而松了一口氣。然而，高市在日美首腦會談時反復看手表，顯得不耐煩，以及過分獻媚和輕佻的舉止，則令日本不少人感到汗顏。高市訪美的“避險之旅”結束后，日本可能帶來更大危險。 日美關系暴露“相互利用”底色 盡管在媒體面前高市早苗刻意展示與特朗普的個人親密關系，但令人尷尬的場面仍頻頻出現，不僅增加日本國內對高市的反感度，還令日美關系暴露出“相互利用”的本質。 會談時，特朗普先稱贊高市人氣很旺、很強大，是了不起的女性。高市則回捧特朗普說，“能夠給全世界帶來和平與繁榮的只有你唐納德。”此話一出，輿論嘩然。此前日本民調顯示，80%以上的受訪者反對美國對伊朗開戰。高市的話難免令日本人普遍感到不適。甚至，連日本外務省發表的通稿中都未敢記錄此話。有一種聲音認為，這不過是高市的外交辭令甚至是一種“諷刺”。但日本多數在野黨則對高市早苗只譴責伊朗而對引起世界大亂的美國總統卻唱贊歌，表示抗議。 對于高市早苗這種刻意奉承的態度，伊朗方面表示憤怒。有報道稱，一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原高官直言，美國總統是發動戰爭的領導人，而非給世界帶來和平的人，如果美國海軍使用在日本的基地攻擊伊朗，伊朗將不得不打擊日本的船舶和美軍基地。因此日本國內很多人擔心，今后美國從日本佐世保基地派出的戰艦和從琉球基地派出的海軍陸戰隊如果參戰攻擊伊朗，日本會否成為伊朗打擊目標值得高度關注。 更令外界瞠目結舌的是，一位日本記者問美方對伊朗開戰前為何沒事先通報盟友歐洲和日本，這令人感到困惑。特朗普立即反唇相譏說，“誰比日本更懂出其不意呢，對吧？珍珠港事件，你們怎么沒提前告訴我？”。無論這是美方事先備好的臺詞，還是特朗普現場借題發揮，都令高市早苗本能地翻了一下白眼，深吸一口涼氣，卻無言以對，現場空氣充滿尷尬。這種近乎羞辱對方的回答連美國媒體都看不下去了，因為這暴露了“秀親密”的表象下美日實則是互相利用對方。高市此次訪美帶去了250株櫻花樹，以作為紀念美國建國250周年的友好象征，但特朗普似乎對櫻花不感興趣。他也許不記得1912年日本就曾向美國贈送了3000多株櫻花樹，但對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則念念不忘。 對華姿態差異愈發明顯 高市訪美雖然顯示美日在戰略上互有所求并取得一些進展，但當前雙方的政策優先順序存在不同，對華姿態差異明顯。美國目前戰略重點在中東，對伊朗作戰急需盟國相助，而北約盟伴則拒絕派兵。因此，特朗普強調日本和北約不同，95%以上的進口原油經過波斯灣，理應為美國提供更多支援。此時其顯然不愿多談論中國話題而表示將訪問中國，并愿意替日本說些好話。華盛頓居然有意在中日關系中扮演“調停者”角色，這在二戰后80年來還是第一次，充分反映出中美日三邊關系的新變化。 日方則一門心思考慮如何在美伊之間保持相對平衡，緩解美國關稅戰對日本形成的壓力，同時竭力把美國的戰略注意力引向東亞，對付中國。高市早苗一方面對美方表示反對伊朗擁核及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另一方面又對美方解釋戰時向波斯灣派遣自衛隊的做法會受到國內法制約。 在經貿方面，日美達成了三項加強合作的意向性協議文件，包括日本對美國俄亥俄州天然氣發電、阿拉斯加石油出口開發、小型模塊化反應堆（SMR）等項目進行投資，以及合作開發日本南鳥島深海稀土資源等。這些大多是去年日本承諾對美投資5500億美元中的一部分，總額約730億美元，但能否真正落實還有不確定性。雙方還確認將加強AI等科技合作，推進共同研發和生產導彈等安全領域合作，但并未提及日本修訂國家安全戰略及進一步增加防衛開支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日美首腦會談未提及所謂“日美安全條約第五條適用于釣魚島”，雙方在臺灣問題上也著墨不多。結果，只是高市刻意強調，繼續將“自由開放的印太”作為日本外交支柱強力推進。由于美方在與日本談涉華問題方面意愿不足，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只好在會談后的晚宴上向身邊的美國副總統萬斯強調，所謂“中國試圖以實力單方面改變東海、南海現狀的行為”，以及中國的出口管制對日美雙方均有影響，試圖與美方確認加強日美韓、日美菲、日美澳印等地區安全戰略合作的重要性。 警惕“新軍國主義化”冒險 人們不禁要問，美以對伊朗大打出手，難道不是所謂“以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嗎？日本雙重標準的外交說辭，陷入自相矛盾的尷尬境地。高市一貫主張修改日本和平憲法，并伺機行使集體自衛權，與美軍聯合作戰。但這次以日本法律限制為由拒絕派兵援美，對美伊戰爭及波斯灣遭到封鎖是否構成日本的“存立危機事態”也諱莫如深。這是為何？ 其主要原因是：第一，高市內心或許期待特朗普因此而明確表態支持日本修憲，以利高市內閣在國內推動修憲，只不過對方并未如高市所愿。 第二，2019年中東危機時安倍晉三內閣并未加入美國主導的多國聯合行動，而僅以“搜集情報”為名向霍爾木茲海峽以外的近海派遣了自衛隊艦只。第三，日本軍事戰略與戰爭準備重點是在九州地區和琉球群島部署大量針對鄰國的中遠程反艦導彈、巡航導彈及海空力量，提升打擊敵國境內導彈基地的所謂“反擊能力”。而一旦被美國卷入中東戰事，日本現有軍事部署計劃將被打亂，并將超出其財政承受能力。第四，日本國內愛好和平的人民堅決反對參戰，朝野各黨普遍期待日本在美伊之間保持平衡，既不愿削弱日美同盟關系，也不愿與伊朗結仇，希望早日平息戰事。 高市訪美的“避險之旅”雖已結束，但日本的戰略冒險已經開啟。日前，日本在戰后首次把中遠程進攻性巡航導彈部署在熊本縣，按計劃今后還將部署1000枚以上同類導彈。此外，日媒爆出自衛隊擬實施大規模改組，涉及海、陸、空三大自衛隊的多個領域，重點強化西南諸島的部署以及太空與信息領域作戰能力。海上自衛隊開始組建護衛艦與掃雷艦混編的“水上艦隊”，并新設“水陸兩棲掃雷作戰群”，司令部設在佐世保海軍基地，與陸上自衛隊的島嶼作戰特種部隊“水陸機動團”配合，針對中國增強西南諸島的作戰能力。今年末，日本航空自衛隊將更名為“航空宇宙自衛隊”，下設“宇宙作戰集團”。 日本上述動向似乎正在開啟一場“新軍國主義化”的戰略冒險進程，國際社會應予以高度警惕。（作者是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