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持原副縣長之子名下土地證主張拆遷賠償，一審被駁回

在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審理的一樁民事主體間房屋拆遷補償合同訴訟中，原告陳某某向法庭提供的一本《國有土地使用證》，因證中“襄城縣土地管理局”印章與檔案館出具證明的同時期其他印章明顯不同，遭被告方當庭指稱系偽造。

該本《國有土地使用證》的使用人丁某某是襄城縣原副縣長丁某發之子。丁某發曾因占有該土地，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并被要求“全部退出貪占的款物”。2007年，襄城縣人民法院作出的一份民事裁定書載明，該本《國有土地使用證》所涉的土地，經丁某某“全部變賣給陳某某”。至于丁某發之子丁某某如何獲得了所涉土地的《國有土地使用證》，目前還未能獲得更多信息。

由此，在所涉土地面臨拆遷時，陳某某主張其享有該土地及房屋的合法權益，發起民事訴訟，要求支付拆遷補償。

因證據存疑，被告方針對該民事裁定，已向襄城縣人民法院提出了執行監督申請，法院已受理該申請。襄城縣發改委負責人亦批示，應“依法依規”核查該地塊權屬，確保國有資產不流失。

2026年3月11日，禹州法院一審作出“（2025）豫1081民初2489號之一”民事裁定書。法院認為，現有證據不能證明陳某某對案涉土地及房屋享有合法權益，不能認定其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因此，陳某某作為本案原告主體不適格，駁回了陳某某的起訴。

涉案房屋

《拆遷補償協議》簽訂8年后，陳某某發起訴訟

2009年，經襄城縣發改委批復（襄發改〔2009〕89號），河南億鼎置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億鼎公司）在襄城縣城關鎮轄區，實施祥和家園城中村改造項目。

項目動拆期間，時任茨溝鄉三里溝村干部的陳某某提出，他在項目區內（襄城縣東關紫云大道東鹽業局隔壁）擁有享有使用權的國有土地一塊及房屋若干（土地面積437.265平方米，東西長18.45m，南北寬23.70m），要求億鼎公司與其簽訂拆遷補償協議。

億鼎公司辦公室工作人員說，當時有民眾反映稱陳某某主張的這處房屋是國有資產，于是公司就中止與陳某某簽訂拆遷補償協議。一般的拆遷補償協議不是貨幣補償就是房屋置換。為了項目能夠順利推進，拆遷群眾能早日得到安置，公司最終還是與陳某某簽訂了一份“非常規”的拆遷補償協議。

2016年10月17日，原被告雙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礎上，經協商被告作為甲方、原告作為乙方就舊房拆遷及新房建設達成《拆遷補償協議》。

該份《拆遷補償協議》約定：甲方（億鼎公司）在臨紫云大道給乙方（陳某某）建設臨街門面562平方米，甲方負責案涉拆遷土地的土地招拍掛手續，乙方承擔該土地出讓金的10%和辦理門面房產權的費用、案涉門面房工程建設費用，甲方承擔乙方10萬元建設費用（ 已付）。

該份協議履約的前提是，陳某某必須能夠提供充足證據，證明其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和房屋的產權。然而，在接下來的數年內，陳某某并未能提供相關證據，《拆遷補償協議》也一直未能履行。

2024年7月，陳某某發起民事起訴稱，其在紫云大道東今鹽業局隔壁，擁有享有使用權的國有土地一塊及房屋若干，因被告開發城中村改造項目（祥和家園），該土地及房屋在該項目范圍內。因協議未如期履行，陳某某提出“請求法院判令被告賠償原告1124萬元”等訴訟請求。

《國有土地使用證》真假成庭審爭議焦點

該案曾在襄城法院民二庭先后三次開庭審理。

許昌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2024）豫10民轄6號民事裁定書顯示，襄城法院經審查認為，因原告陳某某系該院一正式干警的親屬，該院不宜行使管轄權，故報請許昌中院指定管轄。許昌中院認為，如該案繼續由襄城法院審理，可能引起當事人對人民法院公信力產生不必要的懷疑，為確保本案得到公正審理，裁定由禹州市人民法院審理。

2025年12月6日，禹州法院再次開庭審理本案。陳某某提供多份證據證明其主張，其中兩份證據成為庭審爭議焦點。

第一份證據系一份“民事裁定書”，由襄城縣人民法院于2007年4月5日作出，案號“（2006）襄執字第233-1號”。

這份“民事裁定書”是庭審爭議焦點之一

該“民事裁定書”稱：該院在執行申請人襄城縣城郊農村信用合作社訴被執行人丁某某借款合同一案中，于二〇〇七年元月二十九日作出（2006）襄執字第233號民事查封裁定，將被執行人丁某某在申請執行人處抵押的土地使用權予以查封。現因申請執行人（系抵押權人）同意由被執行人方將其名下土地【該土地使用證號為襄國用（1993）字第031號，土地使用證載明丁某某使用的國有土地面積為18.45*23.7平方米】全部變賣給陳某某予以抵債，本院（2005）襄民初字第756號民事判決書確定義務已履行完畢，依照法律規定，裁定解除對被執行人丁某某在申請執行人處抵押的土地使用權的查封（位置在襄城縣城東關許南路東鹽庫西路北）。

2007年5月襄城縣人民法院作出的《協助執行通知書》要求襄城縣國土資源管理局，“協助辦理該宗土地的使用權權屬變更登記手續”。

第二份證據即“襄國用（1993）字第031號”《國有土地使用證》，載明的“土地使用者”名叫丁某某，證件作出的時間為1993年10月6日，蓋有“襄城縣土地管理局”印章。

紅色印章來源于本案的《國有土地使用證》，與同時期檔案館印章疊加比對

但在法庭上，本案被告方代理律師當庭指出，該本《國有土地使用證》系偽造。被告方進行了庭外調查，從襄城縣檔案館調取了同一時期（時間跨度從1993年元月至1993年年底）的“襄城縣土地管理局”文檔印章多枚，這些印章印痕一致。與這些印章相比，該本《國有土地使用證》上的“襄城縣土地管理局”印章字體不同，且字間距更小。

涉案《國有土地使用證》

法院以“主體不適格”駁回原告起訴

丁某某系原襄城縣副縣長丁某發（本案中部分證據亦記載為丁某法）之子。1983年12月，襄城縣委作出襄發〔1983〕81號文件稱：丁某發利用職權，為自己建獨家院，索要縣公路段、交通局的地皮，通過財政撥款，轉交糧食局建家屬院用。其中丁某發住宅占有土地面積346平方米，房屋使用面積112平方米。除了撤銷丁某發“黨內外一切職務”外，還要求其“全部退出貪占的款物”。

庭審記錄顯示，“襄國用（1993）字第031號”所載土地，即丁某發當年貪占的土地。對此各方無異議。丁某某曾向襄城縣城郊農村信用合作社貸款15萬，并以“襄國用（1993）字第031號”《國有土地使用證》名下土地使用權做抵押，后丁某某未能償還該貸款，被襄城縣城郊農村信用合作社起訴。

襄城縣城關派出所作出的《注銷證明》顯示，2006年11月29日，丁某某死亡。據此億鼎公司方面指出，案號“（2006）襄執字第233-1號”的裁定書，由襄城縣人民法院于2007年4月5日作出，從時間上判斷，此時丁某某已死亡，不可能同意該執行主張。

襄城縣不動產登記中心給襄城法院的一份回復亦顯示，未查到丁某某名下涉案地塊的原土地、房屋產權登記信息、注銷信息、全部原始內部檔案等資料，亦未查詢到“襄國用（1993）字第031號”土地使用權登記、變更登記等任何信息。

在法庭上，陳某某多次表示，他其實并不認識丁某某。就本案爭議焦點，澎湃新聞曾向陳某某核實了解，對方回應：“你沒有權問我。”陳某某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他沒有辦法判斷本案《國有土地使用證》之真偽，“我只看執行裁定”。

本案中，襄城縣糧食購銷服務中心系第三人。原襄城縣糧食局于2010年撤銷，職權劃入襄城縣發改委。2020年10月，襄城縣糧食購銷服務中心成立。襄城縣發改委黨組書記、主任付樂濤作出書面批示，要求相關責任人“依法依規”落實相關問題反映，“確保國有資產不流失”。

3月11日，禹州法院作出“（2025）豫1081民初2489號之一”民事裁定書。法院審查認為，億鼎公司和陳某某簽訂的拆遷補償協議屬于聯建協議。 億鼎公司之所以和陳某某簽訂《拆遷補償協議》，以及陳某某要求億鼎公司予以賠償的基礎，均在于陳某某對案涉土地及房屋享有合法權益。 雖然陳某某提供了襄城法院（2006）襄執字第233-1號民事裁定書，但該裁定書不屬于能夠引起物權變動的法律文書，因此，現有證據不能證明陳某某對案涉土地及房屋享有合法權益，不能認定其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因此，陳某某作為本案原告主體不適格，法院駁回其起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