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美學史》：“審美主義”在當代還有活力嗎？

《現代美學史》（三卷本）是一部美學領域的當代經典，作者保羅·蓋耶是美國著名哲學家、美學家。這本書以18世紀以來西方美學學科發展的歷史為寫作對象，作者嘗試對復雜多變的現代美學理論進行多元論式的解讀，將現代美學發展史歸納為“真理”“情感”與“自由游戲”三大核心概念與學說流派的競爭與合作、分離與匯流的過程。同時，作者也以藝術作品為例，呈現美學理論發展與藝術創作潮流同頻共振的發展軌跡。

圍繞著現代審美精神，以及這部《現代美學史》翻譯緣起、理論框架與當代意義，近日，“重走現代審美精神的演進之路：《現代美學史》圖書分享會”舉辦。上海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劉旭光作為本書主譯進行了分享。

《現代美學史》書封

“審美”的理念似乎正在走向結束

劉旭光首先談到，自己翻譯第一卷歷時六年，而原作者寫作則用了七八年。為什么要選擇在這個時代把這本著作翻譯出來，引進到中國的學界？

他從“審美主義”這個概念談起，“相信人類有一種審美行為，這個行為有一種超越性，它是非功利的，是尋求精神愉悅的，體現著情感、表現自由、創造和追尋人生本真狀態的價值——這個信念叫做審美主義。”劉旭光談到，這一信念自康德的《判斷力批判》確立以來，經由黑格爾等人的建構，形成了一套現代美學的大廈，深刻影響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文化進程。

然而，過去一百年的文化發展并未按照“審美主義”的腳本展開。“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歐洲文化經歷了多次先鋒運動與后現代轉向，‘審美’這個18世紀產生的核心概念似乎正在走向終結。”

“現代文明的演進對‘審美’這一信念造成了強有力的沖擊。包括弗洛伊德和馬克思在內的學者們認為，一切愉悅都來自于某種欲望或目的的實現，非功利性難以被接受。”更令人困惑的案例是希特勒，他是一位受過良好藝術教育的人，這一事實也讓“審美能提升人”的信念變得復雜起來。

正是在這樣一個“審美概念似乎要結束”的時代，人們反而產生了追本溯源的沖動。“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無法區分各式各樣的快感、刺激、獨特體驗和我們想用‘審美’來命名的那種精神生活的時候，大家是不滿意的。”劉旭光說，“不滿意的結果，就是要去追問：那種精神生活到底指什么？”

活動現場

蓋耶的三元論：真理、情感與自由游戲

《現代美學史》的核心貢獻在于蓋耶提出了一套解讀現代美學的“三元論”框架。

“蓋耶發現，在康德美學中有幾個觀念值得探究。康德說審美是一種愉悅，并且是一種“自由愉悅”，劉旭光解釋道，“當我看到一件器物，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概念不介入；我不知道對我有什么用，目的性判斷不介入；我不知道好不好，價值判斷不起作用；我又不把它據為己有，欲望不起作用。在這個時候我還覺得挺好看的，我喜歡——那說明什么？說明有一種超越于所有目的判斷和欲望滿足之外的人類的精神需求在起作用，這就是自由愉悅。”

這種自由愉悅從何而來？蓋耶追溯至康德提出的“自由游戲”概念——人類在進行自由游戲時，才會獲得自由愉悅。“我們的美感是建立在自由感之上的，而這個自由感來自于游戲。”

但蓋耶并未止步于此。劉旭光說：“他立即追問：還有別的感受嗎？他于是發現了‘真理感’。”這一脈源自18世紀的“完善”觀念——比例、秩序、和諧構成事物的完美狀態。19世紀的現實主義文學、馬克思主義美學，乃至中國今天的主流審美觀，都與這一追求真實的傳統密切相關。

第三個維度則是情感感動。“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浪漫派運動，像盧梭這樣的人站在阿爾卑斯山上眺望山野，內心有一種內在的情感體驗。”劉旭光說，這種體驗被亞里士多德稱為“卡塔西斯”——凈化。當我們受到強烈的情感刺激，無論是喜悅還是悲傷，心靈恢復平靜的過程本身會產生一種特殊的愉悅。

“蓋耶認為，人類的審美是多元的，但這個多元不是無限的。他找到了三個觀念——自由游戲、情感感動、真理認知——構成了人類審美經驗的基礎，也構成了人類的審美理想。”劉旭光總結道，“他稱這個框架為‘有限多元主義’。”

劉旭光

如何撰寫一部“有立場”的美學史

撰寫美學史是一件棘手的事。劉旭光教授在分享中詳細分析了這一學術難題的復雜之處。

“如果你一個美學家有自己的美學史觀，你認為審美是什么、藝術是什么，然后拿著自己的觀念把整個歷史梳理一遍——那意味著你完成了一篇基于你立場的論文。”劉旭光說，這種做法的好處是有主線、有發展脈絡，但問題在于，“人類的審美經驗是很復雜的，一個時代的審美觀念很復雜，你只用你自己的那一點點東西來串講，會不會漏掉很多？”

另一種極端是“流水賬”式的百科全書寫法，“把所有關于美和藝術的言論匯集起來，編年史歸攏”，但這種做法缺乏邏輯主線，讀者難以看到思想發展的脈絡。

蓋耶的三元論框架試圖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劉旭光評價道：“蓋耶之所以能做到，是因為他的腦子足夠聰明——他是研究康德哲學的頂級權威，突然間出于愛好寫了一套美學史，他就會把康德的那種還原主義思維應用到對人類審美經驗的提煉當中去。”這一框架為蓋耶選擇寫誰、不寫誰提供了尺度。“他以這樣的方式完成了歷史編纂學：誰對這個三元框架貢獻大，我選誰；誰最符合這個框架，我就把重要章節給誰。”劉旭光說，這樣一來，作者既保持了自己的立場，又不至于陷入門戶之見。

保羅·蓋耶，現為布朗大學教授，美國美學協會主席。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康德哲學、現代哲學和美學史。

蓋耶的美學史從1700年左右開始寫起。劉旭光詳細闡述了這一節點的重要意義：“1710年，夏夫茲博里在一篇名為《論特征》的文章中描述了一個場景：我在海灣中看著遠方駛來一艘帆船，在波光粼粼的藍色海面上顯得很美。我不知道它是誰的帆船，也不知道它拉什么貨——只是覺得好看。這居然是西方人描述非功利性精神愉悅的起點。”

從1710年到1790年，經過八十年的發展，康德將“非功利性的精神愉悅”確立為審美的標志。“這個概念在過去兩百年飽受攻擊，被各式各樣的意識形態所鄙視、所否定。但它今天還在——為什么呢？因為它標示著人類精神的一種超越性：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宗教、超越欲望的滿足、超越名望的滿足、超越現實利益的滿足。”

本書的當代價值：他山之石與自我建構

在分享會的后半段，劉旭光教授重點討論了這部美國學者撰寫的西方美學史，對今天的中國讀者有何意義。

“今天的文化主流在忙著搞博物館學、歷史學，把中國古代的風物做串講，弘揚民族精神，繼承文化遺產——他們賣了很多錢。”劉旭光說，“那么當我們把這種書擺在這里的時候，意義何在？”

他認為，這套理論模型首先可以用來重新審視和書寫中國人自己的審美精神發展史。劉旭光以自身研究為例：“在研究蓋耶關于‘自由游戲’的觀念時，我突然意識到，我們中國人也有自己的‘自由愉悅’——有沒有一個詞可以替代？我痛苦地琢磨了五六年，有一天在咖啡館里，腦子里突然蹦出一個詞：清樂。”

他解釋道，清樂（或“清歡”）這個概念在1050年至1100年的宋朝出現，宋人用它來標識一種非功利性的精神愉悅。“它的非功利性內涵、精神淵源，跟老子的關系，在宋人的‘山林之樂’‘清歡’‘清玩’‘清賞’‘清歌’等一系列概念中體現出來——用一個‘清’字，意思就是非功利性。這就是中國人美感的基礎。”

劉旭光也認為，這部書代表著啟迪、啟蒙和精神解放的對話可能。“現代中國人的美感體驗，靠那些講風物的人解決不了。但這類書可以——它們對于我們理解審美、理解藝術、理解人類的精神追求，有莫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