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李健吾：書伴隨著他，可是他沒有書房

他不曾有過一間屬于自己的書房，書桌就是他的世界。如今這張書桌藏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觀眾可以來看，可以來讀。而讀他的人會發現：紙頁之間，爽朗的笑聲猶在。今年是李健吾先生120周年誕辰，謹以此三篇文章，從親情、友情、學術角度，紀念這位一生伏案的大寫的人。

我的父親是在貧困中長大的，他對生活沒有特殊的要求，他一生伏案寫作，在訂婚之后，用著討來的錢（“蔣閻大戰”期間，山西的閻錫山暫時逃到晉北，李健吾被國民黨軍閥暗殺的父親終于可以落葬，并于1930年被授予“辛亥革命” 烈士稱號，借著這個機會，他從山西省主席商震和陜西楊虎城那里得到了一些錢，說明他想去法國留學），當然還有從他七叔那里要到的一些錢，于1931年去了法國。在巴黎，他住在郊區一個法國工人的家里，去的目的就是為了研究福樓拜，在那里買書，參觀福樓拜居所，旁聽巴黎大學文學系里的一些課程，在塞納河的河邊舊書攤來回逗留，在巴黎的兩年，開闊了他的眼界，他了解了司湯達、巴爾扎克、莫里哀……他不斷地買書，錢用光了，只能在1933年回國。他帶回了成箱的書。這是他的全部財產。

可是，他從來沒有像一般作家那樣，在成名之后，有一個自己的書房，他的書堆積在一個閣樓的小房間里，或者在社科院請求弄到的后院的一間小平房里，還和同事分用，找書，得用梯子爬上去找，“文革”時，存書的平房被收了，自己的住房還被人分占了。于是，我的小妹妹的臥室就成了他放書的地方。而他真正的寫作空間就是他的一張書桌，是他1933年10月和我媽成婚時，我的外公送給他的唯一一件禮物。曾經留學美國并協助詹天佑管理過北京鐵路系統的外公，對他的女兒選擇這樣一個幾乎可以說是窮困潦倒的年輕人并不滿意，但是他也沒有阻攔。知道這個女婿以寫作為生，送了這張書桌作嫁妝。之后，他終生伏案寫作用的就是這張書桌，它陪伴了我父親一輩子，從年輕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書桌上還總有父親和母親的合影。

在上海，在多福村的居所，他的書架有的在廚房的后墻處，也有的就貼著他的書桌；在東寶興路的住所，他的書桌就在進大門的邊上，貼著窗子，飯桌占了后面的空間；到了北京，住在干面胡同，又是這個情況，書桌不是靠著朝東的窗子，就是側貼著朝東的窗子。他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完成他的寫作，且并不受任何影響。除此之外的整個空間就是我媽和孩子們的活動空間。

文學館中的李健吾書房（張夢拍攝）

他有的是會寫會畫的朋友，可是他居住的屋子里的墻上沒有一張字畫。也許，這就體現了他的“俗”，沒有文學家特有的“雅致”，他的書就堆放在他的四周。他正在用的就堆積在他的書桌上。他不會受周圍雜亂生活的影響，而會專心致志干他的寫作。從北京到上海，在上海來回搬家，1954年又從上海調回北京，從社科院的住所來回搬遷，他的書桌從來沒有變過，他在這張書桌上寫出了多少優秀的作品，譬如他的傳世的文學評論文集：《咀華集》《咀華二集》《福樓拜評傳》；他的戲劇評論：《戲劇新天》；他的優秀翻譯作品：《包法利夫人》《莫里哀喜劇全集》《司湯達小說集》等等；他的優秀的話劇作品：《這不過是春天》等；他著名的改編劇《愛與死的搏斗》《金小玉》；他發自肺腑的散文：《雨中登泰山》《朱自清先生紀念》《重讀〈圍城〉》等等；還有他終生喜愛的詩歌作品，包括記載我這個大女兒的降生的作品《誕生》，他在60歲時還在寫激勵自己的作品《一個人的一生》等等。多么艱澀的《莫里哀喜劇全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完成的，更不要說《十七世紀的法國古典文學理論》這樣大部頭的理論作品。

特別值得提及的，是他在這張書桌上表述的，他和朋友之間的深情和懷念，成堆的信件，有給學生的，有給向他求教的人的，又有大量給被他視作家人一樣親密的朋友們的。在這張我們看到的陳舊到幾乎已經破舊不堪的書桌上，他完成了多少他一生的杰作，又有多少他心里積蓄的要對朋友、對國家陳述的話。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他都可以用他全方位的文學才華，想辦法活下去，想辦法完成他心里設定的任務。譬如，在日寇進入上海以后，他用戲劇養活我們一家，但是他真實的工作卻是抓緊時間，不斷修改，最后完成《包法利夫人》的翻譯工作，那是1944年。

我父親工作生活上的這些特色，說明了他是一個非常簡單、非常平和的人，他不在乎名和利，不看重生活條件。就在這樣的房間里，他不斷地接待他的朋友們。在他的心中，朋友幾乎就是他的家人，或者可以說，勝似家人，對家人，他沒有太多的話題，但是和朋友，總有說不完的話，說話期間會發出他特有的朗朗的笑聲。我們讀到1971年以后，那么多他寫給各方朋友的信（見《李健吾書信集》），還有朋友們給他的信（大部分都給了文學館收藏），他曾經對他的學生多有提攜、幫助，學生們的信里充滿了對他們這位恩師發自內心的感謝；同代文學家、戲劇家的朋友們在信里談他們各自的生活、工作，充滿了真情。

作為一名孤兒，李健吾在窮困的生活中長大。他選定了“文學”作為他的事業，他用文學來為這個國家服務，無論是在上海教書育人，編輯雜志《文藝復興》，還是在北京社科院外文所編輯法國古典文藝理論過程中，他都在發現新人，提攜新人。他熱情、爽朗，愛說愛笑，愛讀書，愛朋友，朋友需要時，他永遠出手相助。他對生活幾乎沒有什么要求，什么苦日子都可以過。“文革”中，工資被扣發了，一個月只有20元收入，他沒有積蓄，他就過苦日子，他沒有牢騷，毫不在乎自己的名譽地位。但是真實的他又是外圓內方，他能忍受對他各種不公正的評價，一件事干不成，就干另一件事，文學的方方面面，他都會根據條件許可，全力以赴地投入，這樣，他晚年完成的既有戲劇評論集《戲劇新天》，又有厚厚的《法國十七世紀古典文學研究》。

他一生選擇了他的事業：文學，文學的方方面面，他認為：“一個批評者有他的自由。”“他的自由是以尊重人之自由為自由。他明白人與社會的關聯，他尊重人的社會背景；他知道個性是文學的獨特所在，他尊重個性。他不誹謗，他不攻訐；他不應征。他屬于社會，然而獨立。”所以，他的作品經得住時代的考驗，是真正具有文學性質的作品。

沒有過書房的李健吾，2023年中國現代文學館里給他設立了一間書房，再次看見我父親這張書桌，我情難自抑，就仿佛又看到了他。文學館還存放著他曾經珍藏過的各種書籍，英文的、法文的、中文的，他收到的朋友給他的信和書，也可以供學者研究使用。觀眾也可以來文學館參觀李健吾書房，了解這位在他們中學教科書中學到的《雨中登泰山》的作者的生活，他的為人和品格。曾經有一位廣西壯族的中年男子，就是在中學時期學了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之后，從此癡迷喜歡上了他，自己也開始了閱讀更多的文學作品，開始文學寫作。但愿將來有更多的后來者，讀了李健吾的某些作品，走上文學道路。

（作者系李健吾先生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