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蔣介石找到陳修和：聽說陳毅是你弟，幫我把他拉過來當總司令

1946年夏天的南京悶熱潮濕，空氣里滿是即將攤牌前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壓抑氣息。就在總統府后院一間不太起眼的小客廳里，蔣介石見到了久未謀面的陳修和。寒暄不過幾句，話鋒便迅速轉向一個名字——陳毅。

有意思的是，在這場看似普通的談話背后，藏著十七年兄弟離散的牽掛，也藏著兩條政治道路最終徹底分開的命運拐點。要看懂這段故事，還得往前追溯，從四川樂至那個普通的陳家院子說起。

陳家兄弟的不同路

陳修和生于1897年，比堂弟陳毅大整整四歲。在四川樂至的鄉間，能念多少書，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男孩將來能走多遠。那時候，很多農村孩子覺得讀書太“傷腦筋”，寧愿下地干活。但陳家的長輩非常開明，誰愿意念書，就盡量供。

陳家這一輩兄弟姐妹足有八九個，年紀相仿的五兄弟尤其親近。作為老大，陳修和帶頭進學堂，陳毅則排在兄弟中的“老五”。兩人從小就都算“讀書的料”，反應快，記憶好，在同齡人里很顯眼。

后來，陳修和考入四川高等工業學校機械科，學的是實打實的工程技術；陳毅則進入成都甲種工業學校。要說出路，這兩條路在當時已經不算差。可時代變了，光靠一張文憑，已經擋不住他們心中那股想“救國”的沖動。

1918年，陳毅和胞兄陳孟熙進入四川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走上了一條奔赴歐洲的道路。次年，兄弟倆考取官費，遠赴法國。當時的安排其實很現實：家里條件有限，陳修和是長兄，只好“讓路”給弟弟們，自己留在國內謀個工作，再盡力資助兄弟。

這一決定，多少帶著一點長兄的擔當，也從側面決定了他此后與陳毅所走道路的差別。一個走向歐洲，接觸社會主義新思潮；一個扎在國內工業一線，琢磨的是如何用技術報國。道路不同，情分卻一直在。

到了20世紀20年代，十月革命的炮聲傳到中國，國內的青年知識分子心里一下子亮了幾分。反帝、反封建、民族解放這些詞，不再只是書本上的名詞，而是實實在在的選擇。中國共產黨就在這樣的環境中誕生，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開展第一次合作，大革命在廣州、在全國迅速鋪開。

這時，已經在法國接觸過社會主義思潮的陳毅回到國內，在北平加入中國共產黨。堂兄弟之間，有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分岔口”。

黃埔軍校里的“陳先生”

從四川高等工業學校畢業后，陳修和來到上海，進工廠干技術。可他很快發現，自己手上有再好的本事，也被軍閥混戰和帝國主義的壓迫死死壓住，根本發揮不開。思前想后，他認定，光悶頭搞技術不行，得先參與推翻舊制度，才談得上建設。

在這種想法驅動下，他把目光投向了剛剛興辦不久的黃埔軍校。孫中山辦黃埔，是為了培養北伐骨干，很多青年都把這里當作投身革命的起點。

1925年，陳修和和陳孟熙一起來到廣州，準備報考黃埔軍校。他們還特地找到了同鄉吳玉章，希望能幫忙引薦。吳玉章在國共兩黨中都有聲望，按說走這條路，成功機會不小。

結果卻有點出人意料。黃埔軍校當時的學員，多數是地方或軍隊的積極分子，很多已經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陳家兄弟既沒入黨，又被人懷疑“動機不純”，這一輪投考直接被刷了下來。

沒考上，倒沒把陳修和打倒。他換了個思路，請黃埔一期的同學幫忙，同時也不再用本名報考，而是用自己的號“修和”。從這一回起，他正式以“修和”行走于軍界。第二次投考，總算成功，兩兄弟一同成為黃埔軍校炮科第五期學員。

那時候的黃埔，教員不夠，只能從學習好又穩重的學生中挑選補習教員。陳修和技術扎實，又肯鉆研，很快從學員中脫穎而出，被選為輔導教員。既領著20元補貼，又兼著教員身份，在黃埔學員中算是待遇不錯的一類。

同學們私下里喊他“陳老大”，遇上點小聚會，總喜歡起哄：“讓陳老大請客！”他性格爽直，出了名的好說話，很少推辭。在這種日常來往中，他的威信和人緣慢慢積累起來。

在黃埔的經歷，強化了他“以軍人身份報國”的信念。之后不久，他正式加入國民黨，把自己前途與這個政黨系在一塊。

1926年北伐起兵，他與陳孟熙一同到武漢參加作戰。不久，陳毅也來到武漢，兄弟幾人短暫團聚。表面上看，大家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實際上，國共兩黨在這幾年中的分分合合，已經埋下日后悲歡聚散的伏筆。

南昌起義前后的岔路口

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把大革命打了個稀碎。上海大屠殺之后，白色恐怖很快蔓延到武漢。陳毅在形勢急轉直下中，作出了參加南昌起義的決定。

這一年，對陳修和來說，也是個分水嶺。他看著國共關系從合作走向決裂，政治風云變幻莫測。相比之下，工程技術顯得干凈許多，不會隔三差五就翻臉、清洗。于是，一個念頭慢慢清晰：不如脫離軍隊，回到自己擅長的領域，用技術報國。

臨行前，他與陳毅道別。堂弟直截了當地說出心里話：“我要去南昌，你要去上海搞工業，這樣也好。路上若有不順，在九江下船去找朱德老鄉。”短短幾句，既是關照，也是提醒。兩個身處不同選擇上的兄弟，都清楚這意味著什么。

帶著陳毅寫給朱德的親筆信，陳修和順江而下。途中路經南京時，蔣介石出面挽留。蔣介石看中了他的技術和軍校背景，頻頻相邀，最后他還是留在了國民政府體系內，在上海兵工廠長期任職。

到1927年底，蔣介石短暫下野后重新掌權。陳修和被調到蔣介石身邊，擔任侍從副官，工作內容大致是引見客人、傳遞文件、隨行出巡、參與會議，同時還接受蔣的直接委派做調查聯絡。

蔣介石起初把他當普通隨從看待，后來才弄清他在軍工方面學有所長，又把他放回上海兵工系統，讓他繼續發揮專業優勢。就這樣，他逐步成為國民黨軍工系統中的重要技術干部，而陳毅已在另一條路上越走越遠。

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陳孟熙來到上海警備司令部任職，兄弟間的來往又緊密了些。只是，這種“團聚”并沒有持續多久。兩年后，一個看似普通的夏日清晨，一封信把他們推到了更為微妙的位置。

一封來自紅四軍的信

1929年仲夏，上海的空氣悶得很。一天一大早，擔任上海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陳孟熙急匆匆趕到陳修和寓所，壓低聲音說了句：“大哥，好消息，五弟來信了，他要從汕頭坐船到上海，讓我們去接。”

“真的嗎？”驚喜之余，陳修和沒那么快開心起來。紅四軍的處境，他多少有所耳聞。彭湃、顏昌頤等共產黨人剛在上海被捕殺，顏昌頤還是陳毅的入黨介紹人。這種時候來上海，風險極大。

“人都要來了，安不安全，就是我們要操心的事。”兩兄弟簡單商量之后，決定在租界里給陳毅安排落腳點。那時的租界警備仍嚴，但畢竟比華界相對安全一點。

他們以“王根生”“王根新”的化名，在租界三馬路的新蘇旅館包了房間，又趕制了一套像樣的西裝，再弄來一枚兵工廠徽章。這樣一裝扮，陳毅就更像是個政府部門的小科員，而不是被懸賞追捕的共產黨領導人。

船到上海那天，兩位哥哥身著西裝，徑直上了頭等艙。按他們的判斷，陳毅這種級別的人物，若為安全考慮，應該坐頭等艙才對。可找了半天，連個影子都沒見到。正當他們往其他艙位去找時，背后忽然傳來一聲熟悉的川音呼喚。

回頭一看，只見一個工人打扮的人對著他們笑，眼里帶著幾分調皮。那正是陳毅。他刻意坐在比較不起眼的艙位，以免引人注意。兄弟三人在碼頭簡單寒暄幾句后，悄然離開。

陳毅這次來上海，是奉中共中央之命，匯報紅四軍情況，并參與討論紅軍今后的建軍原則與發展方向。當時紅四軍內部，關于如何建軍已經出現重大分歧。6月間，毛澤東與朱德在一些問題上意見不合，毛暫時離開紅四軍。陳毅一度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中間態度，后來經過反復思考，覺得紅四軍仍應由毛澤東來領導，朱德為軍事主帥。上海的這次匯報，會影響到中央的判斷。

住進旅館后，陳毅先向中共中央發出安全抵滬的信號，很快接上組織聯系。但上海的環境確實兇險，貼著懸賞通緝共產黨人的告示幾乎隨處可見，便衣特務和警探混在人群中，時刻盯著風吹草動。若沒有兩位哥哥的掩護，他想在上海活動一個月，難度可想而知。

有一天，陳毅對陳修和提起，想約周恩來到旅館里長談，需要兄長幫忙掩護。陳修和衡量再三，說：“那我就同孟熙在外間下圍棋，你們在里間談。不出聲，也不問事。”這一安排，說重不重，說輕不輕。但在那樣的年代，多一分疏忽，就可能多一條人命危險。

陳毅把計劃告訴周恩來時，周恩來還是有些顧慮：“你哥哥可靠嗎？”陳毅給出的回答干脆利落：“絕對可靠。”這句評價，其實是多年兄弟相處留下的信任，也是對長兄人格的判斷。

之后一個多月里，陳毅詳細向中共中央匯報紅四軍的內部情況和自己的思考。當時的中央領導層經研究后，認為紅四軍的領導應由毛澤東來擔任。周恩來讓陳毅起草了一封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基本沒有改動便定稿，這封信，就是后來在黨史中占據重要地位的“九月來信”。

陳毅離滬返回贛南、閩西蘇區后，很快將毛澤東請回紅四軍，隨后召開了著名的古田會議。古田會議確定了“黨指揮槍”的原則，在中國革命史上地位極高。若往前追一追，這次上海之行，是一個關鍵的環節。而在環節深處，陳修和兄弟的保護和周旋，是不容忽視的一筆。

從某種角度看，這也是陳修和“站在國民黨陣營”又“保護共產黨親人”的一次微妙選擇。關系到生死，他仍然把兄弟的安危擺在前面。

一、從兵工專家到“說和人”

此后多年，兄弟三人又一次各奔東西。陳毅在蘇區、在新四軍、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戰場上，漸漸成為共產黨重要軍事領導人。陳修和則一步步走向國民黨軍工系統的核心，負責兵工廠、兵器生產，忙得腳不沾地。

1932年，隨著上海局勢緊張，兵工廠內遷。陳修和被派赴法國高等兵工學校深造，系統學習西方兵工技術。到1936年，他學成回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后，他先后在香港、越南、昆明等地擔任兵工署派出的公署辦事處負責人，負責聯絡、采購、協調生產，重心一直沒離開“兵器”“軍工”這幾個字。

值得記住的一點是，他在越南任職期間，仍與陳毅保持著通信往來。那時的陳毅，已經是新四軍的重要指揮員，整天與敵軍和復雜局面打交道。他在信中提到，新四軍與一些國民黨部隊及特工機關時常發生摩擦，希望兄長從軍工、外交等方面多做一些緩沖和溝通，盡量推動國共之間在抗戰大局下合作。

在河北總領事館任職時，陳修和曾在畫報上看到陳毅等新四軍領導人的照片，心情格外激動。作為黃埔出身的國民黨軍官，他十分清楚體制內不少人對新四軍的敵意。換句話說，他既知道“臺前”的對立，也清楚“幕后”的人事關系。當他在畫報上看到自己堂弟帶兵抗戰的身影時，心里多少帶一點復雜滋味。

抗戰后期，陳毅已深入華中敵后根據地，負責新四軍的野戰部隊和地方武裝。與此同時，他也和國民政府兵工署、美國方面打交道，參與中美合作的部分后勤安排。國共兩方在對日作戰上有交集，在政治上又暗含斗爭。這樣的局面，對于夾在中間、既懂兵工又懂兩邊性格的陳修和來說，既熟悉又尷尬。

到了1946年，抗戰剛結束沒多久，國內形勢就再度緊繃。國共和談表面上還有動作，實則暗流洶涌。就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突然發出一封電報，急召陳修和進南京。表面說是“商議要務”，實則另有盤算。

進入總統府見面時，蔣介石先按慣例寒暄幾句，提一提過去的戰事、學堂里的舊人舊事。不多久，他就繞到真正關心的話題：“聽說，你有個弟弟，很能干，文武雙全？”

話說到這份上，陳修和立刻明白，他要說的不是別人。可他還是先順勢答了一句：“是，陳孟熙是個很有前途的軍人。”話鋒一偏，希望把話題輕輕帶開。

蔣介石沒有接這個茬，目光盯著他，句子咬得很緊：“我說的，是新四軍軍長陳毅。他是你弟？”

在這樣的問法面前，已經沒法再繞。陳修和坦然回答：“是的。我們雖然在不同的戰場上，但在目標上是一致的。過去常通信，自從皖南事變以后，就失去了聯系。”

說到“皖南事變”這四個字，氣氛明顯一滯。那是1941年的舊事，新四軍軍部在皖南遭到嚴重打擊，犧牲慘重。國共關系從那以后急劇惡化。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高層，對新四軍和陳毅這樣的將領，自然有一肚子看法。

蔣介石接下來的話，就把他的真實意圖暴露得一清二楚。他說：“希望你以黨國為重，想辦法把陳毅拉過來。只要他肯過來，我就立刻任命他為山東省主席兼集團軍總司令。”

這話表面看，是給出了極高的職位誘惑，實則是一種徹底“招安”，目的是瓦解共產黨武裝，分化其領導骨干。從政治角度講，這種手法并不少見。對熟悉國民黨內部手段的人來說，這幾乎是意料之中的布局。

陳修和并沒有直接頂撞。他清楚自己處在什么位置，也明白當面對抗的后果。他緩緩說了句：“要把陳毅拉過來，很不容易。如果是以國共合作為前提和他交談，或許還有話可說。”

這句話，等于把話題往“和平”“合作”方向引。蔣介石當即問：“那，你能不能給陳毅寫一封信？”若是這一封信真寫下去，其后果不難想象。無論成不成，都會成為日后雙方翻案、追責的材料。

陳修和的回答，是：“還是當面談更好。”字面上看，似乎是往后拖了一步；實質上，將一件可以落到紙面上的事，轉化成一件“還沒有安排時間”的口頭承諾，主動降低了風險。就蔣介石這種老練的政治家而言，很快就意識到眼前這個人不會成為可靠的“說客”。

蔣介石心里盤算得很清楚。一方面，他從陳修和的態度里看出，對方不愿意承擔“勸降”的角色；另一方面，他也擔心如果放手讓陳修和去找陳毅，一旦消息走漏，反而會暴露自己在和談桌下搞小動作的企圖。

最終，這件事不了了之。蔣介石沒有再堅持讓陳修和出面。而從結果來看，這次試圖借“兄弟親情”瓦解共產黨武裝的安排，算是徹底落空。不得不說，蔣介石這次打的算盤夠細，卻被對方用一句“國共合作為前提”的表態輕輕擋了回去。

二、“兵工廠是中國的”

1946年冬，陳修和受命前往沈陽，負責籌建第九十兵工廠。那時的東北，剛剛從日本占領下接過來，遺留的工業基礎相對較好，誰握住這一塊軍工資源，誰在未來的戰爭中就多幾分底氣。

在沈陽的歲月里，他不止一次向上級提建議，希望通過談判，重啟國共合作，哪怕只是在軍事方面建立某種程度上的共識，也好過一路打到底。但這種聲音，隨著內戰的迅速升級，越來越聽不見回響。

到1948年秋天，遼沈戰役爆發。東北的戰局對國民黨來說已經極為不利。眼看沈陽難以堅守，蔣介石派鄧文儀來傳達命令，要求在撤離前破壞兵工廠，并將設備和技術人員全部轉移。

面對這樣的命令，陳修和給出的回答，卻格外硬：“兵工廠是中國的，不是國民黨的，無論如何不能毀。”這句話，說出口需要膽量。站在他這個位置，直接拒絕“委員長”的指示，很可能招致嚴重后果。但從專業角度看，毀掉一整座兵工廠，對誰都是損失，對整個國家更是傷筋動骨。

從這里可以看出，他雖然作為國民黨體系內的高級技術官員，仍然有一條底線——國家工業基礎不能隨便砸。政權有更替，戰爭有勝負，工廠一旦被炸成廢墟，要再重建，不知要耗費多少錢、多少年。

1948年10月31日，沈陽的局勢已經到了最后關頭。當天，國民黨“東北剿總”司令衛立煌等人先行乘機飛往北平，準備再作打算。蔣介石在北平得知陳修和仍留在沈陽，馬上下令派一架飛機去東塔機場，專門來接他。

晚上，陳修和接到電話，說“委員長知道你還沒出來，專門下令派飛機來接你”。按很多人的常識反應，這時候只要上了飛機，就能離開即將易手的沈陽，去個相對安全的地方。對不少國民黨官員來說，這是求之不得的機會。

但時間在這件事上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次日，解放軍已經進軍沈陽，占領了全城。蔣介石派來的飛機發現機場無法再使用，只能折返北平。就這樣，陳修和留在沈陽，兵工廠也保留了下來。

幾天后，解放軍東北野戰軍軍工部副部長王逢源找到他，轉述了一段頗有分量的消息：陳毅曾托人發電報給他，希望他設法保護沈陽兵工廠，盡量留下，不要跟著國民黨一起撤走。電報沒能及時送到，但他自己做出的選擇，與電報中提到的要求幾乎完全一致。

同時，王逢源轉達了上級的指示：陳修和繼續擔任兵工廠總廠長，留下的職工官復原職，為正在進行的解放戰爭生產武器裝備。這一命令的下達者，是朱德。

從這一刻起，他的身份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從國民黨體系內的兵工專家，轉變為新中國軍工建設的一員。技術沒有變，工廠沒有變，服務對象和旗幟卻徹底不同。很多人愛說“歷史弄人”，在這里表現得格外明顯。

三、兄弟再聚與西南建設

1949年夏天，全國解放大勢已定。陳修和奉朱德之命，前往上海，協助陳毅聯絡那些沒有隨國民黨逃往臺灣的兵工人才。對剛剛接管城市的新政權來說，最緊缺的就是懂技術、懂管理的人，而這些人多數曾在舊政權中任職，要不要用、如何用，是一件很考驗眼光的事。

到了上海，他聽說一位老同事、曾任國民黨兵工署司長的胡蔚被關押。依照當時的普遍心態，這類人員被拘留并不稀奇。但從兵工發展的角度看，把這樣的人統統關起來，無疑會延緩新政權掌握軍工的速度。

陳修和向陳毅提出，希望能根據具體情況區分對待，盡可能團結這些技術干部。陳毅經過考慮，采納了建議，批準釋放胡蔚。消息在原國民黨兵工圈里迅速傳開，不少技術人才的心態從觀望轉為主動靠攏。很快，愿意為新政權效力的兵工技術人員就超過兩百人。

同年五月，陳修和受陳毅之邀，到他家中小聚。這是兄弟多年分離后，真正意義上的“和平年代團聚”。在陳毅的寓所，他第一次見到鄧小平。談話中，鄧小平開門見山地肯定他在沈陽兵工廠問題上的選擇：“保護兵工廠，這是很大的功勞。”

過了不久，鄧小平又一次到陳毅家，與陳修和專門長談。原因很簡單：大西南剛剛解放，軍工廠分布較多，接管、安置、恢復生產的任務極其繁重。鄧小平需要聽聽有經驗的兵工專家對西南建設的看法。

抗戰期間，陳修和曾長期在西南負責兵工生產和軍需配發，對那一帶的工廠布局、交通條件、人員情況都很熟。他談起這些，思路清晰，從工廠選址、生產線恢復，一直說到鐵路修建、能源供應。

談完之后，鄧小平提出，希望他能隨自己一起赴大西南，協助西南局處理兵工和工業建設工作。陳修和卻因為已接到朱德的通知，要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即將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提出兵工方面的建議，只能婉言謝絕。

鄧小平退一步，說：“那就請你幫忙，推薦一批兵工技術人才，動員他們來四川；再寫一份關于西南建設的意見，八月中旬交給我，可以嗎？”陳修和答應得很干脆。

到了約定的時間，他上交了一份名單，其中僅原兵工系統的司局長、廠長級高層技術干部就有二十多人。他還認真謄寫了一份關于西南工業及鐵路建設的意見書，并托人轉交鄧小平，留下一句頗有分量的話：“若能早日實行，川中百姓有福。”

1950年前后，西南剛從戰亂中恢復，百廢待興。鄧小平提出修建成渝鐵路，將成都與重慶打通，既為軍事，也為經濟。1952年7月1日，成渝鐵路全線通車。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建設的第一條鐵路，也是四川和西南地區發展的一條大動脈。

成渝鐵路的建成，匯聚了無數建設者的汗水，其中一部分正是通過陳修和的推薦和動員，從舊兵工系統來到西南的工程技術人才。他們熟悉工廠、懂得設備，在鐵路建設和后續工業布局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很多人最終長期留在西南，把一生都交給了這片土地。

從某個側面看，這算是陳修和“另一個戰場”的勝利——沒有槍炮，卻是實實在在的鋼軌、車間、機器和工人。

1952年，中央技術管理局撤銷，國家工業建設逐步走向按部門分工的道路。時任重工業部長何長工曾希望邀請他出任重工業部副部長兼總工程師，讓他在更高層面規劃工業布局。

陳修和給出的回應很明確：不想做行政領導，更愿意專注技術和咨詢。最終，政務院聘任他為參事，成為一個“無具體行政職務”的高級顧問。

在參事任上，他提出過一個頗具前瞻性的設想——建設三峽水利工程。他的思路并不僅限于發電，而是把它看作一個龐大系統工程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南水北調等設想，利用長江水系調節南北水資源分布。在那時，這樣的構想可以說相當前衛。

為此，他還專門做了調查。通過數據比對，他注意到三峽一帶水位約在海拔200米，鄭州附近約在100米，華北平原一些區域在40到50米之間。這讓他更加篤定：從理論上講，可以通過工程將長江水引向北方。這個設想當時得到周恩來的重視，被列入研究視野之中。

后來歲月流轉，相關工程的實際推進、調整和爭論都遠遠超出了他的壽命范圍。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新中國工業和水利布局的討論初期，他是少數幾個能從全國格局上去思考的人之一。

在北京工作期間，他與陳毅往來更頻繁。兩人都在國務院系統辦公，從機關走到住所不過十來分鐘。日常見面時，多談工作，談兵工、談工業布局。家庭聚會時，則聊些家常，氣氛輕松，但各自承擔的責任，并未減輕半分。

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陳修和年事已高，參與國家重大決策的頻率降低。但在祖國統一、黃埔同學會等事情上，他仍保持著極大熱情。在《黃埔》期刊上，人們還能看到他字跡挺拔、內容樸實的文章，回顧往事，更多是從經驗和教訓的角度總結。

1998年，這位生于清末、經歷辛亥、北伐、抗戰、內戰、新中國成立和改革開放的老人，在北京病逝，享年逾百。看到這里，可以試著想一想，他這一生所處的每一個關鍵節點，都夾在制度變更、政權交替之中，但他始終抓住的一條主線，是“兵工”和“工業”。

從黃埔學員到兵工專家，從蔣介石身邊的侍從到新中國的高級參事，他參與過國民黨的軍工建設，也為人民軍隊裝備建設出過力。有人會問，這算不算“搖擺”？從具體行為看，他在不同陣營中轉換；從更長遠的角度看，他把注意力幾乎始終放在“國家需要什么樣的工業基礎”上。政治風云變幻莫測，工廠、鐵路、水利這些實體，卻直接關系到后來幾十年里中國的走向。

1946年那間南京小客廳里的對話，蔣介石想借親情拉攏陳毅，陳修和沒有答應，也沒有正面撕破臉。他用極為謹慎的表達，既維護了與堂弟之間的那條線，又避免直接觸怒上級。幾年之后，沈陽兵工廠的選擇，讓他在另一種意義上站到了新生政權的一邊。

在漫長的一生中，他多次站在岔路口，每一道選擇都不算完美，卻在當時條件下盡量保全了對國家工業命脈的考量。對這樣的人物，與其用簡單的“哪一邊的人”去概括，不如沿著時間線看他如何在夾縫中守住幾座工廠、幾條鐵路和一批技術人員。這些看似冷冰冰的事物，反過來塑造了此后中國工業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