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定居者太猖狂！當著國際志愿者面，火燒屋子來趕人。

數十年來，以色列與國際活動人士以身作盾，試圖阻止巴勒斯坦社區遭到驅逐。但如果他們已無法震懾暴力的定居者和士兵，其存在是否還有意義？

在以色列對伊朗開戰的首周，刺耳的防空警報聲從以色列定居點傳出，回蕩在整個約旦河谷。杜馬鎮外的一個巴勒斯坦小村莊什卡拉里，僅剩的幾位居民正慌忙收拾行囊。

警報聲不斷示警導彈來襲，催促人們尋找掩體。與被占領的約旦河西岸大多數巴勒斯坦社區一樣，什卡拉根本沒有防空洞。這里的居民并非在躲避伊朗的炮火，而是在逃離以色列定居者的侵襲。

3月1日，即以色列對伊開戰的次日，定居者向杜馬鎮郊外的居民開火，造成三人受傷，并用棍棒襲擊了其他人。兩天后，他們切斷了什卡拉村的電力供應。

隨后，軍方將最易受定居者攻擊的地區劃為封閉軍事區，并驅逐了當地的以色列和國際活動人士。幾個小時后，定居者摧毀了一戶人家的房屋。短短幾天內，該地區僅剩的11個家庭全部逃離。

自10月7日以來，在官方默許下，定居者暴力事件創下歷史新高，迫使至少76個村莊或定居點的人們背井離鄉。在此期間，約旦河西岸有數十個巴勒斯坦社區不斷請求所謂的“保護性存在”支援，什卡拉便是其中之一。

以色列和國際活動人士與當地居民同吃同住，共同生活。一些村莊專門建造了配有雙層床或床墊的客房來安置這些活動人士，而在其他地方，他們則直接借宿在村民家中。

拉斯艾因奧賈是約旦河谷南部的一個牧羊社區。2024年夏天，活動人士開始在這里提供全天候的保護性存在。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常駐的活動人士逐漸融入了村莊的社會結構，與居民們一同經歷生老病死、婚喪嫁娶。

記者安德烈·X每天都會向他數十萬的社交媒體粉絲發布以色列定居者和軍方暴力行為的視頻。2024年5月，他搬到了這個村子，成為第一位在此全職居住的活動人士。

每天清晨，他都會陪同牧羊人放牧，或者跟著村民開卡車去打水。到了傍晚，定居者通常會帶著自己的羊群進入村莊，這時他便出面設法讓他們離開。“每天大概會發生五起左右的沖突事件，”安德烈在接受《九七二雜志》采訪時回憶道。

保護性存在的核心預設在于，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在面對本國公民及外籍人士時，會比對待巴勒斯坦人更加克制。隨著活動人士越來越多地遭遇人身攻擊、軍事限制甚至驅逐出境，這種預設已經開始瓦解，針對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為仍在不斷加劇。

近幾個月來，定居者對拉斯艾因奧賈的襲擊升級到了居民無法忍受的地步。定居者實際上圍困了整個村莊，阻礙居民上學、接收運水車，甚至不讓他們踏出家門半步。

巴勒斯坦的保護性存在最初成型于1994年希伯倫市的易卜拉欣清真寺大屠殺之后。作為1995年《奧斯陸第二協議》的一部分，“希伯倫臨時國際存在”應運而生。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定期更新的官方授權下，歐洲志愿者來到希伯倫，觀察定居者和士兵的行為，試圖保護巴勒斯坦人的權利。

“希伯倫臨時國際存在”一直運作到2019年。當時，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拒絕延長其任務期限，并指責該組織“采取反以色列行動”。諷刺的是，正是在他1997年的上一個任期內，他簽署了授權該組織開展工作的《希伯倫協議》。

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期間，隨著以色列軍隊大規模入侵約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城市，更多草根倡議開始扎根。2001年，三名巴勒斯坦人和一名以色列人共同創立了“國際團結運動”。

在那些年里，幾個以色列反占領組織在與被占領巴勒斯坦社區長期合作的基礎上，也發起了自己的保護性存在倡議。在接下來的十年里，隨著定居者在整個約旦河西岸的騷擾日益增多，越來越多的社區開始請求保護性存在的協助，以保障他們放羊、收割莊稼，并在與軍隊的交涉中進行斡旋。

其中一個名為“人權拉比”的組織，開始致力于組織以色列和國際活動人士，協助巴勒斯坦社區進入并耕種他們的土地。

另一個名為“共存”的組織，則將其工作重心從抗議和建設等零散行動，轉向了更具開放性、更為長期的駐留。尤其是在2014年加沙戰爭期間，士兵和定居者在約旦河西岸的騷擾行為激增，這種長期陪伴顯得尤為重要。

“共存”組織的創始人之一大衛·舒爾曼在接受《九七二雜志》采訪時表示：“我們逐漸意識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待在村子里，與我們的伙伴站在一起。”

該組織主要在馬薩費爾亞塔地區的村莊開展活動，他們開始派遣志愿者前往阿圖瓦尼、蘇西亞和烏姆海爾過夜，試圖阻止定居者非法侵入巴勒斯坦人的財產。

到了2010年代末，保護性存在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更為正式的常態化實踐，以至于像烏姆海爾這樣的村莊開始專門為活動人士建造客房。2017年，“人權拉比”前主管阿里克·阿舍曼拉比創立了“正義之法”，每周都會帶領志愿者前往脆弱社區。

2021年，猶太非暴力中心啟動了“我們在這里”項目，安排海外猶太人到馬薩費爾亞塔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居住體驗。隨著定居者暴力事件不斷升級，當地對保護的需求也隨之水漲船高。到2023年夏天，拉馬拉以東激增的定居者前哨站已經成功將幾乎所有巴勒斯坦人從一片面積約15萬德南的土地上驅逐出去。

緊接著便是10月7日事件，以及約旦河西岸一直持續至今的沖突升級。作為回應，活動人士啟動了新的項目，試圖擴大全職志愿者的隊伍規模。

2023年秋天，巴勒斯坦裔美國和平活動家兼非政府組織管理者阿米拉·穆薩拉姆共同創立了“巴勒斯坦手無寸鐵平民保護”組織。該倡議旨在培訓并向約旦河西岸派遣有償工作人員。

穆薩拉姆在2024年夏天收集了現有項目的數據，發現在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有超過24個組織參與了保護性存在的工作。這意味著在任何特定時刻，都可能有數百名以色列和國際活動人士活躍在第一線。

老牌組織不斷消亡——或是因為精力耗盡、內部分歧，或是由于國家機器的打壓——而新的團體也在不斷涌現。現有的組織同樣顧慮重重，他們擔心將行動正規化或擴大規模，可能會招致以色列政府更加嚴密的審查。

缺乏正式的組織架構或集中管理也帶來了其他挑戰。例如，每天協調排班以及在約旦河西岸不同地區分配活動人士變得異常困難，這些工作主要依賴高安全性的通訊軟件“信號”來完成。

這種松散的模式不可避免地導致一些村莊在面對定居者暴力時，或多或少只能孤軍奮戰。近幾個月來，隨著以色列擴大了驅逐外國志愿者并撤銷其入境許可的做法，活動人士短缺的問題變得尤為嚴峻。

來自蘇西亞村的巴勒斯坦活動人士、人權捍衛者，同時也是奧斯卡獲獎影片《沒有其他土地》的聯合導演哈姆丹·巴拉爾解釋說：“越來越多的家庭在請求保護性存在。”在大多數日子里，對保護的請求很快就會超過可用活動人士的數量，夜班的缺口尤其巨大。

“我們的工作本應由獲得聯合國授權的維和人員來完成，他們擁有執行任務的權限、資源、資金和后盾，”安德烈感嘆道。“但現實情況往往是，一群18歲的拒服兵役者拿著手機攝像頭在四處奔走。”

去年10月，在穆赫馬斯一條塵土飛揚的道路上，幾名以色列和國際活動人士拍下了一名十幾歲的定居者趕著羊群進入巴勒斯坦村莊的畫面，就像他之前無數次做過的那樣。

此時，該社區已經疏散了婦女和兒童；僅剩的幾位男性居民輪流值班，守衛著他們僅存的財產。當活動人士和居民一發現這名定居者時，就立刻報了警并呼叫了以色列軍隊，但雙方都未曾露面。

當這名定居者試圖闖入一戶巴勒斯坦人家時，兩名活動人士和房主擋在門口阻止他，并要求他離開。“等會兒我會帶朋友回來殺了你們，”定居者對房主叫囂道。

隨著一輛軍車駛近現場，這名男孩才轉身趕著羊群離開。雖然他并未兌現自己的威脅，但其他定居者卻實實在在地這么做了。

暴力的嚴重程度使得保護性存在成為一項極具風險的行動。自2000年以來，以色列士兵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殺害了三名外國活動人士，他們當時都在“國際團結運動”做志愿者。

雖然致死事件仍屬罕見，但被那些完全不受法律制裁的定居者重傷的幾率卻要高得多。“正義之法”的一名活動人士告訴《九七二雜志》：“你可能會被打斷骨頭，汽車被燒毀，手機被搶走。”

今年1月，定居者打碎了一名年輕美國活動人士的頭骨。去年夏天，在源自同一個定居者前哨站米茲佩亞伊爾的兩起獨立襲擊事件中，定居者又打斷了幾名活動人士的骨頭。

薩姆·斯坦是一名過去六年來一直致力于保護性存在的活動人士，他曾有六個月的時間住在烏姆海爾。他回憶起加沙戰爭爆發兩周后，在約旦河谷應對一起襲擊事件的經歷。

當時，斯坦和“正義之法”的阿舍曼正在為剛剛被驅離艾因拉沙什的居民運送食物。當他們行至托梅爾定居點附近的一個村莊時，遭到了12名持槍定居者的伏擊。

其中一人用槍托擊打了阿舍曼，并鉆進車里搶走了斯坦的手機。斯坦回憶道：“我沖著那個定居者大吼，他卻警告我，‘再走一步你就死定了’。”

親身經歷這種暴力和有罪不罰的現象，也給活動人士帶來了沉重的心理負擔。2021年啟動的“課程”倡議旨在組織以色列猶太人前往馬薩費爾亞塔進行為期三個月的保護性存在駐留。該項目的一名前參與者表示，他花了幾周的時間才從卡瓦維斯定居者大屠殺的陰影中走出來。

“伴著破碎的窗戶醒來，對我來說是一次極其痛苦的經歷，”他在接受《九七二雜志》采訪時講述道。“我不斷地在想，這會對住在那里的孩子們造成多大的心理創傷。”

安德烈對此深有同感。“當你每天親眼目睹種族清洗時，我不認為還有什么可持續的生活方式，”他坦言。“我們都會精疲力竭——這根本無法避免。但顯然，與巴勒斯坦人的遭遇相比，這算不了什么。”

其他活動人士指出，從約旦河西岸返回后，面對社會對軍隊的公然頌揚以及對定居者猖獗暴力的冷漠，會讓人感到格外沮喪。“回到以色列社會的這種感覺非常不適，”一位活動人士告訴《九七二雜志》。“至少我們在約旦河西岸經歷苦難時，知道身邊有與我們并肩作戰的人，這多少算是一種慰藉。”

盡管活動人士可以選擇遠離定居者和軍隊的暴力，但他們的巴勒斯坦伙伴卻無路可退。談及以色列和國際活動人士時，來自阿圖瓦尼的活動人士穆罕默德·胡雷尼指出：“他們出現在這里是一種選擇，而我們則是被強加的生存處境。”

隨著整個約旦河西岸的定居者襲擊變得越來越頻繁且暴力，保護性存在似乎越來越無法阻止巴勒斯坦社區遭到恐嚇并最終流離失所。定居者的襲擊經常讓活動人士和居民同樣頭破血流、驚魂未定。

正如“人權拉比”在約旦河谷的現場協調員馬坦·梅倫所直言不諱的那樣：“保護性存在已經保護不了任何人了。”由于“保護”的實際效力日益萎縮，加之認為該詞帶有居高臨下的意味，像“國際團結運動”這樣的組織已經開始將這種做法稱為“團結性存在”。

“國際團結運動”的創始人之一、巴勒斯坦裔美國律師胡瓦伊達·阿拉夫告訴《九七二雜志》：“我們絕不想把巴勒斯坦人描繪成需要國際人士救助的無助可憐蟲。毫無疑問，他們是受害者，但巴勒斯坦人每天都在展現出驚人的韌性。”

“保護性存在讓我們覺得不再孤單，”哈納迪·哈薩林說道。她是活動人士兼《九七二雜志》撰稿人奧達·哈薩林的遺孀。去年7月，就在活動人士在場的情況下，奧達在他們位于烏姆海爾的村莊里被一名定居者殘忍殺害。

“從根本上說，活動人士提供的是團結和支持，”巴拉爾繼續說道。這種支持，尤其是影像記錄，在激發國際社會對以色列施壓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給了我們改變現狀的希望。”

活動人士收集的影像資料也已成為至關重要的檔案，不僅被人權組織使用，還被提交給國際機構進行存檔和保存。這些材料可能會在未來的問責機制中發揮作用——無論是在真相委員會、恢復性司法倡議，還是在國際審判中。“總有一天，歷史學家會講述這段歷史的，”舒爾曼表示。

對許多活動人士而言，他們繼續留在這里的最終理由要簡單得多：巴勒斯坦人需要他們。“巴勒斯坦人希望我們在這里，所以我便繼續來，”安德烈說。“對他們的命運置之不理，這是不可想象的，”舒爾曼補充道。

對于需要提供食宿的家庭來說，接待活動人士可能是一項沉重的負擔。除了物質上的壓力，這些家庭還犧牲了自己的隱私。

此外，據巴勒斯坦居民反映，一些缺乏訓練的活動人士有時反而會弄巧成拙，導致他們與定居者和軍隊的交涉變得更加劍拔弩張。

烏姆海爾的居民哈利勒·哈薩林協助協調該地區活動人士的分配工作，他告訴《九七二雜志》：“活動人士也惹出過麻煩。”他回憶起去年夏天住在那里的一個加拿大人拒絕向警察出示身份證，結果兩天后導致村莊遭到大規模突襲。“人們在進村之前應該接受一到兩周的培訓，”他建議道。

諷刺的是，活動人士的存在有時還會引來定居者和軍隊的注意，從而招致更多的騷擾。在10月7日之后的幾周里，像烏姆海爾和穆阿拉賈特這樣的村莊遭到了定居者的突襲，村民被捆綁，并受到死亡威脅。隨后，這些村莊便告知活動人士不要再來了。村莊領導人認為，保持低調或許是更好的生存策略。

盡管有人指責保護性存在是一種“關系正常化”的妥協，但大多數參與此類行動的人——無論是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還是國際人士——都持有同樣的務實態度。“我沒時間去鉆這種牛角尖，”斯坦直言。“如果人們需要我提供保護性存在，那我就去做。”

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期間，12歲的穆薩拉姆住在約旦河西岸的拜特賈拉鎮。當時，三名英國婦女搬進了她家，幫助他們抵御定居者的襲擊和軍事行動。

“當你作為一個生活在被占領土上的孩子時，你會潛意識里覺得自己命如草芥，”她回憶道。“但是，當這些國際人士住在我們家——冒著失去一切的風險，與我們同吃同住時——他們是在用無言的行動告訴我，我的生命同樣值得被保護。”

正如穆薩拉姆的經歷一樣，共同生活的歲月自然會孕育出在政治和個人層面上都意義非凡的羈絆。在烏姆海爾生活了一段時間后，村民們開始開玩笑地稱呼斯坦為“薩姆·哈薩林”，用上了許多當地居民共有的姓氏。

“保護性存在所建立的關系極具顛覆性——它們從根本上動搖了種族隔離制度，”斯坦說。“那種制度試圖將我們隔絕，而我們拒絕這種隔絕。”

“我很高興我的孩子們能和來自這片土地之外的人共度時光，”奧達的遺孀哈納迪說道，她經常讓活動人士和她的三個孩子一起住在家里。“在這段艱難的歲月里，活動人士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不僅是朋友，更是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