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大投票結果出爐，伊朗與122國獲壓倒性勝利，英法德日紛紛棄權

2026年3月25日，紐約聯合國總部，一場看似討論“舊歷史”的投票，最后卻把今天的國際政治格局照得清清楚楚。

加納牽頭推動決議，伊朗、中國、俄羅斯等123國投下贊成票，美國、以色列、阿根廷明確反對，英法德日則集體棄權。

這次聯大壓倒性表決，究竟是在翻“舊賬”，還是在重寫國際道義與責任的分配規則？

壓倒性數字背后，是一次清晰的陣營分化

2026年3月25日，紐約聯合國總部，第80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一項決議，將跨大西洋奴隸貿易及其對非洲裔的種族化奴役行為，認定為“最嚴重的反人類罪”。

表面上，這是對歷史的一次再定性，但真正引發關注的，是投票結果本身，123票贊成，3票反對，52票棄權。

如果只看數字，這是一場幾乎沒有懸念的通過。

但如果把這些數字拆開來看，其背后呈現出的，并不是簡單的“多數通過”，而是一種極為清晰的陣營結構。

首先，是贊成陣營。

包括中國、俄羅斯、伊朗、巴西、南非等在內的123個國家投下贊成票。

這一陣營中，大量來自非洲、拉美、亞洲的發展中國家構成主體。

對這些國家而言，這項決議不僅是對歷史的認定，更是一種長期訴求的集中體現。

要求國際社會正視奴隸貿易與殖民歷史帶來的深遠影響，并在道義與法理層面給予回應。

可以說，這123票，既是一次投票結果，也是一次集體立場的表達。

其次，是反對陣營。

美國、以色列、阿根廷三國投下反對票。

尤其是美國，其立場非常明確：不承認針對歷史行為的賠償義務。

這一態度，使其在這場投票中處于少數派位置，但也同時展現出一種直接而清晰的政策選擇，不愿承擔甚至漠視歷史罪責。

第三，是最值得關注的群體，棄權陣營。

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52個國家選擇棄權。

這種“集體沉默”，恰恰構成了本次投票最復雜的一層。

因為棄權，并不等于中立。

尤其是英、法、德都曾直接參與跨大西洋奴隸貿易，大規模販賣非洲人，而日本二戰時期在亞洲多國犯下的種族屠殺與反人類暴行，血腥氣味至今未散。

故而，在這樣一項帶有明確歷史罪證的決議面前，棄權本身，就是一種立場，既不愿公開反對歷史認定，也不愿承擔歷史罪責，甚至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是錯的。

一句“最嚴重反人類罪”背后的400年的血淚史

2026年3月25日，當聯合國大會用“最嚴重反人類罪”來定義跨大西洋奴隸貿易時，這并不是一次簡單的措辭升級，而是對一段持續數百年歷史的集中揭示。

這段歷史，起點可以追溯到15世紀，終結于19世紀，跨度長達400年。

期間，歐洲殖民勢力通過系統性的販運網絡，將大量非洲人口強行運往美洲。

整個過程并非零散行為，而是一套高度組織化的跨洲體系。

從非洲內陸的捕獵與綁架，到沿海集結，再到遠洋運輸，最后進入種植園與礦場勞作，每一個環節都圍繞“人被商品化”這一邏輯展開。

期間，數以千萬計的非洲人被卷入其中。

長期航行中，奴隸被鎖鏈束縛、空間極度擁擠、食物與衛生條件極差，疾病與死亡幾乎成為常態。

即便抵達美洲，等待他們的也并非生存，而是高強度勞作與嚴酷控制，生命被壓縮為純粹的生產工具。

更深層的影響，在于社會結構的破壞。

非洲大陸原有的社會體系被撕裂，大量青壯年被掠奪，導致人口結構失衡與發展停滯。

而在美洲，奴隸勞動成為經濟基礎，種族等級制度隨之形成，并在此后數百年持續影響社會結構。

這種影響，并沒有隨著奴隸制的形式終結而消失，而是以不平等與種族歧視的形式延續至今。

正因為如此，這段歷史才被定義為具有“規模性、系統性與持久性”的人類罪行。

而當歷史被如此定性后，問題自然延伸到現實。

此次聯大決議，并沒有停留在對過去的描述，而是明確提出要推動“賠償性正義”，敦促會員國就賠償問題展開對話。

包括正式道歉、歸還被掠奪文物、提供經濟補償，以及作出不再重演類似歷史的承諾。

這一點，使得問題的性質發生根本變化。

因為它不再只是“如何紀念歷史”，而是“如何處理歷史的后果”。

對于非洲國家而言，這不僅關乎經濟利益，更關乎歷史尊嚴與國際地位的修復。

反對與棄權背后

盡管聯合國大會已經將跨大西洋奴隸貿易明確認定為“最嚴重的反人類罪”。

但在2026年3月25日的表決中，美國、以色列和阿根廷仍投下反對票，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則選擇棄權。

其核心理由可以歸納為一句話，“當代國家不應為歷史行為承擔責任”。

這一邏輯看似清晰，但如果從道義與法律兩個層面審視，會發現其并不穩固。

首先，從道義層面看，這一說法存在明顯的選擇性。

跨大西洋奴隸貿易并非普通歷史事件，而是一場持續數百年、規模巨大的制度性壓迫，其影響并未隨著制度終結而消失，而是延續為結構性不平等與發展差距。

換言之，這并不是一個“已經結束、無需再討論”的歷史問題，而是一個仍在產生現實影響的歷史遺留。

更重要的是，國際社會在其他類似問題上的實踐，并不支持這種完全“歷史隔離”的邏輯。

例如，二戰后的賠償安排，以及歐洲國家對納粹罪行的持續紀念與責任承擔。

其次，從法律層面看，這一理由同樣存在爭議。

美國等國家強調，奴隸貿易發生時并未被當時國際法明確禁止，因此不應適用今天的法律標準。

但問題在于，許多被認定為反人類罪的行為，都是在事后通過法律與國際共識加以界定，而非在發生當時就已有明確條款。

況且非洲奴隸制的作惡者本身就是當時國際環境下的規則制定者，怎么可能對那些受害者進行法律保護，完全是悖論。

而受害者也只能在事后、在國際規則完善后，去為自己討回公道，這要求加害者為自己犯下的罪行負責，并不矛盾，也不存在過往不咎。

因此，爭議的焦點并不在于“當時是否合法”，而在于，“歷史不追責”這一說法，完全是美西方、日本等國家逃避罪責的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