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演員卸妝，作家登場，來自蘇菲·瑪索的心靈暗河

1996年“法蘭西玫瑰”蘇菲·瑪索出版了第一本作品，25年后，她重返文壇。其實寫作這項工作她從未停止，她說：“拍攝電影和旅游間隙，我想要讓自己重新集中注意力，重新找回我和紙張之間的親密時光。”

《暗河》便是她重啟的作品，13則短篇小說，7首詩歌，如一條在記憶地層下奔涌的河流。童年時在床下哭泣的小女孩、缺失的父親、心碎的母親；青春期突然長高的雙腿帶來的不安與蛻變；成年后在聚光燈下的身體焦慮與對“被看見”的渴望……

這場寫作，開篇雖聲明“純屬虛構”，本質上是蘇菲·瑪索在聚光燈下完成的一場精妙的“隱身術”，通向真實的自我。

天選之人（選讀）

我母親很漂亮。盡管出身寒微，就像葡萄生長的黏土一樣貧瘠。采桑養蠶繅絲的工作很養人，出了很多天生麗質的美人兒。幾公里長的蠶絲造就了她絲滑的肌膚。或許就是天意吧，一個負責手工業的部長給一個布列塔尼的繡娘跟一個象牙雕刻師牽線搭橋，來雕刻她的面容。至少她是這么認為的。這輩子，除了美麗，她別無長物，那是上天賜予她的禮物，而不僅僅是世俗的基因遺傳。

“有的人天生就好看，有的人……”她不滿地皺了皺鼻子，像一只要跟比自己高大的公兔干仗的母兔一樣直立起來。

“不是只有富人和那些有權有勢的家伙才有美的權利。若說世間自有公道在，那公道就在這里！這不是運氣的問題，這一點要明確。就好像你只要繼續賭就能贏……不，不，不，這的確是關乎公道！”她大聲說道，為了提醒我們，有些人被選中代表地球上的美。她就是那些天選之人中的一個，而且很想讓大家都知道。不過這個頭銜沒有給她帶來任何特權。美貌帶來利益和生意并不受合同的保障，只取決于機遇和美貌所有者的自由意志。

看到生的是個女兒，她父親立馬就一臉嫌棄，而且態度沒再改變過。那天，她出生的第一天，和之后的任何一天，他都沒有抱過她。她從來沒有感受過父親的手撐著她頭的重量，也沒有感受過他荒野的氣息拂過她腫脹的眼睛。

因為她是女孩，僅僅因為她是一個女孩，她代表了一個挫敗的父親所能看到的所有不同之處，這讓他變得暴力，澆滅了他的愛意。

“我父親很帥，他是個非常英俊的男人，但很兇。天知道他有多兇。”她邊說邊用手指指了指那張放大的黑白全家福照片。

我外祖父的照片的確只有一張，我今天才第一次見到。他低著頭坐在最前面，鐵了心不看攝影師。他柔軟的黑發擋住他的臉，在臉頰上留下陰影。他的肩膀像盾牌一樣，手臂僵硬地支在膝蓋上，讓人聯想到公牛干仗的架勢和那股較真的勁兒：時刻準備沖向第一個出現在它面前的人，用牛角去頂他。盡管之后洗出來的照片都證明了我外祖父的存在，但他依然是一個謎一樣的存在。

我看不見他的眼睛，照片沖洗的質量不好。不過，我母親和他長得如此相像還是讓我感到震驚。母親就站在他身后，或許是為了避開他嚴厲的目光和被他用手掐的最佳的位置。她曾經告訴我們，她的手臂上常常布滿淤青。對一個像她這樣年紀住在鄉下的小丫頭來說，把時間花在外面給奶牛擠奶，撿柴火，偶爾和比她年長、比她強壯的哥哥們玩耍，并不是什么壞事。她還小，照片上可能只有八歲，但我一眼就認出了她。褐色頭發，筆挺的鼻子，高高的顴骨。有多少次，這張臉俯身親吻我，查看我的體溫，給我擦臉或跟我描繪未來，我對它已爛熟于心。

盡管照片曝光過度，我還是發現，我外祖父的太陽穴兩邊，同樣是如絲綢般的肌膚，一直延伸到耳朵。同樣的皮膚，跟打了蠟似的，曾那么經常地撫摸我，在她兒時的手臂上青一塊紫一塊。

在全家福上，我的外祖母站著，和她的五個孩子還有丈夫不同，那六人并排坐在一輛手推車上，彼此保持同樣的距離。她直視鏡頭，沒有擺姿勢。從那以后，她那如刻在石頭上的輪廓從未改變，她生來就像石頭，此后也是。她可能正懷著最后一個孩子，照片上還沒有他，但他就在那里，“還是個胚胎”，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個，被指定做我的教父，也是他保留了這張照片。他的哥哥姐姐們沒有留下他們父親的任何記憶，除了提到他時會說“嚴厲，吃苦耐勞，后來當了鐵路工”“成了酒鬼，最后，死于雨天”“他去井里打水時滑倒了”。

我永遠無法知曉更多，也永遠看不到我外祖父的眼睛。是我的小姨，我母親的小妹，繼承了他的眼睛。藍色，介于天藍色和綠松石藍之間。她有和她父親一樣的名字，約瑟夫，只是在前面加了瑪麗。或許是要呵護她，家中的次女。她也是家里唯一一個擁有復合名的人。我母親的名字是西蒙娜，她不喜歡自己的名字。但她很喜歡西蒙娜·西涅萊，甚至容貌都和她有幾分相似。瑪麗-約是家中唯一繼承了父親眼睛的孩子，也獨享每晚睡前的晚安吻。父親的其他特征，都鐫刻在我母親身上。

在鏡中，她看到自己臉上浮現出父親幽靈般的輪廓，在眼窩處畫出兩個窟窿，就像歷經歲月的木紋一樣。晚上睡覺時，她總是小心地閉上眼，留下兩個小小的黑眼眶，為了不影響父親越過她的床頭去親吻妹妹，只吻她一個的偏心。

面對不公，母親會怒氣沖沖，直直地盯著他們的眼睛。我所有的朋友，當他們心情低落時，都在我們家找到了庇護所，母親毫無保留地接納他們。她給他們吃的，順帶還附贈一些處世之道和鼓勵的話。如果她有威望有學識，她肯定能幫上更多忙，她真心希望每個人都有走出困境的機會。

她本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老師，甚至是律師。可惜，永別了，學校夢。最終她成了一個女傭。

當她父母把她送到巴黎一個姑姑家住的時候，她十三歲。她和他一樣兇，她對我說。就像灰姑娘的后媽。而我母親，是一個沒有水晶鞋的灰姑娘。維克多·雨果不寫童話，他知道悲慘世界中首當其沖的就是女人和孩子。

“她不想讓我在冬天穿襪子，逼我在公寓的樓梯口一連等她幾個小時，不愿意把鑰匙交給門房也不愿意給我配一把鑰匙。她把所有當老處女的酸楚都發泄在我身上，要求我工作日每天都要去那些有大房子和很多襯衫要熨的人家里干活，做一個什么活兒都得干的女傭。只有周日下午我有四個小時可以休息。或在樓梯口等她周日散步回來。十四歲，大冬天的，沒有錢，我無處可去。”

對一個女孩來說，這沒什么可震驚的，情況本可能更糟。熨斗取代了所有文憑，拎的垃圾袋比書包還重，這都不是要命的。地理變成了研究家庭垃圾，詞匯簡化到服從命令的唯唯諾諾，這還能忍。但當時態變化只有直陳式現在時，就難免讓人心灰意冷。

她漸漸放棄了所有夢想，把它們拋在一邊，把勞累的生活重負強加給自己，聽任自己在余生扮演一個被寫砸了的女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