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永別，他早已做好了準備

李昌鈺生前照片

當地時間2026年3月27日，美籍華裔刑事鑒識專家李昌鈺博士，在內華達州家中因病去世，終年87歲。

對許多中國人而言，李昌鈺身負的“華人神探”“當代福爾摩斯”稱呼，比刑事鑒識專家更有知名度。

不過，真正了解他的人會熟悉的，是李昌鈺所代表的那種將不可能變為可能的信念。

李昌鈺，一個從戰后動蕩中走出來的移民，口袋里揣著50美元踏上美國的土地，最終站上了那個國家司法體系的最高舞臺，并以他的方式，影響了那個社會對什么是證據、真相和正義的判斷。

李昌鈺工作照

在李昌鈺漫長的職業生涯里，他參與調查的案件超過8000起，足跡遍及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

辛普森案、肯尼迪遇刺案的證據復查、萊溫斯基事件、臺灣“三一九槍擊案”……這些事件在不同時代的新聞里反復出現，而李昌鈺的名字，也隨之一次次進入大眾視野。

1998年，他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出任州級警政廳廳長的華裔人士。

與此同時，他的名字進入中國大陸，塑造了一代人對于“法醫”這個職業的想象。

人生87年，他見證了法醫科學從邊緣走向核心的整個歷程，并且，他是推動這一歷程的重要力量之一。

他的離去，讓很多人再次想起他一直以來強調的理念和原則，“讓證據說話，不預設立場。”也想起他所代表的那個年代，以及那個年代里關于“一個人可以走多遠”這件事的樸素信念。

打破天花板

1938年，李昌鈺出生于江蘇如皋。他的父親李浩民是當地商人，家業從如皋延伸至上海，在那個年代算得上家境殷實。李昌鈺在家中十三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十一，童年在上海度過。

1947年，因為動蕩，父親讓母親王淑貞帶著孩子先去往臺灣。1949年1月27日，父親李浩民登上太平輪，準備赴臺與家人共度春節。但那艘船在海上與建元輪相撞沉沒，李浩民未能幸免于難。

那一年，李昌鈺11歲。

家道就此中落。母親一人扶養13個孩子，起早摸黑，十分不易。她對子女的教導濃縮成十五個字：“待人要好，做事要專心，少說話，多做事。”李昌鈺后來說，母親是他一生勇于奮斗的榜樣。

而父親的死，以一種具體而深遠的方式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18歲那年，李昌鈺考上了海洋大學，但同時發現中央警官學校招生，學費全免且倒貼生活補助，將來工作也有保障。

青年李昌鈺

家道中落的他選擇了后者。李昌鈺從小練武，擅長散打，后來順利考上了中央警官學校，這也成了他此后一切的起點。

1960年，李昌鈺以優異成績畢業于中央警官學校，成為中國臺灣歷史上最年輕的警長。

1963年，李昌鈺在臺灣與馬來西亞華僑宋妙娟結識并相愛。宋父是馬來西亞美里的著名商人，要求他們回馬來西亞結婚，并在那里生活一年。

當時美里還是英屬殖民地，華人很難當上警察。結婚后，李昌鈺便放棄了原來的職業，在當地一家華文報紙任記者。

但在任記者的一年里，他沒有忘記母親的教誨，沒有沉溺于這份舒坦，也沒有丟掉對鑒識科學的興趣。

1964年，他與妻子宋妙娟踏上赴美留學的輪船。據他后來多次回憶，當時口袋里只有50美元。

李昌鈺與妻子宋妙娟

在美國的前10年，李昌鈺的生活并不體面。上世紀60年代末，“越戰”背景下，美國人對亞裔的刻板印象逐漸加深：不是開餐館就是開洗衣店。華人的晉升始終有一塊玻璃天花板擋著。要想在這里立足，光靠努力遠遠不夠。

李昌鈺第一次申請加入美國鑒識科學學會被拒之門外。大家心照不宣地警惕著他有色人種的身份。后來被告知，他在中國臺灣的文憑并不被美國承認，這意味著他需要從大學本科重新讀起。

半工半讀10年間，李昌鈺做過洗碗工、證券行小職員，也在周末教過中國功夫。他用兩年時間讀完四年本科，兩年半讀完碩士，一年讀完博士。

這段經歷，他常對華人移民提起。它不光關涉如何逆襲，而是揭示一個人在完全陌生的環境里，如何從零開始重新建立坐標系的過程。

于李昌鈺而言，他選擇了法醫科學這個不依賴語言權威、只相信物證的領域。血跡、指紋和彈道軌跡等不會說謊。在這里，一個來自江蘇的中國人，和任何其他人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1975年，李昌鈺師從諾獎得主奧瓦喬，獲紐約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畢業后，許多名校邀請李昌鈺從事生物化學研究，但李昌鈺決定去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大學刑事科學任助理教授，投身于即將建立的鑒識科學中心。

李昌鈺畢業照

兩年后，他升任終身正教授及系主任。那一年，他37歲。

1979年，李昌鈺擔任康涅狄格州警察法庭科學實驗室主任兼首席鑒識專家，年薪卻從原來的3.5萬美元降至1.9萬美元。

這時的他，顧及的已不只是生存問題，而是法庭科學的未來。

當時的科學實驗室人員稀缺，匯集了各種老弱病殘。同年，在李昌鈺的帶領下，實驗室還是完成了康涅狄格州歷史上第一件僅憑物證就破獲的案件——凱瑟琳案。

他向世界證明，那塊天花板是可以被打破的。

進入現場

讓李昌鈺的名字真正進入大眾視野的，是1986年發生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樁刑案。

那年11月，泛美航空空乘海倫·克拉夫茨失蹤。她的丈夫理查德是一名飛行員，表面上平靜配合調查。

盡管當時警方高度懷疑該案是謀殺，卻始終找不到尸體。直到有人在附近的河邊發現了一臺碎木機，以及碎木機周圍散落的、極其細碎的有機殘留物。

后來，李昌鈺帶隊進場。當時已是寒冬，他的團隊用篩子和鑷子，從沙土和冰雪中找到了2600根毛發、1顆牙齒、骨骼碎片，以及5滴血跡。

正是憑借著這些物證，盡管沒有完整的尸體，但證據鏈條最終被拼湊出來。兇手理查德因此被定罪，成為康涅狄格州歷史上第一個在沒有找到尸體的情況下被定謀殺罪的人。

這一案件讓李昌鈺聲名大噪。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李昌鈺此后數十年工作方式的核心邏輯：現場是會說話的，只要你有足夠的耐心去傾聽。

“辛普森案”是他參與的另一起知名案件。1995年，前橄欖球明星辛普森被控謀殺前妻與其友人。李昌鈺以辯方專家證人的身份出現在洛杉磯法庭上。

李昌鈺在辛普森案庭審中現場舉證 / 圖源：視覺中國

他對現場血跡和物證的分析，指出了警方取證過程中存在的重大疑點，為辯方提供了關鍵支撐。辛普森最終被裁定無罪，批評聲如潮水般涌向辯方律師團隊，也涌向了李昌鈺。

但他對質疑的回應始終如一：我只負責告訴法庭，證據說了什么和沒有說什么。

類似的大案、要案，他參加過很多起。他曾為美國多任總統擔任顧問，曾受邀重新檢視肯尼迪遇刺案的相關證據，也曾在南斯拉夫種族屠殺案中擔任鑒識顧問。

每一次，他帶去的都是他一貫以來堅持的“讓證據說話，不預設立場”的原則。

1998年，李昌鈺被任命為康涅狄格州警政廳廳長，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出任州級警政廳廳長的華裔人士。

李昌鈺與警署同事合影

對于李昌鈺和他所代表的華人身份而言，這個職位的意義遠超職務本身。

它意味著，一個僅靠50美元起家的中國移民，走到了美國最主流的權力結構里，并且是憑借能力，而非背景。

用證據說話

李昌鈺的這種能力，來源于他對科學的鉆研和堅信。

法醫科學在很長時間里，是一門冷僻的學問。在20世紀中葉的美國司法實踐中，口供和目擊證詞仍然是定罪的主要依據，物證的分析和解讀遠未形成系統。

李昌鈺是改變這一格局的重要推手之一。

在紐黑文大學，他將一個最初只有一套指紋工具的小課堂，建設成為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多學科法醫學系，并于1998年創立“李昌鈺法醫學研究所”。

該研究所后來成為全球法醫研究的重要基地，他的學生也遍布全球各地的警察局、檢察院和司法鑒定機構。

盡管公眾喜歡稱李昌鈺為“神探”，但他一直稱自己是一位科學家，是用科學的方式和工具，讓現場說話。

李昌鈺在工作中

比如他通過血跡噴濺形態，重建和分析現場，進而提供證據。具體是通過對血液在不同力量、不同角度、不同環境下留下形態的分析，推斷案發時的動作序列。

他在接受《環球人物》采訪時還提到，把自己視為一名科學家，就需要保持客觀立場，試驗結果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摻雜人為修改。

“有些證據很明顯，黑的或白的，但大部分是灰的。假如檢驗物證的人受到環境或他人的影響，就會把灰的說成白的或黑的，那就是不公正的。”

他說，再有經驗的警察，也會有主觀性，但物證會比較可靠、客觀，所以一定要讓物證講話。

除了自己運用科學破案和還原真相之外，李昌鈺還把它們變得可以講述、教授，可以在法庭上被普通陪審員理解。

他有一種能力，能把極其專業的分析，用簡潔的、幾乎是講故事的方式呈現出來。

晚年，他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滿世界跑，為的是讓更多的人理解并重視他一直以來堅守、踐行的理念和原則——讓證據說話，不預設立場。

李昌鈺工作畫面

此外，他還寫作。人生87年中，李昌鈺獨著或合著逾40本書，撰寫發表論文400余篇，涵蓋血跡分析、犯罪現場勘查、法庭科學方法論等多個領域。

甚至在生命的最后幾天，他仍在寫一本關于失蹤人口調查的新書，預計將于近期出版。

都是人生的一部分

巨大的聲名之下，晚年的李昌鈺也遭遇過一場嚴峻的法律爭議。

2023年7月21日，美國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判決，李昌鈺應為自己在1985年一起謀殺案中捏造證據負民事責任。

這起案件導致兩名男子被定罪，在監獄里服刑長達30年，直至最終獲釋。

該案的爭議在于李昌鈺在當年提供的重要證據——案發現場一條白毛巾上的血漬，在20多年后重新送檢時被認為是某種無機顏料而非血跡。

對于這一裁定，李昌鈺發表公開聲明予以否認。他表示，血跡在經歷二十余年不當保存后發生分解退化是完全可能的，二十年后的陰性檢測結果并不能證明當年的檢測不存在。

他堅稱自己“沒有動機，也沒有理由捏造證據”，并強調在58年的職業生涯中，這是他第一次面對此類指控。

李昌鈺提供的案件材料

對于當時的集中爆發的質疑，他則對媒體表示，“美國最近排斥華人比較厲害，而在鑒識科學界我的影響力最大，一生中有58年從事這個工作，免不了會被人攻擊。但是反對并不是說做得有問題，假如真的有問題的話，我也不會有今天的成就。”

這件事沒有公論，但不管是榮譽還是爭議，都是李昌鈺人生的一部分。把他還原成一個人，而不是一座雕像，或許才是對他最真實的紀念。

在87年的人生里，他一直在用科學的語言，在不同的司法體系里發聲，在不同的案件里尋找同一件東西——真相。

就算是在生命的最后階段，他仍在寫作、演講，仍然相信還有更多真相等待被揭示。

而這一切的投入和堅持，也在今日眾人對他的紀念中得到了回響。

如紐黑文大學校長詹斯·弗里德里克森（Jens Frederiksen）在悼詞中寫的那樣：“李昌鈺博士是一位卓越非凡的人物，他對本校、對法庭科學與全球執法領域的貢獻卓著、無可替代，他的精神與成就將永遠被銘記、代代傳承。”

關于死亡，他也早已做好了準備。

2014年，李昌鈺在接受《世界日報》專訪時提到，自己的遺囑已經寫好，除了眼睛，所有的器官都將捐出，“假如有天堂地獄，我還是要靠眼睛吃飯”。

作者 |何森 實習生 梁青青

編輯 | 向現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阿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