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詩詞里的道家哲思：幾人真得鹿，終日夢為魚？

元祐元年，公元一零八六年春天的汴京，御街上車馬如織，茶肆酒樓卻多了一群談詩論文的士人。新舊兩黨相持，朝局暗潮洶涌，可有意思的是，在這重重風(fēng)浪之中，兩個人的名字，卻常常一起被人提起——蘇軾、黃庭堅。

有人在酒桌上拍案而起，說蘇子瞻文章冠絕當(dāng)世，又壓低聲調(diào)補上一句：“那黃魯直呢，怕是以后要和蘇公并列吧。”同席一位老秀才擺擺手：“別急著論后世。你且看他最近的雜詩，說人活在天地間，只是借宿一晚的客人，這話，可就有點意思了。”

就這樣，一句“此身天地一蘧廬”，在當(dāng)時文士圈里悄然傳開。而那兩句被后世反復(fù)咀嚼的詩——“畢竟幾人真得鹿，不知終日夢為魚”，其實正是黃庭堅在長年貶謫、沉浮之間，對人生得失的一番冷眼打量，也是他對道家思想別出機杼的消化與轉(zhuǎn)化。

要看懂這兩句詩，繞不過三條線索：他與蘇軾的交往，他個人仕途的起伏，他對老莊、列子的再理解。把這三條線擰在一起，才看得出那句看似平淡的感嘆背后，是怎樣一步步磨出來的心境。

一、亦師亦友：從“烏臺詩案”到“風(fēng)雅同游”

如果只看年號，不少人會誤以為蘇軾與黃庭堅不在一個時代。蘇軾生于一零三七年，黃庭堅生于一零四五年，只差八歲，一個是嘉祐年間名震科場的少年天才，一個是英宗、神宗之際嶄露頭角的后起之秀。年紀(jì)上并無代溝，卻形成了類似師生的關(guān)系。

兩人最初是通過詩文“隔空相識”。黃庭堅早年讀到蘇軾文章，心折不已，多次在詩中提到“東坡”。蘇軾讀了黃庭堅的作品，也頗為驚異，干脆給他下了一個評價：“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意思是，這個人并不刻意趨附誰，卻會讓別人主動靠近，想躲名聲都躲不開。

這種評價，不是隨口一說。當(dāng)時蘇軾已經(jīng)是名滿天下的大家，能得到他這樣一番話，黃庭堅在士林中的地位一下子就凸顯出來。兩人隨后開始頻繁唱和，雖然天各一方，但詩文往返，比不少同僚朝夕見面還要親近。

元豐二年，公元一零七九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風(fēng)波打斷了這種雅致的往來。蘇軾因為“烏臺詩案”下獄，御史臺翻檢他多年來的詩文，把其中涉及朝政諷刺的句子全揪出來，其中就包括他和黃庭堅的唱和之作。

那一年，黃庭堅才三十五歲，官職不高，話語權(quán)有限，卻還是站出來作證。他認(rèn)定蘇軾是忠誠之臣，而不是別有用心的謗君之人。有人勸他收斂一些，他卻堅持說：“蘇子瞻胸中一片忠肝，天下皆可知。”這話未必逐字史載，但這種態(tài)度，在當(dāng)時是冒著風(fēng)險的。

結(jié)果也不意外，黃庭堅因此被連累，被處以罰金。與蘇軾入獄、貶謫相比，這種處罰當(dāng)然算不上沉重，不過，對于一個正在仕途起步、名聲漸盛的文士來說，這卻是第一次真正嘗到“言為禍?zhǔn)肌钡淖涛丁?/p>

對蘇軾來說，烏臺詩案之后，他的名望反而穩(wěn)穩(wěn)站上了宋代文壇的最前列。對黃庭堅而言，這一劫，更像是一個轉(zhuǎn)折點：對仕途的期待，被現(xiàn)實重重敲打了一下，他眼中的“得與失”“名與利”，開始有些松動。

八年后，元祐元年，公元一零八六年，新黨失勢，舊黨再起，政治氣氛有所寬松。蘇軾被召還京師，黃庭堅也調(diào)入京城。兩位在信札詩文中往來多年的“網(wǎng)友”，終于線下見面。

那幾年，他們在京城里同朝為官，間或同游。公余之暇，或在僧寺中看畫品茶，或在友人宅邸對坐談詩。兩人唱和之作，短短幾年竟累積到上百篇。黃庭堅原本偏于刻露、峭拔的文風(fēng)，在與蘇軾的往來中，漸漸多了幾分溫潤和開闊。

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蘇軾經(jīng)歷過牢獄、貶謫之后，對人生看得更淡卻也更開，常以游戲筆墨寫大風(fēng)大浪；黃庭堅那時雖受牽連，卻還未真正被貶出中樞，他的“超脫”更多停留在觀念上，還缺了幾場硬仗的磨礪。

這種差別，在之后十年的風(fēng)云變幻中，被時間一點點放大。

二、“鐵龍爪案”之后：人事如夢，詩中有“鹿”

政局一變，再親近的詩友也幫不上什么忙。紹圣二年，公元一零九五年，新黨重新掌權(quán)，清算元祐舊臣成為必然趨勢。黃庭堅這時卷入的，不是詩案，而是史案。

他參與修撰《神宗實錄》，在其中寫下“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八個字。乍看之下，只是對一項水利工程不痛不癢的批評。所謂“鐵龍爪”，是太監(jiān)李公義設(shè)計的一種治河工具，意在疏浚河道，結(jié)果費錢勞力，卻收效甚微。

以技術(shù)角度來說，這樣的評價并不過分。然而，在章敦、蔡卞等人眼里，這八個字就成了文章。他們抓住“龍爪”二字做文章，指摘黃庭堅有詆毀先帝之嫌，甚至扯到“龍者，天子也”，硬要把一件水利失敗，說成是對神宗的不敬。

面對這種指控，黃庭堅并未低頭認(rèn)錯，而是據(jù)理力爭。他辯解說，當(dāng)年在北都任職，親眼見到“鐵龍爪”工程的情況，確實近乎兒戲。言下之意，是對事實負(fù)責(zé)，而不是對某個權(quán)力集團負(fù)責(zé)。

這種較勁，在那樣的氣氛之下，自然沒有好果子吃。很快，“鐵龍爪案”定性下來，黃庭堅被貶為涪州別駕，安置黔州。有人覺得這地方還算不錯，又繼續(xù)上攻，想把他趕得更遠，最后他長期輾轉(zhuǎn)巴蜀偏僻之地。

這一貶，已經(jīng)不是罰點錢、受點口頭斥責(zé)那么簡單，而是實實在在的逆境。交通艱難，環(huán)境清苦，仕途可以說幾乎看不到起色。在這樣的境況之中，他才真正體會到蘇軾當(dāng)年在黃州、惠州、儋州時的那種孤寒和寬解交織的心緒。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黃庭堅的詩風(fēng)發(fā)生明顯變化。《雜詩七首》便是這一階段的代表作品之一。其中其一最負(fù)盛名：

“此身天地一蘧廬，世事消磨綠鬢疏。

畢竟幾人真得鹿，不知終日夢為魚。”

很多人只記得后兩句，卻容易忽略前兩句的鋪墊。四句詩扣在一起，才完整顯出他晚年的思維軌跡。

“蘧廬”不是日常用語，出自《莊子》中的說法：“仁義，先王之蘧廬，止可以一宿。”蘧廬，是驛站里臨時歇腳的小屋，意思就是：仁義也好，禮法也罷，不過是暫棲之所，不適合久居。黃庭堅借用這個詞，把“此身”比作寄居在天地間的一座小屋，人生只是暫住，不是久安之宅。

“綠鬢”與“朱顏”常常相對而用，并非真的頭發(fā)青綠，而是以色彩明暗寫年華變化。朱是明，是盛年；綠是暗，是衰老。世事一磨，鬢發(fā)就稀了。短短十二個字，把天地、人身、歲月、仕途連在一起，整個人生的無常，都壓在一個“消磨”上。

這時，再讀后兩句“畢竟幾人真得鹿，不知終日夢為魚”，味道就完全不同了。表面上似乎在講兩則故事，實際是在問一個直刺人心的問題：那些汲汲于名利的人，到底是誰真的抓住了，誰只是在做一場長長的夢？

“真得鹿”的典故出自《列子·周穆王》中的“蕉鹿夢”。鄭國一個砍柴人，偶然打死一只鹿，擔(dān)心丟失，便用芭蕉葉掩埋，打算回家叫妻子一同來搬。路上怕自己忘了地方，一路嘀咕，被路人聽到。路人據(jù)此找到鹿，將之偷走。

路人把過程告訴妻子，妻子卻說他在做夢；砍柴人回去后告訴妻子，妻子也說他做夢。夜里砍柴人夢見路人偷鹿，第二天兩人因鹿?fàn)巿?zhí)，還鬧到官府去。真與夢、得與失，反復(fù)交錯，到最后連他們自己都弄不清哪一段是夢，哪一段是現(xiàn)實。

“鹿”在后世象征權(quán)位、財富、聲名。“逐鹿中原”“指鹿為馬”的說法，都帶有這種意味。黃庭堅說“畢竟幾人真得鹿”，不是質(zhì)疑世上有沒有“鹿”，而是質(zhì)疑，那些看似得勢的人，究竟有多少是真的穩(wěn)固？多少不過是一時僥幸、一場幻覺？

三、“夢為魚”的背后：老莊之“無為”與宋人的轉(zhuǎn)化

說完“鹿”，就要看“魚”。“夢為魚”的典故出自《莊子·大宗師》。莊子借孔子之口對弟子說：有時候夢見自己是鳥，飛騰于天；有時候夢見自己是魚，沉游于淵。鳥也好，魚也罷，都只是夢境中的形象，并不是真正的“我”。

這一段話，連在莊周最著名的“莊周夢蝶”一起看，就更好理解。一個人夢里變作蝴蝶，翩然而飛，自在無比。醒來后，又懷疑剛剛的蝴蝶是不是自己。那個“真我”，到底在哪里？這一問，把“我”的界限、“現(xiàn)實”的可靠性都晃動了一下。

黃庭堅寫“夢為魚”，沒有把這段哲理展開，只是點到為止，恰恰顯示出一種老練。他知道讀書人沒幾個沒讀過《莊子》，用一個典故，就把讀者心里那一串聯(lián)想喚出來：夢境中的自由、現(xiàn)實中的束縛、身份與自我的錯位。

把“畢竟幾人真得鹿，不知終日夢為魚”合起來看，就會發(fā)現(xiàn)，這兩句詩其實說了兩層意思。

一層，是對世間名利的懷疑。許多人以為自己抓住了“鹿”，其實只是某個偶然機會栽到手里，背后不是能力、不是德行，而是時勢、運氣，甚至是別人的失手。得易失易，說不定哪天醒來，赫然發(fā)現(xiàn)一切皆空。

另一層，是對自我認(rèn)知的質(zhì)疑。太多人在某個角色里待久了，就以為那個角色就是全部自己。在朝為官，便把“朝官”當(dāng)作自我全部；身居高位，就以為自己真有“高高在上”的分量。久而久之，連自己的夢都變成魚，日日沉溺其中，分不清自己究竟是誰。

這種看法，說是道家，其實已經(jīng)不只是簡單的“清靜無為”。老子講“無為而治”，重在不以有意的強制干預(yù)破壞自然之“道”；莊子則更多從個體生命的角度出發(fā)，強調(diào)“齊物”“逍遙”。到了魏晉時期，向秀、郭象等人又對《莊子》加以注解，引出“任自然”“順其分”的思想。

黃庭堅所受的道家影響，很明顯帶著宋人的特色。他不可能像戰(zhàn)國人那樣，徹底抽身出政治生活，也沒有魏晉名士那種“放達到不顧禮法”的空間。他身在仕途，又屢遭貶謫，道家的“避害全生”在他身上，便變成了一種清醒的自保。

他在文中有過這樣一段話，大意是說：高下互相成就，水往低處流，勢不可逆；大小群聚，也是“不得已”的局面。真正無情，卻是“群知之府”。能承接百川，居于眾人師表之位的人，其實只要任憑時世之知，順應(yīng)必然之事，把一切交給天下即可。

這段觀點跟向秀、郭象注《莊子》的思路頗為接近：不去強行逆勢，而是在既定的“分”之中做到最好，然后把結(jié)果交給整體的“道”。既不自大到覺得自己可以掌控一切，也不自輕到認(rèn)為只能聽任擺布。

從這個角度重新理解“夢為魚”，就能看出其中的微妙之處。終日夢見自己是魚，沉潛于深淵，好像很自在，實際上是被“夢中的身份”困住了。黃庭堅在這句詩里，暗含一個提醒：別被自己扮演的角色蒙住眼。魚終究不是你，鹿也不完全是你得失的全部。

回到他的人生，可以看到一種漸漸清晰的軌跡。

早年，他追隨蘇軾，崇敬有加，目光多在詩文成就與政治理想上。烏臺詩案之后，才略略嗅到一點“名利如風(fēng)”的味道。元祐年在京，與蘇軾相處數(shù)年，對人生起伏有了更多間接感受。一直到紹圣年間的貶謫，他才親自被丟到風(fēng)浪里，真正嘗到世態(tài)炎涼。

當(dāng)身體被迫遠離中樞，心卻反而有機會退后一步，看那一切榮辱升沉，就像看一場戲。這樣的距離感，最終凝成了那兩句詩：畢竟幾人真得鹿，不知終日夢為魚。

從表面看，這句話帶著一絲冷意，甚至有點譏諷。但在當(dāng)時的黃庭堅心中，怕不止是調(diào)侃別人，也是在警醒自己——不必再為那頭“鹿”耗盡心力，不必再把夢中的“魚”當(dāng)成自己的本來面目。

人的一生，或多或少都在追那頭鹿。有人承認(rèn)，有人裝作不在乎。欲望本身，并不需要被否定，問題在于，是否能看清自己的追逐有沒有底線，能否在得失之間保留一點自知。黃庭堅晚年的這首小詩，沒有宏大議論，卻用幾個簡短的典故，把這種難得的清醒點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