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草地分兵，有4位中央紅軍將領選錯路，他們后來的結局如何？

1935年夏天，川西高原的夜晚格外冷。營地里，一堆篝火正在熄滅，有戰士小聲問身邊的老排長：“咱們到底往哪邊走？”老排長沉默了幾秒，只回了一句：“聽上面的。”看似平常的一句回答，背后卻是中央紅軍高層一場極為尖銳的博弈。

就在這一年的6月到9月，紅軍在四川懋功、阿壩、卓木碉一帶的抉擇，后來被概括為“草地分兵”。這不是普通的部隊機動，而是路線之爭、權力之爭在極端環境下的一次集中爆發。分兵之后，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走上了兩條不同的道路，也讓幾位原本出自中央紅軍序列的將領，在關鍵時刻站到了不同的陣營。

有意思的是，其中四位將領——羅炳輝、何長工、李卓然、邵式平，在卓木碉會議前后，客觀上成了張國燾的“幫腔者”。多年以后，人們再回頭看他們的經歷，會發現一個頗為微妙的事實：當年在草地上“選錯路”的人，并沒有因此被一筆抹殺，反而多數又回到了革命隊伍的中心崗位，繼續扛起重擔。

要弄清這一段恩怨，繞不開三條線索：懋功會師后的力量對比，張國燾與中央的路線沖突，以及這四位將領各自的身世和后半生走向。

一、懋功會師后的暗流：實力對比與權力心結

1935年6月，中央紅軍穿越夾金山之后，在四川懋功同紅四方面軍會師。表面上看，這是一次振奮人心的大團聚：紅一方面軍經歷湘江、通道轉兵、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好不容易甩開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兵力卻已銳減到一萬多人；紅四方面軍雖然損失也不小，但在川陜根據地的基礎還在，加上中途轉移出來的部隊，總兵力明顯占優。

數字擺在那里，氣勢自然就不一樣。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握有幾萬人的主力和比較完備的干部隊伍，再加上他在鄂豫皖時期形成的那種“節節勝利”的自信，到了懋功，很容易擺出一種“實力派”的姿態。而中央紅軍這邊，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雖然在軍事指揮和政治上取得了主動權，但部隊已經十分疲憊，生存環境也格外惡劣。

從干部結構上看也是如此。紅一方面軍更強調政治路線、群眾基礎，強調在運動中不斷修正路線；紅四方面軍那邊，則多少帶著一種“打出來的根據地，就該自己說了算”的氣質。兩種風格在戰場上可以互補，在權力格局問題上就很容易起摩擦。

懋功會師之后，中央對下一步行動的判斷比較清晰：必須北上，去陜北，去找一塊立得住腳、能與全國形勢結合的戰略基地。毛澤東在這點上態度非常堅決。陜北有基礎，有群眾，有與全國抗日形勢結合的空間，而繼續在川康邊界徘徊，很可能被分割圍殲。

而張國燾的看法則完全不同。他手里兵多，覺得有資本“開山立府”。他一心想在川康一帶另立根據地，甚至往南走，打通與川、康、滇的聯系，建立一個新的中心。說到底，他并不甘心完全臣服于中央，尤其不愿接受毛澤東在政治上的權威。這種心理，決定了他后面一連串動作的基調。

懋功會師之后的幾次會議上，圍繞到底是“北上”還是“南下”反復爭論。表面上仍舊講團結、講大局，實際分歧越來越明朗：中央主張北上，張國燾堅持南下，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正因為有這一重背景，后來在阿壩、卓木碉的分兵，才會演變成一場牽涉面極廣的路線對立。

二、從阿壩到卓木碉：草地分兵與“自立中央”

1935年8月，紅軍向北推進到了阿壩一帶。按中央原定計劃，應該盡快翻越草地，直指陜甘方向。然而，在這個節點上，張國燾抓住部隊編制和行軍路線這兩個關鍵環節，開始做文章。

當時紅軍被劃分為左右兩路。大致說來，右路軍在中央紅軍路線影響下，傾向堅決北上；左路軍則由張國燾握著更多的指揮權。人們常說“草地分兵”，說的就是這個局面。

右路軍這邊，徐向前、陳昌浩等人執行中央路線的態度比較明確。徐向前本來就是紅四方面軍出身，但在懋功之后與中央溝通較多，對北上戰略的全局意義看得比較清楚。右路軍行動速度快，戰斗作風硬，在包座等戰斗中連續得手。不少指戰員都明顯感覺到：“往北打，雖然苦，但路子是明的。”

左路軍那邊情況就復雜得多。張國燾一面在口頭上表示“服從中央”，一面又通過各種方式，遲滯左路軍北上的實際行動。有時候是以“部隊疲勞，需要整頓”為由滯留原地，有時候又把重點放在向南、向西的偵察和準備上。拖著拖著，左右兩路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客觀上就形成了分裂趨勢。

到了阿壩會議，矛盾徹底暴露出來。會上，張國燾提出成立以自己為核心的“中央”，甚至打出“另立中央”的說法。他借口“原中央在長征途中的損失太大，已經不適宜單獨領導全軍”，話里話外，都在削弱延續自瑞金時期中央的合法性。

阿壩會議之后，部隊繼續向卓木碉一帶移動。卓木碉是個小地方，卻成了長征過程中的一個政治風暴中心。正是在這里，張國燾把“自立中央”的想法進一步制度化，強迫各級干部表態站隊。

卓木碉會議上，會議氣氛極其緊張。張國燾宣讀“中央決議”，內容中把自己和身邊的少數人抬到極高位置，又將北上路線說成是“冒險主義”。在這種情形下，一些原本出自中央紅軍系統的干部，被推到了表態的前臺。

何長工、羅炳輝、李卓然、邵式平，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站到了為張國燾“說話”的那一邊。有的是真心認同，有的是一時判斷失誤，還有的是在巨大壓力下被動順水推舟。但客觀結果，是他們的名字被記在了“支持張國燾”的一列。

當時有干部私下議論：“這幾位，資歷都不淺，怎么也跟著湊熱鬧？”話雖帶著情緒，卻反映出當時不少人的困惑。也就是在這個關口，這四位將領未來幾十年的人生軌跡，被悄悄拐了一個彎。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張國燾在左路軍中把權力抓得極緊，但遠沒有達到“一言九鼎”的程度。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人始終在各種場合堅持黨的統一路線，只不過處境很艱難，只能用盡量緩和的方式與其反復斗爭。正是這種不放棄的堅持，為后來的調整留下了空間。

三、四位“站錯隊”的將領：人生轉折與最后歸宿

在卓木碉會議上替張國燾發言的四位將領，出身經歷各不相同，后來的人生道路也并不一樣。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都沒有被一腳踢出歷史舞臺，而是在不同階段完成了自我修正。

（一）羅炳輝：滇軍名將，紅軍硬骨頭，戰死前仍在前線操勞

羅炳輝1902年出生于云南彝良，早期是滇軍軍官。滇軍內部派系復雜，他卻因作風耿直、辦事干練，被不少上級看重。1920年代末，他接觸到革命思想，后來帶部隊起義，參加紅軍。在紅軍隊伍里，他很快以善打硬仗、敢打硬仗而出名。

長征時，羅炳輝在紅九軍團里擔任重要指揮職務，打仗時往往親自到前線勘察地形，布置火力。老戰士對他的評價相當統一：講義氣，不怕死，對下級嚴中有寬。這樣的人，在張國燾那里其實也頗受器重。

卓木碉會議時，羅炳輝的表態，被視為對張國燾“自立中央”的一種支持。有歷史資料記載，他發言時言辭頗為激烈，批評了北上路線。站在當時的情境里，他的擔心也有背景：部隊連續折騰，他覺得在川康一帶穩住局面，也許更安全。

問題在于，戰略判斷不能只從眼前的地形和補給看，還要看到全國政治格局和敵我對比。羅炳輝這一點上，確實判斷偏了。

不過，他并沒有在這條錯誤路線上越走越遠。隨著形勢發展，特別是在實踐中看到北上部隊逐漸與陜北根據地取得呼應，他對當時的選擇慢慢有了反思。后來他回到延安時，對自己的立場表達過檢討，態度比較真誠。

抗日戰爭爆發后，羅炳輝出任新四軍副軍長，先后在蘇北、淮南等地指揮作戰。他對敵后根據地的經營下了很大功夫，既抓軍事打擊，又重視群眾工作，打下了一系列令人印象很深的戰役。那幾年，他身體已經大不如前，但仍然堅持帶病工作，常常連續幾天不休息。

1946年，羅炳輝在山東臨沂因長期勞累引發疾病，經搶救無效去世，終年44歲。對于他的一生，毛澤東給予高度評價，稱其為“有功的戰將”。從結局看，當年在卓木碉的站錯隊，并沒有抹殺他多年來在戰場上的巨大貢獻。

（二）何長工：資歷極深的老紅軍，把“自我檢討”寫進后半生

何長工1900年出生于湖南，早年參加學生運動，1925年加入黨，之后參加秋收起義、上井岡山，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元老人物之一。很多早期紅軍的制度建設、后勤組織，都有他的身影。他不算那種沖鋒陷陣型的猛將，卻在組織管理和政治工作方面穩扎穩打。

這種資歷，使他在隊伍中威望不低。長征途中，何長工在紅軍政治工作系統中擔任重要職務。到了懋功之后，他對兩方面軍的合編、干部安置等問題也多有參與。

卓木碉會議時，何長工被推上前來，替張國燾說了不少“好話”。一則是出于對紅四方面軍戰斗力和基礎的某種信任，二則確實存在對北上前景的猶豫。必須承認，當時不少干部都缺乏全國視野，對陜北的情況也了解有限，對于“遠走陜北”的決策，內心有顧慮并不奇怪。

問題在于，站到張國燾那一邊，意味著客觀上配合了分裂中央的行動。何長工后來在回憶中，對這一點反復檢討。他的原話大意是：對大局認識不夠，輕信了片面之詞，在關鍵時刻沒有站穩黨性立場。

隨著張國燾路線的失敗，左路軍內部也經歷了多次整頓和批評。何長工沒有被打死打垮，而是在批評中逐漸回到組織信任的范圍之內。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年代，他主要從事后方建設、學校教育和政治工作，在東北等地長期主持軍事政治教育機構，培養了大批干部。

新中國成立后，他在軍隊院校和地方機關都擔任過重要職務。可以看出，組織對他的總體評價仍是肯定的，把他看作是有錯誤、但能認錯、有貢獻的老同志。晚年他撰寫回憶錄時，多次提到草地分兵問題，對個人短視并沒有回避，這種態度，本身就是一種修正。

（三）李卓然：從主席身邊到西路軍，再到宣傳戰線的關鍵人物

李卓然1908年生于湖南長沙，早年在革命機關工作，曾在毛澤東身邊從事秘書和辦事工作。對毛澤東的思路和工作方式，他算是比較熟悉的一批人之一。也正因為如此，他在很多歷史記載中常常以“熟悉中央情況的中層干部”形象出現。

長征途中，李卓然跟隨中央紅軍西征，參與大量文件起草、聯絡和宣傳工作。到了懋功之后，他雖出自中央紅軍系統，但長期與各方面軍干部打交道，有時候也會成為不同意見之間的“緩沖者”。

卓木碉會議上，他的發言內容相對復雜。一方面，他沒有像部分人那樣對中央路線進行極端化指責，另一方面，在具體表態階段，又顯得有些“騎墻”，總體傾向仍偏向張國燾。這種模糊姿態，很容易被當作對分裂路線的默認。

需要注意的是，后來在西路軍組建和西征過程中，李卓然隨部隊西進，經歷了那一場極其慘烈的失敗。西路軍自1936年初西渡黃河后，陷入青海、新疆交界一帶的重重包圍，傷亡極大，許多干部戰士戰斗到彈盡糧絕，甚至以身殉國。李卓然能從西路軍中突圍，實屬不易。

回到延安后，他并未被簡單地歸入“張國燾分子”一類，而是參與到中央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中。建國后，他先后在中央宣傳部門任職，后來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等重要職務，在宣傳戰線發揮了持續影響。1989年，他在北京去世。

從整體經歷看，李卓然是一個典型的“有過波折，但長期為黨工作”的干部。卓木碉階段的站隊，是他的一個陰影，卻沒有成為壓倒性的標簽。組織看人，還是看貫穿一生的主線，而不是抓著某一次失誤搞“終身否定”。

（四）邵式平：紅十軍創始人，后來扎根江西地方政務

邵式平1906年生于江西貴溪，是早期贛東北根據地的重要創建者之一，也是紅十軍的主要領導人。熟悉中央蘇區歷史的人，對他不會陌生。他兼具軍政才能，既能帶兵打仗，也善于做地方群眾工作。

中央蘇區時期，邵式平就與毛澤東、朱德等人有長期共事關系。長征途中，他率部轉戰西南，在極端困難條件下保持了部隊的基本穩定。到了懋功以后，他的部隊與四方面軍有了較多接觸。某種程度上，他在兩種力量之間，扮演了一個既要顧感情又要顧原則的角色。

卓木碉會議中，他的表態也被劃入“傾向張國燾”一邊。這一方面有對紅四方面軍戰斗力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與他當時掌握的信息范圍有關。畢竟很多前線指揮員了解的是局部戰場情況，難以完全把握全國政治格局，難免受一時氛圍影響。

與上述幾人類似，邵式平在后來的漫長歲月里，并未被簡單打倒。新中國成立后，他被任命為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在江西長期主持地方工作，處理土地改革、經濟恢復、基層建設等繁重任務。1965年他在南昌去世，享年59歲。

在江西老區，不少干部群眾對他的評價很實在：辦事果斷，不擺架子，對老區群眾感情深。草地分兵的往事雖被歷史記下，卻并沒有主導他在群眾中的形象。

四、路線之爭之外：張國燾的野心、中央的應對和最后的統一

草地分兵這件事，如果只看幾位將領的個人命運，視野還是窄了。它真正牽動的是中央統一領導能不能守住，是整個紅軍能不能從失敗邊緣拉回來的根本問題。

張國燾的問題，不只是“路線錯了”這么簡單。他在鄂豫皖斗爭時期屢有勝仗，建立了相當規模的根據地，自然覺得自己的軍事才能和領導能力不在中央任何人之下。懋功會師后，他手里握有最大一塊兵力，又在地盤上占優勢，自然有一種“憑啥我聽你”的心理。

從阿壩到卓木碉，再到后來南下、北上兩路軍的進一步分離，張國燾一步步把這種心理變成了政治動作。他成立“第二中央”，下達與中央相對立的命令，甚至在文件中公開否定北上路線。敵情越緊張，他越想通過“另立中央”來穩住自己的權威，結果卻是把整個隊伍弄得更加被動。

中央這邊的應對并不簡單。有的讀者可能會問：既然他那么鬧，為何不當機立斷把他拿下？問題在于，現實條件不允許那么干脆。張國燾牢牢握著大量部隊和干部，如果簡單用強硬手段，極可能激起更大的分裂，甚至導致武裝對立，那后果不堪設想。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采取的是一種更耐心、更迂回的斗爭方式。一方面，在路線和原則問題上毫不讓步，堅持北上，堅持陜北這一大方向；另一方面，在組織上盡量穩住大多數學員和干部，把主要矛頭集中在張國燾個人及少數核心追隨者身上。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只處理極少數，團結絕大多數”。

阿壩、卓木碉之后的幾個月里，右路軍在北線上逐漸站穩腳跟，與陜北方面取得聯系，形勢一點點好轉。左路軍那邊，在不斷受敵軍威脅和內部討論中，越來越多干部對張國燾失去信任。特別是當大家發現，所謂“南下穩住局面”的設想根本行不通，反倒越陷越深時，真正關心大局的人不會再跟著硬撞南墻。

1936年秋，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在會寧、將臺堡一帶會師。會寧會師之所以被視為“決定性轉折之一”，就在于它不僅是軍事上的大團結，更是政治上的重新統一。張國燾的“另立中央”路線事實上宣告失敗，他本人也不得不接受中央的調整，逐漸被從核心層面移出。

此后，紅軍主力統一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走向全國抗日戰場。曾經在草地上選錯路的不少干部，陸續被放到合適崗位上繼續使用。有錯誤的要檢討，該承擔責任的要承擔，但只要愿意回到正確路線，大門并沒有被關死。

從這個角度看，草地分兵不僅是一場危機，也是一面鏡子。它照出了極端困難條件下，個人野心對集體事業的破壞力，也照出了統一領導、寬嚴相濟的組織策略在撥亂反正中的作用。四位將領的后續命運，恰好提供了幾個很典型的樣本：人在大勢中難免失腳，但只要不徹底滑向對抗一邊，仍有回頭的機會。

長征這條路上，山高水長，雪山、草地、激流、絕境一個接一個。越是往后看，就越能理解當年那些選擇的艱難。站在地圖前指指點點很輕松，真要在彈雨和饑餓中決定“往北還是往南”，很多人心里未必像紙面上那么篤定。

草地分兵后的三十多年里，這四位當年在草地上“站錯隊”的將領，各自走完了人生的后半程。有人倒在戰場，留下的是部隊和陣地；有人在教育戰線、宣傳戰線默默耕耘，留下的是一批又一批接班人；有人在地方政務崗位埋頭干活，留下的是老區百姓口口相傳的評價。

具體的功過是非，自有史家去細細評說。單就這一段來說，已經足夠說明一點：革命隊伍里，從來不靠一次正確或一次錯誤來決定一個人的一生，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在長期斗爭中的總體選擇和實際貢獻。草地上的那幾場會議，只是他們漫長一生中的一個節點，卻因為關涉全局，才被歷史記得格外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