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一位110歲抗戰老兵生前愛吃肉，企業家每月資助他2000元買肉

1949年秋天，上海的雨下得密密的。一個從廣東口音還沒改掉的中年男人，站在吳淞口附近的岸邊，默默望著江水發呆。同行的年輕人小聲問了一句：“黃叔，這里就是當年你打鬼子的地方？”那人只是點了點頭：“嗯，這里，很多兄弟就埋在這江里。”說完，拎起手里的祭品，緩緩灑向江面。

多年以后，這個在江邊站了許久的中年人，成了廣東河源一帶遠近聞名的“肉食老壽星”——黃勝庸。人們提到他時，往往先想到他那一口離不了的肉，卻很少知道，他和淞滬會戰、和東江縱隊之間，有著怎樣糾纏一生的聯系。

有意思的是，黃勝庸后半輩子的兩個標簽，看起來有些矛盾：一個是110歲的高壽老人，一個是無肉不歡、還抽煙的“問題老人”。醫生搖頭，鄉親好奇，子孫無奈。但要把這兩個標簽串起來，只能從他年輕時的饑餓和槍林彈雨說起。

一、一輩子離不開肉的老人

到了二十一世紀，廣東河源市和平縣陽明鎮豐道村，村里人提起黃家那位老爺子，大多會加一句：“那可是真正的老兵。”不過在更早的很多年里，大家談論他，往往是這么一句：“黃伯又在吃肉咯，一頓沒肉就不吃飯。”

黃勝庸1905年2月8日出生在豐道村，典型的客家農家子弟。家境談不上富裕，但也不至于吃不飽。真正讓他對“吃飽”產生近乎執念的，不是少年時代的清苦，而是戰場上的那段日子。

1992年，他的老伴離世時，他已經87歲。夫妻一共養育了4子3女，等到2015年前后，他的年紀已經到了110歲，子孫后代加起來過百人，妥妥的六世同堂。按道理說，這樣的老人，哪怕身體再好，飲食也該清淡一點，少油少肉，醫生也都是這么叮囑的。

可黃勝庸偏就不。年輕一點的時候，他一天能吃上一斤肉，純肉，不是帶湯的那種“打個牙祭”。到了九十多歲以后，牙齒掉得差不多了，家人就用高壓鍋把肉蒸得爛爛的，再剁碎給他吃。分量是減下來了，一天半斤左右還是少不了。

子女們剛開始也勸，“阿爸，你這年紀了，多吃點青菜清清腸胃啦。”他擺擺手：“菜吃不飽，沒力氣。”語氣不重，卻很堅定。

村里有人笑，說老爺子這是貪嘴。但兒子黃義桐心里明白，這不是簡單的“愛吃肉”，而是從戰場上帶回來的后遺癥。黃義桐對人說得很直白：“我爸在淞滬會戰那陣子，差點餓死，凍也凍得厲害，從那以后，他就認定一件事——只要有肉吃，就不會挨那樣的苦。”

等到老人的抗戰經歷逐漸為外界所知，人們才慢慢理解，這種看似“不健康”的習慣，其實背后是幾次在生死線上來回走動留下的心理陰影。

有一點不得不說，黃勝庸的精氣神，確實不像一般百歲老人。即便后來腿摔斷了，上不了地，只能坐輪椅，但他頭腦清楚，話也多，遇到有心來聽他講往事的年輕人，還會認真地一段段說下去，把自己當年當兵、打仗、送情報的經歷，一一捋給他們聽。

二、從小商人夢到“鐵軍”戰士

一、從軍兩次的人生拐彎

在很多同齡人眼里，黃勝庸年輕時的路，本來并不復雜：靠著一點膽識和勤快，回鄉娶妻生子，再做點小生意，能吃飽穿暖就行。1927年之前，他也確實是這么打算的。

轉折出現在1927年。這一年，他22歲，在村里種田打零工。服役于十九路軍、任營長的堂叔黃漢廷回鄉招兵。鄉下青年對軍旅生活本就好奇，再加上看在親戚面子上，黃勝庸干脆一咬牙，跟著堂叔進了部隊。

當時的十九路軍前身是粵軍第一師第四團，1926年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在北伐中打得很硬氣，被視為蔣介石麾下的勁旅。黃勝庸入伍后，很快就做到少尉軍官，分管采購軍需物資，時不時要在廣東、香港之間來回跑，接觸的東西比普通士兵多，見識也比在村里時寬。

他倒并不迷戀軍人的身份。那幾年，他心里盤算得很清楚：等服役期一滿，就退伍回家，攢點本錢，做點生意，比拿命去賭來得實在。他履行了自己的打算，服役期結束后，很利落地脫下軍裝，準備回鄉過安穩日子。

如果歷史就這樣發展下去，后面那位“愛吃肉的老壽星”，八成就是個普通鄉商而已。改變這一切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

東北淪陷的消息傳到南方，報紙上滿是“日軍進城”、“東北局勢緊張”的字眼。對于很多南方農民來說，那是遙遠的事，但對于當過兵的人，這些字背后意味著什么，不難想象。黃勝庸后來跟人說，當時他是看著看著報紙，心里突然就不安穩了，“日本人打到東北，遲早會往南來。”

也正是這股憋悶勁，讓他做了第二個重要選擇：重新穿上軍裝，回到十九路軍。

這一回，他不再是抱著“當幾年就走”的心態，而是很清楚，這次上陣，面對的是裝備精良的日軍，可能回不來。但他還是回去了。不得不說，在那個年代，一個南方農家子弟，能主動選擇二次從軍，心里的那點骨頭，還是有的。

二、“一·二八”前后的上海風云

十九路軍在中原大戰中立下戰功，被蔣介石視為倚重的主力之一。在九一八之后，蔣介石調十九路軍自南方向北移動，駐扎在上海地區，用作對日的主要力量。

1932年1月前后，上海局勢越來越緊。日本已經在東北扶持偽“滿洲國”，國際上罵聲一片。為了轉移視線，日本高層謀劃在上海制造沖突，“打一場假戰爭”，既能施壓中國，又能把外界注意力從東北拉開。

這一套布局，后來被稱為“一·二八事變”的前奏。1月18日，川島芳子拿著日方撥給的經費，在上海策動沖突，讓幾個日本僧人和信徒到三友實業社找茬，激怒工人。緊接著，日僑青年縱火、殺害華人巡捕，煽動僑民游行，襲擊華人商鋪，用意再明顯不過。

日本方面不斷把矛頭指向中國地方當局，提出一系列苛刻要求，包括要上海方面道歉、賠償，還妄想強行解散民間抗日團體。國民政府這一次沒再像九一八那樣一味退讓，拒絕了日方的要求。形勢到了這一步，開火幾乎成了遲早的事。

那時的黃勝庸，已經隨十九路軍60師357團駐守在上海西面河段一帶，負責沿岸防御。站在堤岸，他能清楚看見黃浦江上的日軍軍艦一艘艘開進來，江面被鐵皮艦體堵得嚴嚴實實，那種壓迫感，用他自己的話說，“像天壓下來一樣”。

部隊連夜修筑工事，沿江布防，一邊挖戰壕，一邊掩護炮位。戰士們心里都明白，一旦打起來，對手不再是各路軍閥，而是武器、訓練都占優勢的日軍。空氣里彌漫著一種緊繃的氣味，沒人敢說輕松話。

三十三天的淞滬血戰

三、火海中的“褲襠奇跡”

1932年1月28日，戰端終于被撕開。當晚，日軍憑借江上的艦隊優勢，突然向岸上開火，密集的炮彈幾乎把十九路軍的陣地翻了個底朝天。瀏河沿岸頃刻間彌漫硝煙與火光。

對黃勝庸來說，那是他真正意義上第一次遭遇現代炮火。他曾回憶，剛開始時根本不知道該怎么反應，只能趴在塹壕里，聽著炮彈尖嘯著飛來，然后猛地炸開。身邊的泥土被掀起，連人帶土一齊被埋，身旁戰友的慘叫聲此起彼伏。

一輪炮擊下來，工事毀了不少，人也損失慘重。更麻煩的是，日軍不是只想在江上放放炮，他們打的是“炮火+登陸”的組合戰。趁著十九路軍陣腳未穩，日軍裝甲車和步兵開始向岸上突擊，企圖一口氣突破防線，拿下灘頭陣地。

十九路軍算得上訓練有素，在瞬間受挫之后，很快重新回到各自陣位，利用殘存掩體與敵人對射。對岸上的這些南方士兵來說，那一刻已經談不上什么先進戰術，就是誰能多撐一會兒，誰就有可能多活一會兒。

黃勝庸在這一階段，經歷了一場后來讓他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的險境。那天，他抓住一個短暫的射擊機會，從壕溝里探身起來，想對著不遠處的日軍裝甲車開火。剛一抬頭，裝甲車上的機槍手已經鎖定了他的方向，子彈幾乎是貼著地面掃射過來。

身后戰友后來跟他說，那一刻，大家幾乎都以為他沒了。可等硝煙散些，他竟然還站在原地，只是整個人愣住了。他低頭一看，褲腿上密密麻麻全是彈洞，子彈從褲襠下、腳邊擦過去，連一點皮肉都沒碰到。

多年后，他跟晚輩說起這段經歷的時候，還會加一句：“那次以后，才知道命是真的懸著的。”從那天起，他在陣地上就更加謹慎，不再輕易探頭，而是利用殘破的工事，借掩護射擊，和戰友們一起與日軍反復拉鋸。

日軍在火力、裝備上占據優勢，裝甲車一旦接近，就輕易撕開土工事。而十九路軍這邊，陣地被炸平后，很多士兵只能暴露在空地上。可就是在這樣的劣勢下，黃勝庸所在的陣地，愣是頂住了多次沖擊。最近的一次，鬼子甚至沖到不到十米的位置，雙方幾乎看得清對方臉上的表情，那已經不算常規意義上的交火，更像一場近距離的生死搏殺。

對于來自廣東的士兵來說，還有一個額外的折磨——寒冷。淞滬會戰爆發時正值冬季，上海的濕冷往骨頭縫鉆，而他們很多人只穿著單薄軍服，始終泡在泥水里。黃勝庸曾經連續三天三夜沒吃上一口米，補給被切斷，只能靠一點干糧和冷水硬撐。

有一點值得一提，前線最艱苦時，是上海市民自發組織起來往前線送棉衣、送食品、送藥品，一車車物資送上來，這才讓像黃勝庸這樣的士兵多熬了幾天，也多活了幾個人。對當時的他來說，這種民間支援帶來的不僅是溫飽，還有一種“不是一個人在扛”的感覺。

整場淞滬會戰持續了數月，而他所在的陣地，硬是在極度不利的條件下堅守了三十三天。等到停火協定簽訂，幸存者從工事和廢墟中走出來，已經分不清誰是誰，只知道一個數字：所在的357團中，有一百多名同袍倒下，其中不少是同鄉。

三、從十九路軍到東江縱隊

四、舊部隊的解散與新的選擇

1932年5月5日，中日雙方在壓力和消耗之下，被迫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十九路軍按命令撤出上海，被調往福建布防。表面上看，戰事暫告一段落，實際上矛盾被暫時壓住，遲早還要爆。

到了1933年前后，十九路軍內部局勢出現了新的變化。蔡廷鍇接任指揮后，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極為不滿，主張先抗日。他與李濟深等人聯手，在福建發動了所謂“福建事變”，公開提出抗日反蔣，并與中國共產黨方面建立合作關系，改稱“國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

這一做法觸怒了蔣介石，后者迅速調兵鎮壓。十九路軍一部分被打散，一部分被各地軍閥收編，原本的“鐵軍”番號逐漸消失。曾經在淞滬火線上搏命的這支勁旅，就這樣被內部的政治風波和內戰消耗掉。

十九路軍被撤銷番號以后，黃勝庸沒有再繼續待在國民黨軍隊里，而是選擇回到了老家和平縣。經歷了淞滬會戰那種規模的戰火，再經歷部隊被拆分的無力感，他一度只想做個普通農民，種田，娶妻，帶孩子，像村里大多數人一樣過完后半生。

但這種“安穩”的狀態維持不了幾年。日本在華北和華東方向的動作越來越多，華南沿海的緊張氣氛也在抬頭。尤其是日軍南犯的消息傳來后，廣東沿海、東江一帶的形勢變得復雜起來，各路力量交織，國民黨軍隊、地方武裝、日本侵略軍、偽軍紛紛出現，普通民眾的生活被硬生生拖進漩渦。

在這樣的環境下，黃勝庸又開始坐不住。他很清楚，單靠在田里多種幾畝地，換不來真正的安穩。既然正面戰場他回不去了，那就換一種方式繼續抗日。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里，他接觸到了在廣東東江地區活動的共產黨游擊隊——東江縱隊的前身。

五、東江縱隊里的交通員

東江地區地形多山，靠海臨江，是典型的游擊戰適合地。抗戰時期，這里逐漸形成了活躍的共產黨游擊力量，后來發展成著名的東江縱隊。朱德曾經把這支隊伍與八路軍、新四軍并列，稱其為華南抗戰的重要支柱力量。

黃勝庸在了解了東江縱隊的情況后，沒有再猶豫，主動通過關系加入隊伍，身份卻不再是前線射擊手，而是一名交通員。

別看“交通員”這三個字不起眼，在敵后戰場，這個角色往往比端槍沖鋒還危險。交通員要在各個聯絡點之間穿梭，傳遞情報、帶路送人、運送物資，一不小心就會落到日軍或偽軍手里，輕則嚴刑拷打，重則就地槍決。

東江一帶地頭生、路熟的農民不少，但不像黃勝庸一樣，有實戰經驗。他參加過淞滬會戰，對日軍行軍特點、武器火力都有切身體會，從敵人的角度去判斷危險點，對他做交通工作是個不小的優勢。

當時的局勢比較復雜，東江縱隊不僅要防備日軍和偽軍的圍剿，還要警惕國民黨當局對共產黨武裝的打壓。一條路走錯，走早走晚，都可能遭遇不同方向來的槍口。

據知情者后來回憶，黃勝庸執行任務時，為人謹慎，習慣先在心里把路線劃好，路上遇到檢查時，還會裝成趕集的農民或走親戚的族人，借著廣東口音和熟悉的風俗，混開幾次搜查。他給隊伍運送過不少緊缺物資，也參與過掩護傷員和干部轉移。

對于他來說，淞滬戰場上的那段經歷，到了這里又一次體現了價值，只不過戰斗方式變了，從正面對射，變成隱蔽穿梭。但歸根到底，都是一件事——不給侵略者留舒服的空間。

1945年抗戰勝利后，東江縱隊按中央部署進行整編，廣東局勢隨之進入新的階段。到了1949年，全國解放大局已定，黃勝庸完成了從十九路軍老兵到東江縱隊交通員的兩段抗戰人生。

四、回鄉后的平淡與執念

六、從戰場回到飯桌

新中國成立后，黃勝庸沒有再走上任何“顯眼”的崗位。他做了一個很樸素的決定：先去一趟上海，把當年一起浴血奮戰的戰友們，按自己的方式祭奠一下。

那次去上海，他專門趕到當年淞滬會戰的舊戰場一帶，站了很久。有人問他認不認得當年的陣地，他只是搖頭：“地形都變了，人也不在了，看不出什么了。”說完，還是在那里擺上祭品，拈香鞠躬，這一幕，也就成了他和戰火最后一次實地告別。

回到廣東之后，他把生活完全拉回了農家軌道：種地、照顧家庭，拉扯兒女長大。對于曾經的軍旅生涯和抗日經歷，他沒有刻意避談，也不四處宣揚，只是在晚飯后，或者農閑時節，孩子們圍在身邊，他才會一段一段講起淞滬的冷、東江的險。

等到年紀大一些，他提起戰爭，語氣中多了一份冷靜。他常對后輩說：“做人可以怕死，但不能什么都怕。”簡單的幾句話，背后卻是多年從死人堆里走出來的經驗。

至于那“頓頓離不開肉”的習慣，就是在這樣的日常里，一點點固化下來。

對于年輕一代，三天沒吃飽飯可能很難想象。但對黃勝庸來說，三天沒糧、凍到手腳發麻，在戰場上不是稀罕事。正是那段日子，讓他對“吃飽”這個事，產生了一種幾乎本能的敏感。后來即便日子好多了，只要一頓飯沒肉，他心里就會不舒服，總覺得少了點什么。

醫生是不贊成的。年紀一大把了，長期高脂飲食，對心血管、腸胃都不是好事。體檢時，有醫生曾經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黃伯，你這樣吃法，我們都不敢保證你能活多久。”可現實偏偏有點戲謔意味，他在“無肉不歡”的狀態下，一直活到了110歲。

對家人來說，這是件有點矛盾的事。一方面擔心老人的身體，一方面又不忍心去硬性限制他那點執念。最后，家里采用折中的方式——既然老人要吃肉，那就盡量做得爛一點、軟一點，少油少鹽，配點青菜。至于“有沒有肉”這個底線，則盡量滿足。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時間推移，村里人漸漸知道了這位老人當年參加過淞滬會戰，后來又在東江縱隊當過交通員的經歷。真正讓外界關注起來，是2001年左右，上海淞滬會戰紀念館得知河源這邊還有一位親歷者特地來采訪。那次采訪之后，他的故事才逐漸被媒體和公眾知曉。

七、企業家的“買肉資助”與最后的歲月

黃勝庸的名氣，慢慢傳出豐道村，傳到河源，甚至傳到更遠的地方。有人是出于敬意來拜訪他，有人是抱著好奇的心態，想當面聽聽這個百歲老兵的講述。

在眾多來訪者中，有一位后來常被提起的人——企業家黃柱煥。在聽說黃勝庸的經歷，尤其是知道老人對“肉”的特殊執念之后，他做了一個很實在的決定：每個月固定資助老人2000元，用于買肉。

在當時的農村地區，2000元足夠一個家庭過得很滋潤。專門拿來給一個老人買肉，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有人覺得“太講究”，但換個角度想，對于一個曾經拿命換來和平、如今卻只剩下“吃得飽”這一點執念的百歲老人來說，這筆錢花得并不突兀。

從那以后，家里人買肉不再手頭緊，老人也少了些心里負擔。每次聽說有人遠道而來探望，黃勝庸有時候還會笑著指指桌上的肉：“坐下，吃塊肉再聊。”這句話聽著樸實，卻把他一路走來的經歷，濃縮到了日常的一頓飯里。

2015年，家人為黃勝庸辦110歲生日。那一天，豐道村格外熱鬧，不僅子孫后代齊聚，社會各界的人也來了不少。老人特意找出了自己的舊軍大衣，戴上紀念章，在眾人注視下，緩緩地敬了一個軍禮。這一幕，在不少在場者心里留下深刻印象。

那一身軍裝，和110歲高齡放在一起，有種說不出的沖突感。身體已經佝僂，精神卻還倔強，這種倔強在淞滬戰壕里有過，在東江山路上有過，在后來一日三餐的飯桌上，同樣有過。

2017年12月20日，黃勝庸在家中安然離世，終年112歲左右。就時間節點而言，這意味著在世的淞滬會戰親歷老兵，基本走到了盡頭。三十三天淞滬血戰，距離那天已經過去了八十多年，許多故事只剩下史料記載和后人口口相傳。

對于豐道村的晚輩來說，家中那位“吃肉老伯公”走了，舊屋的炊煙還會升起，飯桌上依舊有肉，但再也沒有人能用親身經歷，講起當年江邊炮火、戰壕饑寒、東江山路上的那些細節。

從廣東農村走出去，又回到廣東農村。一輩子兩次從軍，一次淞滬浴血，一次東江奔走；戰后回鄉，把余生交給田地和兒孫。等到人老了，他最掛念的事情，不再是功名，不再是榮譽，只是碗里有沒有肉，肚子能不能實實在在填飽。

他的生命軌跡里，那一口肉并不單純是口福，而是一段歷史的注腳。戰時三天滴水未進、寒夜里蜷縮在戰壕里的饑餓感，到了晚年變成了“頓頓要見肉”的執念；前半生在炮火中躲死神，后半生在飯桌上與時間賽跑，吃著吃著，就吃過了一整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