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起會計所刑事案件，暴露了誰在“越界”裁判？——從八方案與堂堂案注冊會計師法權益保障的修法建議

歷時五年半的司法拉鋸，一份“項目明確、數值清楚，即使不經司法會計鑒定亦可認定”的判決，拒絕啟動法定鑒定程序，不區分會計責任與審計責任，直接推斷刑事犯罪主觀故意——當公權力越過專業邊界，誰來保護注冊會計師的合法權益？

2026年3月，我作為一名親歷浙江諸暨八方集團合同詐騙案“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判決的當事人，終于結束了近五年半的訴訟馬拉松。一審、二審、發回重審、指定異地重審、重二審……漫長的司法拉鋸，換來的卻是一份讓我至今難以接受的判決。

與此同時，深圳堂堂會計師事務所刑事不起訴案，以“一正一反”的方式，為這場關于注冊會計師執業責任認定的討論，提供了另一種結局。

兩起案件，兩個截然不同的命運，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問題：當公權力輕易越過專業邊界，當刑事犯罪與執業質量、刑事犯罪與職業過失的界限被模糊，誰來保護“看門人”的合法權益？

一、“項目明確、數值清楚，即使不經司法會計鑒定亦可認定”：一份判決背后的司法迷思

回到浙江諸暨八方集團合同詐騙案。

這起案件涉及高度復雜的會計估計與審計職業判斷。從2020年8月起，案件歷經近五年半的審理。在關鍵的重一審階段，蒼南縣人民法院作出了一項引發行業震動的判決：在判決書中，法院以“項目明確、數值清楚，即使不經司法會計鑒定亦可認定”為由，拒絕啟動法定司法會計鑒定程序，不區分會計責任和審計責任，并據此推斷被告人構成刑事犯罪主觀故意或明知。

這一做法，存在三重嚴重問題：

其一，違反法定程序。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六條明確規定，涉及專門性問題的案件，應當指派、聘請專業人員進行鑒定。審計報告是否虛假，是否違反執業準則，屬于典型的會計審計專門性問題，必須經專業鑒定方可作為定案依據。蒼南法院卻以主觀判斷替代法定鑒定程序，本質是對法律程序的公然踐踏。

其二，越權替代專業判斷。 注冊會計師執業判斷嚴格遵循《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企業會計準則》，涉及大量專業判斷與復雜會計估計。法官缺乏系統的會計審計專業訓練，以 “項目明確、數值清楚，即使不經司法會計鑒定亦可認定”為由否定專業鑒定的必要性，系典型的公權力越權行為。當法官以非專業判斷替代專業鑒定時，其結論的客觀性與公正性，已經失去了根基。

其三，破壞司法公信與行業根基。 在行業主管部門調查結論與行業協會專業意見均未認定存在虛假報告的情況下，蒼南法院明著不采納調查意見、摒棄大統會計所和新華會計所兩份問題報告，實際裁判時暗地卻完全依據報告內容認定案件事實，無視注冊會計師法授權出具的行業協會專業意見，直接跳過司法會計鑒定，將正常執業行為認定為犯罪。這不僅制造了冤錯案件，更使注冊會計師陷入“動輒得咎”的困境，引發行業“寒蟬效應”。如果連專業判斷都可以被輕易越過，我們還能依靠什么來保護自己？

二、“不起訴”背后的法治力量：堂堂案的另一面

與八方案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深圳堂堂會計師事務所刑事不起訴案。

深圳堂堂所及其所長涉嫌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一案，經檢察機關全面審查、退回補充偵查，最終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核心理由為“認定犯罪事實證據不足，認定主觀明知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

檢察機關在不起訴決定中，清晰區分了專業過失與刑事犯罪、行政認定與司法認定的邊界。審計工作固有的職業判斷風險與復雜性，決定了未能發現財務舞弊可能系能力不足、程序瑕疵或客觀條件受限所致，屬于專業過失或行政違規范疇；而構成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必須具備主觀故意、明知或惡意串通的核心要件。

這一決定，堅守了刑法謙抑性原則，避免行政責任不當升格為刑事責任，是對專業理性與程序正義的堅守。

但堂堂案同樣暴露了系統性風險：在缺乏前置、中立、專業的責任鑒定程序下，行政監管裁量權缺乏有效制衡，易出現“結果歸責”“以罰代管”。若在行政監管、刑事偵查啟動前，設有法定執業責任鑒定程序，由專業主體對審計行為是否合規、責任性質與程度作出權威認定，堂堂所案完全可在早期階段得到公允評判，避免漫長且不必要的刑事程序。

三、制度之痛：為何責任認定如此混亂？

八方案與堂堂案，一個“有罪”，一個“不起訴”，看似結局不同，實則暴露了同一制度缺陷：注冊會計師執業責任鑒定機制的缺失。

當前，我國注冊會計師的法律責任包括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三者的構成要件、證明標準和追責邏輯截然不同。尤其刑事責任，要求證據確實、充分，并證明主觀故意或明知。然而，由于缺乏前置的專業責任鑒定，實踐中容易出現“結果歸責”傾向——只要審計報告與事實不符，就推定存在過錯甚至犯罪故意。

更嚴重的是，在缺乏專業制衡的情況下，行政裁量權與司法裁判權存在公權力濫用風險。行政處罰可能過度、刑事追訴可能越界，而執業者面對強大的公權力，往往無力抗爭。

這正是“八方案”中法院能夠輕易跳過專業鑒定的制度根源。沒有法定鑒定程序作為前置防線，公權力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需要專業判斷，可以自行認定何為“即使不經司法會計鑒定亦可認定”，通過刑事訊問筆錄來推斷構成刑事犯罪主觀故意或明知。當專業判斷被輕易越過，刑事犯罪的邊界也隨之模糊。

四、修法建議：讓專業判斷回歸專業主體

面對這一制度痛點，在《注冊會計師法》修訂中，建議增設“執業責任鑒定”制度，構建權責明確、程序規范、獨立公正的制度框架。

其一，明確制度法定地位。 確立執業責任鑒定的法定性、前置性與權威性，明確涉及注冊會計師執業責任認定的刑事偵查、司法裁判，應當以法定執業責任鑒定意見為重要依據。

其二，設立獨立鑒定機構。 由國務院財政部門牽頭，組建注冊會計師執業責任鑒定委員會，成員由資深注冊會計師、會計審計學者、法學專家、律師等組成，確保機構獨立性、專業性與中立性。

其三，規范鑒定范圍與程序。 明確鑒定范圍涵蓋執業行為是否符合執業準則、是否存在過錯、過錯性質與程度、責任劃分等專業事項；規范鑒定啟動、調查、聽證、出具意見等全流程，保障當事人陳述、申辯、舉證的權利。

其四，明確責任鑒定意見效力。 鑒定意見是司法機關辦理相關司法裁判的重要專業依據，無合法有效的執業責任鑒定意見，不能對注冊會計師作出刑事、民事追訴。

其五，強化權力制衡與救濟。 司法機關不得規避執業責任鑒定程序，不得擅自否定合法有效的鑒定意見；當事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的，享有申請復核、重新鑒定的法定救濟權利。

五、結語：讓公權力恪守法定邊界

“八方案”中公權力濫用、制度缺位導致的司法后果，是對行業法治底線的深刻警示；“堂堂案”中檢察機關堅守證據裁判與罪刑法定原則，彰顯了法治與專業理性的力量。兩起案件共同呼喚著一個能夠居中裁斷專業爭議、制衡公權力、保障專業尊嚴的制度性力量——執業責任鑒定機制。

當前，《注冊會計師法》修正草案已在審議中，草案加大了責任追究力度，但對注冊會計師的權益保障仍有完善空間。注冊會計師行業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完善的法律保障；公權力的規范運行，離不開有效的制度制衡。期待在《注冊會計師法》修訂中，讓每一位守法執業的注冊會計師，都能在法律的保護下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