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風拂西域——唐朝對西域的經營（下）

二、長安與西域之間——唐朝在西域的管理經營（續）

顯慶三年（公元658年），唐朝蕩平西突厥，設立安西四鎮，但在四鎮地區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羈縻府州體系。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于闐王伏阇雄入朝，唐朝在于闐設立毗沙都督府，并在其國境設立十個州，任命伏阇雄為都督。之后，唐朝又在龜茲、焉耆、疏勒其它三鎮設立都督府和州。以四國的國都置都督府，任命國王為都督，官職世襲，各國下轄的城池置州，由都督府統轄。各國的國家建制仍然保留，國王的王號也繼續保持。據新舊《唐書》的《地理志》記載，唐朝在四鎮地區一共設立了三十四個羈縻州。

但四鎮的府州與上文所說的一般的羈縻府州有所不同，一般的羈縻府州是完全的當地民族自治，中央朝廷不予干涉。而四鎮則不然，唐朝政府在四鎮建立了一套完備的軍政系統。四鎮的“鎮”，就是一種軍事單位。長壽元年（公元692年），武后在四鎮駐守漢軍三萬，散布駐扎在安西各地。在四鎮下面，唐朝設立一系列的軍、守捉、城、鎮等駐軍基地，扼守各處要地。唐朝在龜茲置安西都護府，統領安西四鎮的軍政事務，開元年間又設立安西節度使，總管四鎮地區的政、軍、財一切事務，四鎮的駐軍也由他統領。在安西節度使下面，還設有軍使、鎮守使等軍政建制，形成一套完整的軍政官僚體系。這些軍政長官都是由漢人文武官員擔任，甚至安西節度使還有時由宰相兼任。這樣的管理方式與唐朝其他邊疆正州地區并無二致。

2020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的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即為唐朝在四鎮地區的軍事設施

此外，與內地一樣，唐朝在安西四鎮設立了完備的郵驛系統，據《新唐書.地理志》以及在新疆出土的唐代文書所載，四鎮都督府和各州之間都建有官道，這些官道構成四鎮地區的完整的交通道路網。官道所經之處，有關隘，有軍、守捉、鎮等戍兵站點，還有稱為“館”或“驛”的驛站。這種館驛系統與內地一樣。根據和田、庫車等地出土的唐代文書記載，唐朝在四鎮府州也實行內地正州的坊里制和鄉里村制。比如在和田發現的文書，就記有當地的“政聲坊”“安仁坊”“鎮海坊”“善政坊”“補仁里”等坊；在庫車發現的文書有“安仁坊”“和眾坊”等坊名。此外，這些文書還記有“薛拉村”“桑拱野村”“西王子村”等，雖然這些村名很多不是漢語名，但“村”的建制明顯是唐代在內地農村實行的基層區劃。和田出土文書《貞元六年（公元790年）十月四日館子王仵？抄于闐善政坊等坊百姓納租稅條記》表明，唐朝在四鎮地區不僅實行坊里制，還對當地百姓征收賦稅。唐代地理志書《天寶十道錄》記載了四鎮都督府的戶口數目，可見唐朝對四鎮地區也實行戶籍制度，向戶部上交戶籍，上繳賦稅，與內地正州縣不殊。

開元年間去天竺求法的新羅國（今韓國）僧人慧超在《往五天竺國傳》記載當時的安西（龜茲）、疏勒有大云寺，于闐有龍興寺，寺院主持都是漢僧。杜環《經行記》記載一度為四鎮之一的碎葉城也有大云寺。據史書記載，大云寺是武后以《大云經》作為其登基稱帝的依據，敕令“兩京及天下諸州，各建大云寺一所”；龍興寺則是唐中宗復辟后“敕改諸州中興寺、觀為龍興”。史書記載大云寺、龍興寺則是在作為“諸州”的正州興建，在四鎮地區有大云寺和龍興寺，證明四鎮府州已與內地正州無異。唐代宰相杜佑編纂的《通典》如是描述唐代天寶初年的疆域：“天寶初......大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三，羈縻州郡不在其中。其地東至安東都護府，西至安西都護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單于都護府。”所載范圍，是把羈縻府州排除在外的，可仍然包括安西都護府。可見在唐朝，安西都護府下轄的四鎮地區已不算羈縻府州了，而是與正州縣一視同仁。可以說，這是一種介于羈縻府州與正州縣之間的特殊制度，這種制度在唐代全國只在安西四鎮地區實行，究其原因，是出于四鎮地區對于拱衛唐朝西部邊疆的重要戰略地位。

新疆出土的唐代仕女絹畫

而一般的羈縻府州制度，則在天山以北和蔥嶺以西地區實行。顯慶二年（公元657年），唐滅西突厥后，在天山和錫爾河以北的西突厥故地設立濛池和昆陵兩個都護府，任命降唐的西突厥貴族為都護，統轄西突厥各部。各部設置都督府和州，大的部落設為都督府，小部落設為州，以部落首領為都督或州刺史，原來的部落組織不變。此外，天山東北部的西突厥別部處月、處密部，阿爾泰山西南的葛邏祿三部，也實行同樣的以部落為單位的羈縻府州建制。

蔥嶺以西，是昭武九姓和吐火羅地區，昭武九姓相當于今天中亞烏茲別克斯坦的大部和塔吉克斯坦的北部，吐火羅相當于今天的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一部分地區。這兩個地區分布著大小數十個國家，唐初時都隸屬于西突厥，唐滅西突厥以后，先后派遣使者前往兩地設置羈縻府州。其中最有名的是龍朔元年（公元661年）派遣王名遠到吐火羅設置府州，《新唐書.地理志》載：“龍朔元年，以隴州南由令王名遠為吐火羅道置州縣使，自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凡十六國，以其王都為都督府，以其屬部為州縣。凡州八十八，縣百一十，軍、府百二十六。”以各國王都為都督府，下轄各城為州，以當地國王為都督，統轄其治下府州，國家建制和國王稱號保留不變。天山以北和蔥嶺以西的羈縻府州，是真正意義上的羈縻制，它們維持原來的部落或國家組織，當地秩序并無發生太大變化，無需登記戶籍、繳納賦稅，唐朝中央政府也對它們采取不干預其內政的態度。如前所述，這是一種高度的民族自治制度。

《中國歷史地圖集》中的唐代西域地圖，囊括了正州縣、安西四鎮、羈縻府州三種行政區劃

唐朝經營西域一百余年，尤其是對蔥嶺以東地區的直接管理，加強了西域與內地的聯系。唐朝在西域實施移民戍邊，如前所述，武周時期在安西駐軍三萬，在北庭駐軍兩萬，這些軍隊常駐在西域，很多人把家屬也一道帶至西域。加上西域地區的行政官員多數是漢人擔任，漢族官員也有把家室帶到西域就任地的。此外，唐朝還實行移民懇邊的政策，如前所述庭州的情況，于是有大量的內地漢族移居西域。唐朝在西域修建的完善郵驛系統，更是使西域與內地的往來暢通無阻。在新疆吐魯番、庫車、和田等地出土了大量唐代文書，尤其是在庫車與和田發現了漢文《論語》《史記》《漢書》《尚書》《千字文》，以及王羲之的《蘭亭序》《尚想黃綺貼》，大量的漢文佛經等等，證明內地漢文化在唐代西域已相當流行。比如在和田發現的《蘭亭序》上書“補仁里....學生李仲雅，仿書四行，謹呈上”，這是一份兒童練字的寫本，證明當時西域的當地人，不僅起漢名、寫漢字，還從兒童時代就培養漢文化素養。新羅僧人慧超也在他的游記記載當時安西四鎮的胡人，服裝已和內地漢人沒多大區別。這些都表明，唐朝對西域的有效管理，不僅體現在政治上，還體現在文化、社會和民族關系上。

三 唐風長存——唐朝在西域的最后歲月

武后收復安西四鎮以后，唐朝在西域建立起穩固的統治，到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唐朝對西域的經營達到鼎盛。唐玄宗設立了安西節度使和北庭節度使，總管天山南北的政治、軍事、財政、對外交往的事務，甚至有便宜行事的權力。開天朝的國力鼎盛，安西北庭節度使在西陲的雷厲風行，軍事、行政系統的繼續完善加強，西域各國的俯首臣服，都為唐朝的西域經營事業迎來了臻于極盛之時。唐朝的西域事業雖然在開天朝如日中天，但同時面臨著外部的挑戰。西方的阿拉伯帝國，北方的突騎施，南邊的吐蕃，都對唐屬西域步步緊逼。阿拉伯帝國向東擴張，用武力征服了蔥嶺以西的昭武九姓和吐火羅地區，逼迫當地王國繳納賦稅，但這些王國仍然保持著和唐朝的宗藩關系。突騎施從北邊對安西四鎮構成威脅，數次進犯，但最終被唐朝擊潰。吐蕃在南邊多次試圖侵入西域，亦被唐朝一一擊退。雖然在開天年間，唐朝在西域保持屹立不倒之勢，但來自四方的挑戰表明，此時的西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這對唐朝的西域經營事業造成轉折性的影響。唐朝中央從安西北庭調離大量守軍進入內地平亂，西域邊防瞬間虛弱許多。唐朝忙于平定內亂，無暇顧及西部邊疆，這為吐蕃的擴張創造了時機。吐蕃先后占領隴右（今甘肅東部和青海河湟地區）和河西地區，隔斷了唐朝內地和西域的通道，接著對西域各城逐步攻陷。而此時在漠北興起的回紇汗國，也瞄準了西域這塊肥肉，于是以援助唐朝守軍抗擊吐蕃之名介入西域事務，與吐蕃展開對西域的爭奪。直到八世紀的最后十年，唐朝守軍寡不敵眾，最終退出了西域，西域形成了吐蕃與回紇各占一方的局面。兩國以塔克拉瑪干沙漠為界，沙漠以北屬回紇，沙漠以南屬吐蕃。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九世紀中葉回鶻和吐蕃的先后破滅。回鶻汗國破滅后，其相當一部分部眾遷至原來唐朝的西州、焉耆、龜茲地區，形成了西州回鶻（或稱高昌回鶻）和安西回鶻（或稱龜茲回鶻），之后西州回鶻又吞并安西回鶻，統一了塔里木盆地北沿的大部分地區。而吐蕃帝國崩潰后，屬吐蕃統治的于闐獲得獨立，在九世紀末到十一世紀初的西域舞臺活躍起來。

龜茲回鶻壁畫，題記上有漢字，以及供養人穿著唐裝

唐朝雖然在八世紀末失去了對西域的控制，但唐朝在西域的影響并沒有因此消退，而是長久存在。龜茲石窟的回鶻時期壁畫帶有濃厚的唐朝藝術風格，甚至壁畫上還有身著唐裝的供養人以及漢文題記。吐魯番的高昌回鶻時期的壁畫和繪本，也有不少身穿唐朝著裝的男女人像，有的甚至可能是11世紀的畫像。此外，西州回鶻亦通用漢文，唐朝的書籍在高昌回鶻也相當流行，例如在吐魯番曾發現玄奘的傳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回鶻文譯本。北宋太平興國六年（公元981年），宋太宗派遣王延德出使西州回鶻，王延德記錄了當時隸屬西州回鶻的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敕尚在”，州將是姓陳的漢人，聲稱其祖先是唐朝的鎮將，世代鎮守西域東界，還保留了唐朝的詔書。關于西州回鶻本土，王延德記載了當地沿用唐朝開元七年的歷法，甚至還過寒食節，“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有敕書樓，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詔敕，緘鎖甚謹”。西州回鶻沿用了唐朝的寺廟，保留了唐朝的賜額，甚至還修建了敕書樓，專門保存唐朝歷代皇帝的詔書。可見在唐朝退出西域兩百年后，西域當地還保持了對唐朝的歷史記憶和認同感，這種記憶和認同甚至延續到13世紀的金元時期。成吉思汗西征時，金朝使臣烏古孫仲端前往西域面見成吉思汗，途經西州回鶻，看到當地僧人使用的佛經都是漢文。同一時期的長春真人丘處機，在去會見成吉思汗的路上也途經西州回鶻，丘處機不僅在當地見到了“僧、道、儒”，還聽聞當地人介紹“此大唐時北庭端府，景龍二年，楊公何為大都護，有德政，諸夷心服，惠及后人，于今賴之”。直至金元時期，西域的西州回鶻還清晰地保留了對唐朝的歷史記憶，唐代漢文化也在此一脈相承。

塔里木盆地南沿的于闐國，雖然經歷了吐蕃近百年的統治，但它于九世紀中葉獨立以后，仍然帶有深深的唐文化烙印和對唐朝的認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五代到北宋初期的于闐國王李圣天。李圣天本名尉遲僧烏波，出于對唐朝的強烈認同和對唐文化的尊崇，他取姓為李，并起漢名“圣天”。五代后晉天福三年（公元938年），后晉使臣高居誨出使于闐，面見李圣天，他記載“圣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李圣天身穿漢式衣冠，宮殿也是典型的漢式名。高居誨記載了于闐下轄各城名為紺州、銀州、盧州、湄州等，都是模仿內地的漢式地名，實行唐宋的州縣制。高居誨還提到了李圣天有一個年號，是為“同慶”，高居誨到達于闐時正處于于闐國同慶二十九年。

高居誨的記載，也為的考古發現所證實。敦煌莫高窟保存了一幅李圣天的供養人像，李圣天頭戴琉冕，身穿龍袍，是一個典型的中土帝王形象，其侍從也是頭戴幞頭、身穿圓領袍的唐朝著裝。在敦煌與和田，發現了不少這一時期于闐的漢文文書，于闐不僅在和敦煌的歸義軍政權的通信使用漢文，連他們本國內部通信也使用漢文，并且使用得非常熟練，可見十世紀的于闐國是通用漢文的。據和田文書所載，這一時期于闐國，除了李圣天的“同慶”年號外，還有天尊、中興、天興、天壽的年號，都是典型的中原王朝式年號，這些年號一直使用到十一世紀初于闐國滅亡。此外，敦煌石窟題記和出土文書表明，于闐國王使用“天子”“皇帝”等中原君主的稱號。由此可見，即使在唐朝退出后西域數百年，唐朝的制度文化依舊長存，深深地影響了西域各國。

敦煌莫高窟的李圣天及其皇后供養人像，身旁有漢文題記“大朝大寶于闐國大圣大明天子”

結語

唐朝是中國古代王朝西域經營的有一個盛期。比起漢朝，唐朝對西域的經營更為有效、穩固。相比起漢朝較為松散的軍事控制和附屬國控制，唐朝在西域實行因地制宜、分而治之的經營策略。內地的州縣制、羈縻制、軍事控制，多種制度并存。唐朝注重對西域軍事和交通設施的完善，大大加強了西域和內地的聯系。唐朝還注重人口的遷移和文化的傳播，為西域的民族融合作出了巨大貢獻。雖然唐朝在西域的有效管控不過百年，但其對西域的影響卻延續數百年甚至千年，長久不息。唐朝的西域經營事業不僅使今天的我們去追憶那個偉大輝煌的時代，也為我們今天“一帶一路”的建設留下寶貴的遺產和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史記》《漢書》《隋書》《通典》《唐會要》《舊唐書》《新唐書》《新五代史》《資治通鑒》《宋史》《北使記》《長春真人西游記》

張廣達《西域史地叢稿初編》

張廣達、榮新江《于闐史叢考》

榮新江《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

榮新江、文欣《“西域”概念的變化與唐朝“邊境”的西移》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系史》

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系史研究》

森安孝夫《絲綢之路與唐帝國》

殷晴《絲路南道演變和于闐“市城”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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