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鄉的錨點”：對北京胡同的回憶

他鄉，本與我們沒有關聯。

“這好熟悉，跟我小時候常去的那家商場，簡直一模一樣。”“這條路怎么也有知了聲，我好像又聽到了‘登登等登’——還有那年夏天。”“誰家在炒菜？聞著那味兒，就想起小時候了。”

某年某月在某地，你或許也有過類似感受。在他鄉，我們本是匆匆過客，卻忽然因一處建筑、一個轉角、一種氣味，被拉回某個早已遠去的日子。那份奇特的熟悉感，像一道隱秘的引線，將此地與彼地、此刻與往昔悄然接通。它屬于他鄉，卻成為讓我們在內心反復折返的坐標。

在本期“聚落·場所·人”專欄，社會學家陳映芳用“他鄉的錨點”這個詞來比喻這樣的地方，這樣的感受：“我們因為某個環境、某個場所曾有過自己生活的蹤跡，或給過我們特殊的感受，因此會覺得，那是自己與那個地方的某種隱秘的粘連。”她曾于1982年來北京參加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進修班，后又赴日留學，歸國后在華東師大、上海交通大學等上海高校教書，其間多次來北京出差。這座他鄉之城給了她錨點。

某個下午，她在胡同遇到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老人跟她說古道今，一直到天色漸漸暗下。

后海北沿。陳映芳 攝于2018年10月

撰文｜陳映芳

記憶的錨點

多年前有次跟一位北京學者講到，上世紀80年代初我曾在北京參加過古跡調研活動，其中一個地方是后海北沿，當初汪精衛他們謀劃暗殺攝政王的地方，所以后來我去北京，如果有時間，就會到那個地方去看看。沒想到，那位學者聽后感慨道：“是啊，我們到外地某個城市去，好像會有一個什么地方，每次都想去看一看的……”

后來我想，也許我們可以用“他鄉的錨點”這么個詞，來比喻這樣的地方——在異地他鄉，我們因為某個環境、某個場所曾有過自己生活的蹤跡，或給過我們特殊的感受，因此會覺得，那是自己與那個地方的某種隱秘的粘連。即使那兒本無故人，自己也只是匆匆的過客，我們依然可能希望從那兒的舊景、舊物中，印證某些記憶，勾連起對生活歷程的某些情感。

作為人在生活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事物或場景，“記憶錨點”是今天比較流行的一個詞匯。那些承載了人的記憶的空間，尤其是這些年來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各種聚落，正成為許多人試圖記錄、追憶的地方——如各處的古城/老街、大山里的村落、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邊疆農場、內地“三線工廠”等，在各種網絡平臺和出版物、藝術作品中，可以看到難以計數的回憶文字和圖片、影像記錄。有的人希望能悉數拍下每一個已無人跡的村落、介紹每一條存在過的胡同，也有的人試著回憶起弄堂里每一戶鄰居曾經的生活……幾十年急劇的社會變遷，加上人員大流動、城市大開發的背景，讓“生活場景的消失”成了所有人都可能遇到的尷尬經歷，也成了人如何保持記憶的一個特殊課題。

《風雨晴雪走胡同：一個媒體人的北京胡同行腳》

作者：侯東合

版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21年5月

《四明別墅對照記：上海一條弄堂諸史》

作者：張偉群

版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3年1月

在人地關系中，聚落的存在、場景的延續，生活留下的各種蹤跡，不只是人們保存記憶的條件、激活記憶的錨點——包括個體的記憶和家族的、社會的集體記憶，它們也是人寄托情感的方式。而現實中，人們面對記憶中的景象，除了重溫過往、印證人間歲月外，通常會抱有復雜的心緒：既不樂見它們的破敗衰落，也難于接受它們被改變得面目全非，自然更不愿看到它們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地方”之為地方，不僅是人們在依然活著的現實生活中建構起來的，也是由無形的社會記憶支撐而成的，記憶中的場景對于人類的意義，可能是我們以及這個社會的管理者們遠未能真正理解的。

而人與地方之間的隱秘關系，除了存在于人與家鄉故土或曾經工作/生活過的地方之外，還可能存在于世界其他各個地方之間——那些曾經踏足的地方，以及內心向往的地方，即使只有點滴記憶、甚或只是基于閱讀或傳說的某種想象，它們也都可能是人認知世界的途徑，或者是對這個世界保存記憶、維系某種情感的方式。對“他鄉的錨點”的實踐，應該是人所具有的一種個體能力——每個人都應該且能夠突破被先定的人地關系去感知世界。

古跡與個體的精神需求

說到北京，相信不少人會有相似的記憶，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曾在那兒學習過的人：大學校園及師友，城內大街上的馬車、西山的紅葉……不用說，還有一個個著名的名勝古跡。

電影《大學生軼事》（1987）劇照。

古跡之所以成為人類普遍重視的存在，首先因為它們是歷史的見證、集體記憶的物質載體。而普通人之所以對各種古跡懷有敬意，并有至現場參觀的興趣，也與人對共同體的各種認同需求有關，與人們在現場感知歷史的精神需求有關。那其中，作為特殊的“地方”，世界各國的“首都”或“故都”，以及那兒的各種古跡，大多涉及人們的民族國家認同，或國家政治的歷史知識。不過在我看來，在大部分情況下，那些被人們廣泛共享的集體記憶、并被教科書和大眾傳媒廣為傳播的文博知識，卻并不一定會成為個人的情感記憶——作為可觸及、可感知的記憶/歷史的載體，古跡以各種不同形態的定格景象給予參觀者的，不一定是能夠觸動人的生命感受的個人體驗，而更可能只是具象的知識體系，是對各種共同體歷史的想象參照。當然，它們也可能提供另外一些東西：啟示人類保存集體記憶的意義，并激發人們探索歷史真相、關注社會未來的好奇心。

也就是說，關于集體記憶及歷史古跡，個體并不必然只能當被動的受眾。每個人都可以動員自己的生命體驗、生活記憶，去發現陌生世界的人類蹤跡，運用各種知識和方法去探尋歷史之謎。人不僅可以是個體/集體記憶的記錄者、保存者，也可以是存在于內心的各種記憶之錨的建構者。這或許就是前文提到的，我們許多人都可能對故鄉或他鄉的某些場景存有珍貴記憶的原因吧。

1982年秋進修班學員與清史所部分老師，攝于張自忠路三號院。前排左二為陳映芳。點擊圖片可打開“聚落·場所·人”往期文章之《1982年，我們的老師們》。

在此前的小文《1982年，我們的老師們》中，筆者提及當初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進修期間，曾參與一項京城近代史跡的調查活動，其中涉及“黎元洪宅邸”“袁世凱迎賓招待所”“汪精衛謀炸攝政王地點”。雖然這幾位都是中國近現代政治史上的著名人物，然而時代更替中，那些王府/宅院一再易主，無論是對建筑本身的追根溯源，還是對里面曾演義的枝枝蔓蔓的歷史的了解，多非易事。那樣的調研，事實上有了田野考察和知識考古的意味，對我們參與者都是一次新鮮的體驗。特別如我對汪精衛等人謀殺攝政王地點的調查，由于各類歷史文獻和舊報紙中有“銀錠橋說”（一般史書中的定論）和“甘水橋說”“后門橋說”“德勝門說”“甘水橋南無名小石板橋說”等不同說法，相應的考據除了需要梳理出行動小組進京后的一路軌跡，并同具體的地點一一對接，從而對各種說法的可信度作證實或證偽的努力。最終我否定了“銀錠橋說”（其時后海邊坑洼不平，沒有正式道路，加以銀錠橋北的路口很窄，王府馬車隊是難以通行的），而采納了“甘水橋南無名小石板橋說”。

那過程給我留下了一些很獨特的記憶，譬如在查閱第一歷史檔案館相關資料過程中，居然發現了宣統三年軍諮府測地局繪制的《監國攝政王校閱圖》，那上面標注有醇親王府周邊的建筑、道路，以及攝政王的上朝路線，其中王府馬號東面就有一座小石橋，正是攝政王從王府到鴉兒胡同的必經之路——載灃上朝一般是出南大門走宅東的甘水橋胡同(今甘露胡同)轉鼓樓西斜街(今鼓樓西大街)，至鼓樓前再轉入鼓樓大街、地安門大街直達紫禁城。史料記載暗殺團進京時鼓樓西斜街正在改筑馬路，所以載灃上朝的路線暫時改為穿鴉兒胡同、煙袋斜街，再轉入鼓樓大街。還有在一次王府附近的尋訪中，遇到一位當地老人，直接把我帶到現場（當時的后海北沿31號至32號之間的丁字街街口），告訴我，那兒早先確實有一座無名的小石橋，是50年代初被拆除的……

“探尋-發現”是人最單純的樂趣，也是我們以心智與世界溝通的方式。對研究者而言——應該說對所有人來說，比掌握知識、知道答案更有意思的，是從對“不知道”的好奇心開始，最終從“發現謎底”的愉悅中獲得獎勵。這樣的切身體會，至今仍深深地影響著我。

汪精衛等謀炸攝政王地點示意圖（1982年，陳映芳根據檔案資料和現場調研繪制，原載林克光、王道成、孔祥吉主編《近代京華史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

攝政王府（醇王府）馬號。陳映芳 攝于2018年10月

當然，后來我對醇王府一帶的興趣，不只是因為那兒有我調研過的古跡。作為京城名勝，那附近還有銀錠橋、鼓樓，有不少老胡同，以及不同階層不同形態的新舊各式宅院。三十多年來，那兒的種種變化讓人目不暇接。

“后海北沿”，

還有那天下午的老人

“后海北沿”在當地人的口中，叫“后海北沿兒”。北京的“河沿”，帶兒化音的是原來沒有路的（不是正式馬路或胡同），沒有兒化音的是正式的路。“后海北沿”是帶兒化音的，以前那兒不是正式的路——這是當地幾位老人告訴我的。

2018年秋，因為在北大文研院駐訪，周末有了閑暇時間，于是有了一次老城探訪。去后海之前，我先到鼓樓北面的幾個胡同走了一圈，從國旺胡同轉到張旺胡同（意外看到那兒有個莊士敦的故居），再到趙府街、豆腐池胡同……通常，外地人說到北京的傳統住宅，腦中多是影視劇里不同年代的四合院。然而如今老城中普通市民的院落，大多成了大雜院。探身進去，可以看到一個個院子里，古樹仍在，卻多已加建了密密匝匝的矮房，僅剩人可以進出的小道。

北京胡同內老宅院。陳映芳 攝于2018年10月

經過鼓樓，一路來到與鼓樓大街相交的煙袋斜街口，卻發現那兒新建了一座仿古牌坊。而原本古樸冷靜的胡同，已經成了一條熱熱鬧鬧的商業街，一如各地城市多可看到的民俗老街。讓我有點猝不及防。

煙袋斜街和簇擁的人群。陳映芳 攝于2018年10月

煙袋斜街出來，往南是銀錠橋，游客紛紛。往西北穿過去是鴉兒胡同，這才似回到了記憶中的老地方。跟上世紀80年代相比，雖然胡同兩邊多出了不少新建豪宅，舊院落里卻還有不少老居民住著。歷史上那座小石板橋的原址旁，有一家小店，店門口一些老人站著或坐著在聊天。問起周邊老建筑的變化，他們說，“這你得問那邊那位老人家了，他是這兒的老居民。”

20世紀80年代影視劇中的北京胡同。圖為電影《夕照街》（1983）劇照。

那天下午，坐在甘露胡同與鴉兒胡同的交叉口，我聽那位八十多歲的老者跟我說古道今，一直到天色漸漸暗下，一切仿佛回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

老人告訴我，他們一家大概在光緒年間就住在后海邊了，他是第四代。他說，后海北沿靠北以前都是四合院，靠南這邊一大片矮房，以前是沒有的。后來四合院住進來很多人，主要是“文革”時，特別是唐山大地震時，還搭出來許多房。鼓樓西大街那兒的甘水橋和這邊的小石板橋都是1952年沒的，因為當時北海等幾個海搞疏通工程，這邊的明溝就都被改成了暗溝。他一一細數醇親王府的百多年變化、里面住過的高級干部，以及附近那些歷史老宅院的來龍去脈，還有上世紀90年代新建的那座“望海樓”……其間他會一一說明，那是“聽老輩人說的”，或“我見到過的”，還有些傳聞“具體怎樣，咱也不清楚”。聊到后海邊的那些新豪宅（附近居民和網絡上有各種各樣的介紹），他慢慢言道，“其實這兒的人也不清楚的，大多是聽保安說的。現在叫‘保安’，以前其實就是叫‘看家護園的’。他們其實也見不到什么主人的。”平平靜靜的語調，在我聽來有一種無法言喻的古味。不用說，老人家是留在我記憶中的那個最真切的“老北京”。

作者/陳映芳

編輯/西西 張婷

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