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美國人正在重返月球。如果不出意外,阿耳忒彌斯2號任務將于今日發射。屆時,四名宇航員將進行繞月飛行,為最終建立永久性月球基地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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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座月球基地,未來或將成為人類進軍火星的跳板。對于像我這樣密切關注太空計劃長達60多年的人來說,這一切似乎充滿了強烈的既視感。如今,政客們正用著同樣的甜言蜜語來為阿耳忒彌斯計劃背書。
1961年5月25日,時任美國總統約翰·F·肯尼迪向國會宣稱:“在這個十年結束之前,這個國家應當致力于實現將人類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地球的目標。”就在他發表演說的前一個月,蘇聯宇航員尤里·加加林完成了人類首次進入太空的壯舉,這一歷史性突破讓外界對美國的技術霸權產生了嚴重質疑。
緊接著,在加加林升空僅僅五天后,豬灣事件爆發,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的古巴武裝入侵行動以慘敗收場。面對接踵而至的雙重打擊,肯尼迪迫于壓力,許下了登月的宏大承諾。
肯尼迪的演說在當時固然激動人心,但如今回首,卻顯得相當空洞。他很難清楚地向公眾解釋,為何一次登月任務會如此至關重要。
在私下場合,他曾坦言自己“對太空其實沒那么感興趣”。在另一次談話中,他甚至反問:“難道你不覺得,我更愿意把這幾十億美元花在國內的醫療、教育和福利項目上嗎?”他又無奈地感嘆,美國已經別無選擇,因為“這牽涉到太多的國家威望”。
時至今日,這種目標上的模糊性依然顯而易見。正如美國宇航局如今的官方說辭:“我們重返月球,是為了科學發現、經濟利益,以及激勵新一代的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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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紀60年代,官方也曾許下過類似的承諾,聲稱這將是人類邁出的巨大一步。這些華麗的辭藻掩蓋了一個事實:當時的登月任務,本質上是冷戰時期美蘇兩國之間的一場意氣之爭。
1972年12月14日,當宇航員尤金·塞爾南離開月球表面后,美國便徹底擱置了登月計劃。美國宇航局曾試圖啟動火星探索項目,但這一提議遭到了時任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的否決。
隨著美國在這場與蘇聯的太空競賽中勝出,國家威望得以重塑,后續的太空任務便顯得毫無意義。那里已經沒有更多的政治資本可圖,也沒有什么實際財富可供收割。
盡管美國宇航局總是喜歡將自己與16世紀的探險家相提并論,但實際上,這種類比顯得極為膚淺。太空旅行與當年麥哲倫所取得的成就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大航海時代的探險家們帶回了真金白銀、煙草和土豆等實實在在的財富。而月球的荒蕪本質,恰恰是人類半個多世紀以來再未涉足的最好解釋——那里連一顆土豆都種不出來。
與阿波羅計劃如出一轍,如今的阿耳忒彌斯計劃同樣以“人類與生俱來的探索需求”作為其合理性的外衣。該計劃的最終目標是在月球南極附近登陸,那里被認為可能存在水冰。
登陸點附近坐落著太陽系最大的撞擊坑——艾特肯盆地,它深深嵌入月球地殼,為研究月球的形成過程提供了直觀的地理樣本。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視線轉回地球的當下,普通美國人卻還在苦苦探索如何在沒有廉價醫療保障的情況下艱難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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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紀70年代關于美國宇航局預算的眾多辯論中,后來的紐約市長、時任國會議員愛德華·科赫曾坦言:“我無論如何也無法說服自己投票撥款去尋找火星上是否存在微生物,因為我深知,哈林區的公寓里還到處是老鼠。”參議員沃爾特·蒙代爾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指出:“在我們的許多國民仍在忍饑挨餓的時候,去啟動一個耗資如此驚人的項目,簡直是違背良知的。”
自尼克松以來的歷任美國總統都對此深表認同,他們普遍認為,地球上亟待解決的問題實在太多,根本無法為巨額的太空開支提供正當理由。唐納德·特朗普的出現打破了這一默契。外界認為,他總是無可救藥地被那些光鮮亮麗的政績工程所吸引,而幾乎沒有什么比載人航天更能博人眼球了。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或許期望能夠復制1969年登月時所激發的巨大愛國熱情。但考慮到當今美國社會嚴重撕裂的現狀,這似乎不太可能實現。退一步講,他或許只是將阿耳忒彌斯計劃視為一種政治手段,以此來轉移公眾對他面臨的無數麻煩的注意力。
在其成立以來的大部分時間里,美國宇航局一直被視為一個備受尊崇的公共機構,但這種形象是經過精心包裝的,且從未真正名副其實。該機構預算中有極大一部分被用于公共關系維護。可以說,美國宇航局的聲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人為的塑造。
像登月這樣的龐大項目,其背后的推手并非出于對科學的好奇心,而是一種功利的目的——為了給那些掌握財政大權的政客們留下深刻印象。本質上,美國宇航局就是一臺巨大的燒錢機器。正如阿波羅1號的大火和航天飛機的慘劇所表明的那樣,為了取悅沉迷于冒險故事的公眾,該機構冒了極大的風險。正是這種急功近利和盲目野心,直接導致了三起奪走17名宇航員生命的恐怖災難。
阿波羅計劃與阿耳忒彌斯計劃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但同時也存在著關鍵的差異。當年,肯尼迪刻意為登月項目營造出一種全社會共識的氛圍。利潤豐厚的合同被分散到全美50個州,以此讓民眾產生一種錯覺,仿佛每個人都參與到了這項偉大的登月事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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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的情況已大不相同,因為特朗普習慣于將利益輸送給他的政治盟友,對所謂的社會共識毫不在意。此外,肯尼迪時代正值經濟繁榮期,政府有充足的資金投入大型公共工程。
1961年,美國的國債僅為2890億美元;而今天,這一數字已經突破了37萬億美元。外界也不免擔憂,在國會監督職能被削弱的背景下,阿耳忒彌斯計劃恐將無法接受當年阿波羅計劃那樣嚴格的審查。考慮到美國宇航局在安全問題上屢有偷工減料的劣跡,這種監管缺失無疑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整個阿耳忒彌斯計劃都充斥著埃隆·馬斯克的影子。盡管最新的發射任務將使用美國宇航局的火箭,但隨著計劃的推進,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的星艦參與度將穩步提升。
馬斯克與特朗普之間交易的具體細節目前仍撲朔迷離,但有理由懷疑其中必然牽涉到某種利益交換。特朗普對太空計劃的狂熱,或許與馬斯克向其2024年總統競選活動捐贈的2.5億美元政治獻金脫不了干系。
雖然官方一直試圖讓公眾相信,如今的太空冒險是由私人資本驅動的,但事實卻是,太空探索技術公司迄今已獲得了170億美元的政府撥款,而未來的資金撥付預計將超過560億美元。
馬斯克聲稱,他計劃在2050年前將100萬人送往火星定居,而首批殖民者將于2030年抵達。他甚至描繪了一幅“地球化”火星的宏偉藍圖,計劃通過在火星兩極引爆核彈來釋放其中封存的二氧化碳,從而將其改造成類似地球的環境。他向公眾許諾,未來的火星將擁有完整的天氣系統、可呼吸的空氣、海洋、湖泊以及豐富的動植物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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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于:“這一切的意義究竟何在?”如果只需花費建造火星殖民地的一小部分成本,就能徹底解決地球上的環境危機,那為什么還要舍近求遠去火星建立定居點呢?
對此,馬斯克反駁稱,人類必須成為多行星物種,才能確保種族的繁衍與生存。“地球上總有可能發生一些不可預知的災難,”他表示,“恐龍不就已經滅絕了嗎!”不得不說,當馬斯克高談闊論太空計劃時,他的口吻簡直像極了一個沉迷于電子游戲的13歲少年。
事實上,航天工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兩面性。那些真正深刻改變了人類生活的偉大成就,大多發生在近地空間,且歸功于那些枯燥乏味的無人衛星。
無論是在通信技術、天氣預報還是情報收集方面的進步,都為人類社會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切實利益。決策者們卻依然對宇航員抱有一種近乎偏執的狂熱,固執地認為太空探索必須有一張“人類的面孔”。美國宇航局至今仍深信,能否吸引到足夠的資金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能否成功塑造出所謂的太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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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咬傷了我的妹妹內爾,”非裔美國詩人吉爾·斯科特-赫倫在1970年寫道,“但白人卻登上了月球。”阿波羅計劃在民間的受歡迎程度,從未像美國宇航局所粉飾的那樣高。
民意調查顯示,盡管公眾對具體的登月任務表現出了極大的支持,但當被問及是否贊成增加美國宇航局的預算時,支持率卻始終在50%以下徘徊。白人男性或許對阿波羅計劃趨之若鶩,但女性、有色人種和底層貧困群體卻對其高昂得令人咋舌的成本提出了強烈質疑。
外界有理由懷疑,一個通過向窮人征稅來反哺富人、并不斷削減基礎公共服務的總統,是否真的能夠激發起民眾對阿耳忒彌斯計劃的狂熱支持。對于這些荒誕的虛榮心作祟,以及對所謂國家威望的徒勞追求,美國民眾早已感到深深的厭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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