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首例社交媒體成癮案：孩子沉迷網絡，技術該負多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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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童年，還是侵犯自由？

這起備受關注的社交媒體成癮案由一位名叫凱莉（Kaley）的20歲女孩提起訴訟。負責辯護的律師是66歲的拉尼爾。當地時間3月26日，拉尼爾成功在法庭上說服陪審團認定Meta旗下的社交平臺Instagram和谷歌旗下的流媒體平臺Youtube故意設計成癮機制，導致凱莉產生抑郁癥狀和自殺念頭。

凱莉自述，她6歲開始使用Youtube，9歲開始使用Instagram,從未因年齡而遭遇任何形式的限制。“我把幾乎所有時間花在了社交媒體上”，凱莉表示。過度的社交媒體使用讓她不再和家人、朋友來往。對社交媒體照片中濾鏡的癡迷，讓她開始過度關注自己的外貌。10歲時，她出現焦慮和抑郁癥狀，后來更被確診為軀體變形障礙。在拉尼爾的辯護下，陪審團裁定，由于導致了這些嚴重的后果，凱莉應獲得來自兩大科技巨頭公司共計600萬美元的賠償金，因為Meta和谷歌的行為“存在惡意、壓迫或欺詐行為”。

該案的判決結果，被媒體認為是社交媒體與公眾關系的一個里程碑式事件。Meta方面表示，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是極其復雜的，不能簡單地歸咎于某個應用程序。但家長們的態度，卻幾乎是一邊倒地支持。許多家長聚集在法院外，對媒體控訴社交媒體對自家孩子的“所作所為”。英國網絡安全倡導者伊恩·羅素 (Ian Russell) 的女兒莫莉 (Molly) 于 2017 年因瀏覽有害網絡內容而自殺，年僅 14 歲。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專訪時，羅素表示，現在已經到了公眾與社交媒體關系的重要“轉折點”。

2024年，澳大利亞通過嚴格的社交媒體法案，禁止16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內容。2025年12月，該禁令正式生效。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一項針對全球30個國家的調查發現，有29個國家的多數民眾支持禁止14 歲以下的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只有德國持反對意見的受訪者更多。在社交媒體平臺對日常生活施以日益強大的影響力的今天，公眾的反思也在同步提升。在澳大利亞之后，法國于今年的3月31日通過法案，限制15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網絡平臺，印尼則于3月28日實施針對16歲以下人群的社交媒體禁令。

處在輿論中心的扎克伯格。圖源：Ryan Sun/AP

一直以來，這些限制舉措都不乏反對的聲音。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和公共知識組織（public knowledge）等團體都認為，類似《兒童在線安全法案》（KOSMA）將侵犯未成年人在線訪問和分享信息的權利，而這些權利是“能夠幫助兒童探索身份認同的重要資源”。在澳大利亞頒布相關禁令后，18歲的埃琳娜·米特雷夫斯卡作為年輕人的代表公開表示，這些舉措“非常虛偽”，因為它們“試圖徹底剝奪年輕人的網絡空間，而不是僅僅進行對話并嘗試解決這些具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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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技術對童年的威脅？

孩子成長出現問題，都應該怪罪給技術或者公司嗎？許多學者其實都提出過質疑。心理學家古爾內克·貝恩斯（Gurnek Bains）就認為，由于逆反心理的存在，徹底的社交媒體禁令往往會適得其反。當孩子在探索欲旺盛的年紀受到極大的約束，他們的欲望并不會消失而只是被抑制，最終會讓他們選擇更危險的替代品——就像曾經電子煙的禁令導致了更為猖獗的煙草黑市交易一樣。

凱莉的庭審中出現的交鋒，也呈現了這種復雜性。律師拉尼爾告訴Instagram的負責人亞當·莫塞里（Adam Mosseri），凱莉單日使用該平臺時長能達到16小時。莫塞里直接否認這可以論證凱莉使用社交媒體成癮。相反，他反過來認為，“一個青少年如果把一天的時間都用在社交媒體上，是很有問題的”。

美國心理學家、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講師蘇珊·林（Susan Linn）的新作《Who’s Raising the Kids?Big Tech,Big Business,and the Lives of Children》（中譯本《屏幕前的童年》）為這一問題的辯論提供了新的角度。在林看來，全球范圍內孩子們的童年都在面臨威脅，科技公司難辭其咎。但這些公司對孩子的影響并非僅僅依靠無限滾動頁面、算法推薦、“閱后即焚”這些成癮性設計。很多教育孩子的“慣例“，無形中也充當了社交媒體成癮的燃料。

《屏幕前的童年：科技產品、商業主義與我們的孩子》

作者: [美] 蘇珊·林 (Susan Linn)

譯者: 張英杰

版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引力

2026年4月

林十分精準地指出，社交媒體最大的威脅，在于讓孩子始終處在一個“侵入式”的信息環境里。對于孩子來說，一個能讓他在放松的狀態里玩耍的環境是相當稀缺的，這種環境嬰兒不會感覺到不安全，又有一定的欲望自由活動。“就像嬰兒既沒有被抱得太緊，也沒有被抱得太松”。精神分析學家溫尼科特（D.W.Winnicott）將這種環境稱作“抱持環境”（holding environment）。

與之相對的是“侵犯”（inpinging）環境。在這種環境中，人們不斷激起孩子的種種反應，比如很多人小時候都經歷過的，大人讓小孩“做做這個！”“笑一下！”等等。這種過于快速頻繁的需求，常常超出孩子的響應能力，使得他們沒有時間去嘗試自發地消化信息，并做出自主的行為。久而久之，孩子的自我認知、創造力、擺脫控制的主動性都可能受損——而這些，恰恰是日后憂心忡忡的成年人們在孩子手機成癮時發現的癥狀。

林還指出，當下社交媒體和各類APP應用的設計看似多樣，實則是讓多元的體驗均指向一種純粹追求獎勵的“付出-回報”邏輯。比如，線下搭樂高模型可能完全出自內心的好奇，但5歲的諾亞讓林一起玩的“樂高城市”（Lego City）賽車游戲最終的目的是積累積分兌換更“高大上”的虛擬物品。兩者的過程看似相似，但孩子使用動機的微妙差異，在林的眼中卻是一款設計是否容易致癮的分界線。

在林看來，由科技公司主導的一種商業化的文化力主將一種外在的、物質化的獎勵，塑造成為人們行為的主要動力。這種獎勵與社交媒體中的成癮設計是一致的，也摧毀了孩子們的忍耐力與專注力——但更重要的是，這種文化早已潛藏在父母教育孩子們的方式中。

如今，各國有關青少年社交媒體限制的相關法案陸續推出，一場家長向科技公司“搶奪童年”的戰役日益激烈。林的提醒意在說明，這場爭奪并不只能發生在法庭，更重要關注的“戰場”，發生在最微觀的日常生活中，家長們應該做一個好的榜樣——畢竟，作為孩子效仿的對象，成年人們的社交媒體癮一點兒沒小到哪里去。

對此，林在書中給出了一些非常切實的建議。比如，當家長在陪孩子時，自己忍不住掏出手機時，認真地給孩子解釋自己此時用手機的理由——林特別提醒，不要小看這些理由，起初它們也許冠冕堂皇，但帶給人的羞恥感，能很有效地降低大人們忍不住看手機的頻率。又如，盡可能合理地布局家中的空間，讓電子產品擺放的位置不要“過于重要”。在商業化文化之外，家長們還可以更多注重培養孩子的公共精神。在傳統節假日時，更多給孩子講講節日的文化淵源，而非只是去消費；平時帶孩子做公益，這些都有助于潛移默化地培養孩子們對商業化文化的警惕。

1. Campaigners welcome Meta and YouTube's defeat in landmark social media addiction trial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747x7gz249o

2. Why a social media ban for teenagers misses the point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a-social-media-ban-for-teenagers-misses-the-point-279492

3. How will bans on social media affect children?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how-will-bans-on-social-media-affect-children/

撰文/劉亞光

編輯/劉亞光

校對/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