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對北約的判斷是正確的；問題是，美國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當特朗普總統告訴《每日電訊報》，北約是“紙老虎”，美國退出北約“已成定局”時，外交政策圈一片嘩然。其實不然。

特朗普只是把五角大樓內部許多人多年來心知肚明的事實說了出來。令人驚訝的并非批評本身，而是華盛頓竟然拖了這么久才進行這場對話。

我對這個聯盟了如指掌。冷戰期間，我曾在美國陸軍擔任步兵軍官，駐扎在西德，負責起草應急計劃，以抵御蘇聯裝甲部隊的進攻，為可能永遠不會到來的增援部隊爭取時間。

后來，作為一名五角大樓戰略家，我與北約同行并肩工作多年，眼睜睜地看著這個聯盟不斷擴張，成員國不斷增加，卻悄然失去了曾經令其強大的清晰目標。

當時，沒有一個掌權者提出尖銳的問題：我們究竟在朝著什么方向發展？如今，我們正在承受這一切的后果。

霍爾木茲海峽事件揭穿了一切偽裝。當華盛頓呼吁北約盟國幫助重新開放這條全球約20%石油運輸的咽喉要道時，德國國防部長斷然說道：“這不是我們的戰爭，我們沒有挑起戰爭。”西班牙拒絕向我們提供領空和基地。

當布倫特原油價格飆升至每桶107美元以上，美國家庭加油站的油價飆升至每加侖4美元時，歐洲大部分地區卻袖手旁觀。

這些國家是我們根據條約有義務無條件保衛的國家。當我們要求他們做出任何回報時，得到的卻是沉默。

但北約成立于1949年，是為了保衛歐洲免受蘇聯侵略，而不是為了向波斯灣投射武力。盟軍在第一次打擊之前對伊朗行動一無所知。

華盛頓先采取行動，然后要求他們的支持。要求一個從未被告知情況的盟友跟隨你發動一場他們選擇的戰爭，然后又指責他們的猶豫是懦弱，這并非對可靠性的考驗，而是對服從性的考驗。這兩者截然不同，將二者混淆只會削弱原本合理的訴求。

北約成員國名單同樣值得仔細審視。北約已從最初的12個創始國發展到32個成員國，但這種擴張并非總是符合軍事邏輯。

冷戰后許多新成員國帶來的更多是政治象征意義而非實際戰斗力——這些小國兵力有限，軍隊也大多只是紙上談兵，它們加入聯盟并非因為能夠參戰，而是因為成員資格能帶來安全保障和歐洲認同感。

一個無法區分哪些成員真正具備戰斗力、哪些成員除了在簡報幻燈片上插一面旗幟之外毫無貢獻的聯盟，其信譽問題遠不止軍費開支比例那么簡單。

這些數字證實了言辭所掩蓋的事實。美國約占北約國防總開支的62%，是第二大出資國的數倍。

2014年，只有三個成員國達到了GDP 2%的承諾；預計所有32個成員國都將很快達到這一目標，并承諾到2035年達到5%。

在壓力下而非出于信念的情況下取得的進展，以及在壓力下做出的承諾，一旦壓力減輕，往往會有所減弱。

烏克蘭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自2022年以來，美國已向基輔提供了669億美元的直接軍事援助——這筆援助是烏克蘭生存的命脈——卻用于應對發生在歷史上最富裕的歐洲大陸上的沖突。這并非慷慨，而是雙方都不愿打破的慣例。特朗普的沮喪不無道理。

退出仍然是錯誤的答案。這需要國會的參與。沒有哪位總統會通過新聞稿就解除條約。更重要的是我們失去了什么。

北約是一個有缺陷的機構，它本身也是一項基礎設施。經驗豐富的指揮官不會因為基礎設施需要維修就將其摧毀，而是會進行修復。

解決北約問題意味著要毫不回避地直面所有三個問題。成員國標準必須反映軍事現實，而非政治理想。

無法組建可靠部隊或履行軍費開支承諾的國家，不應與那些能夠做到的國家享有同等地位。分擔責任需要切實執行——制定具有實際后果的可執行標準，而不是成員國可以置之不理、直到華盛頓惱羞成怒才采取行動的空想目標。

允許任何單一政府否決集體行動的共識規則必須讓位于聯盟結構，使有意愿、有能力的國家無需等待 32 個首都的一致同意（而這些首都對威脅的評估各不相同）。

這里存在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北約的建立是為了服務于美國的戰略利益，聯合國以及二戰后華盛頓構建并一直維持的大部分機構亦是如此。

這些機構如今是否依然如此？如果北約已淪為美國賴以維護歐洲安全的工具，而聯合國則成為一個對手限制美國行動而非推進美國利益的平臺，那么霍爾木茲危機就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個診斷性問題。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全面進行審查，而不是僅僅因為沮喪而威脅退出北約，而是要評估哪些戰后承諾仍然對做出承諾的國家有利，哪些承諾已經悄然變成了沒有互惠的義務。

根本問題不會自行解決。要么歐洲的北約成員國意識到，聯盟的存亡取決于它們是否愿意像伙伴而非附庸那樣行事——包括就哪些成員國能夠真正參戰進行坦誠對話——要么美國得出結論：維持“共同承擔責任”的假象代價遠高于徹底改變規則。

伊朗危機并非造成了這種選擇，而是讓這種選擇變得無法忽視。

接下來的問題在于，盟國首都是否會將此視為真正的轉折點，還是會拖延時間，等待美國的壓力減弱。歷史經驗表明他們會選擇拖延，但事關重大，他們承受不起拖延的代價。

我曾在這個聯盟中服役，那時任務明確，雙方都充滿信心。冷戰最終在富爾達山口一槍未發的情況下結束，因為威懾是實實在在的，而且我們這邊的每個人都相信我們是認真的。

這種信譽已經持續侵蝕了35年。特朗普并非造成這一問題的始作俑者。華盛頓一步步走向了如今的局面，一個接一個地回避棘手的問題。

這些問題——關于成員資格、使命、互惠以及這些機構是否仍然服務于創建它們的國家——如今都擺在了臺面上。比提問太晚更糟糕的，莫過于在找到正確答案之前就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