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明星秦漢父親孫元良：黃埔名將經歷傳奇，最后遺愿遷葬南京

1983年秋，臺北南京東路的一家小面館里，79歲的孫元良推開玻璃門，抄起抹布開始擦拭桌椅。街口行人匆匆，沒有人想到，這位身材消瘦、言語寡淡的老板，二十多年前曾率精銳第88師死守閘北，也曾因“廟行大捷”而名震上海。

順時針把鏡頭撥回到1904年10月，四川成都華陽縣，67歲的清末縣令孫世獻喜得晚子，為其取名元良。家道雖說不上大富，卻有讀書傳統。十四歲喪父后，孫元良遷居南京求學，自此與長江下游的風云際會結下不解之緣。

1924年，年滿二十的他考入廣州黃埔軍校第一期。那一年錄取名冊上寫著徐向前、陳賡、左權、胡宗南、杜聿明……日后東征北伐的將星，大半在此結義同窗。課堂上講授的“精忠報國”四字，被年輕學員們刻在寢室墻面，孫元良也在其中用小刀劃下一橫：日后不能負此誓。

畢業(yè)后，他跟隨東征軍輾轉粵贛閩。槍聲中迅速成長，從連長、營長一路升至旅長。1932年1月28日，淞滬抗戰(zhàn)打響，第5軍87師259旅奉命增援上海。日軍企圖奪取廟行鎮(zhèn)突破口，幾時交鋒，即被孫元良指揮的部隊以近戰(zhàn)扭斷攻勢，史稱“廟行大捷”。這是他第一次在報紙頭版留下名字，寶鼎勛章隨后而來。

功名伴隨危機。1934年，他接掌第88師副師長，又因管理軍餉不嚴被押往漢口。叔父孫震和軍政部長何應欽拿出六千銀元替他還賬，才把這位嫡系少壯撈出監(jiān)牢。風波看似平息，褒貶卻自此纏繞不休。

七七事變后，全國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1937年8月12日夜，孫元良押著隊伍潛入上海閘北。前鋒262旅剛踏上寶山路，便搶先占住八字橋、火車站等制高點。次日拂曉，槍聲在虹口炸開，淞滬會戰(zhàn)序幕由此拉開。262旅523團率先與日軍陸戰(zhàn)隊短兵相接，閘北城區(qū)瞬間成廢墟。88師堅守76天，兵員補充五次仍不抵損耗，陣地卻始終未被突破。“三月亡華”的狂言至此化為泡影。

戰(zhàn)局膠著時，孫元良抽調五二四團第一營死守蘇州河北岸四行倉庫，掩護大部隊東撤。他給營長謝晉元遞上一紙命令：“堅守倉庫、不計生還。”這是“八百壯士”真實來源。上海戰(zhàn)役結束，孫元良擢升第72軍軍長，但新的考驗隨即到來。

同年12月，72軍被調往南京。88師此時只剩約6000人，其中新兵近三分之一。面對兵力懸殊，孫元良依舊據守中華門直到彈盡糧絕；城破前夜，他率殘部突圍，經安徽、湖北輾轉抵達武漢。隨后因“棄城”罪名被撤職查辦，42天的羈押讓“逃跑將軍”的標簽掛在新聞紙上。多年后檔案解封，才證實是宋子文等人構陷，但流言已無法徹底抹平。

1949年冬，孫元良隨國民黨殘余部隊抵達臺灣，時年45歲。軍籍在身卻無閑錢，家中七個孩子飯碗要端穩(wěn)，他干脆在臺北開起面館。有人嘲諷“昔日將軍今日面攤”，他只是笑笑，“自己養(yǎng)活自己，有什么好丟臉？”

長子孫祥鐘從小見慣父親的寡言，成年后以藝名“秦漢”闖入影壇。1980年代，《庭院深深》《幾度夕陽紅》讓他成為兩岸最受歡迎的男演員。然而父親的戰(zhàn)爭歲月始終是一堵沉默的墻，他頂多得到一句四川腔的囑咐——“你去看書好咯”。

1995年，導演吳子牛籌拍《南京1937》。劇本送至秦漢手上，他讀完沉默許久，主動要求將酬勞減半。“我要拍這部戲，因為那是我父親一輩子的痛。”拍攝間隙，他常獨自坐在片場角落，在灰塵里想象父親當年絕望卻依舊迎敵的場景。

2015年，抗戰(zhàn)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活動期間，秦漢受邀重訪南京。站在雨花臺遠眺城墻時，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顧問孫宅巍告訴他，淞滬役后，88師萬人銳減至六千，其中兩千為未經過系統訓練的新兵。秦漢聽完長久無語，眼眶通紅，只吐出一句：“原來如此。”

同伴回顧那趟行程，說秦漢下榻酒店后把父親的老照片擺了一桌，一張張細看，直到凌晨仍未肯合眼。誰也不知他在想什么，也許是在試圖從照片里找尋那個面無表情卻步履堅決的背影。

2007年5月25日清晨，孫元良在臺北病房里合上雙眼，享年一百零三歲。彌留之際，他留下唯一的囑托：倘若有一日塵埃落定，希望能長眠于南京城外，離那段硝煙更近一些。

遺愿尚待實現。臺北那家小面館早已轉手，門楣褪色的匾額卻仍掛著——“成都味”。臨走前他把抹布折得整整齊齊，像在武漢被押時整理被褥一樣用力。軍人習慣，始終沒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