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入獄二十五載，無婚妻子分離十一載始終不離不棄

一個人，活了92年，其中將近25年是在牢里度過的。他沒有轟轟烈烈的革命履歷，沒有顯赫的政治頭銜。

沒有婚書，沒有承諾，就是等。他叫賈植芳。

1916年9月，山西襄汾，一個地主家的孩子呱呱墜地。

賈家在當地算得上殷實，到了賈植芳父親這一代，家業達到頂峰。按道理，這孩子該好好讀書，繼承家業，走一條穩穩當當的路。

但賈植芳偏偏不是這塊料。

他天生就不安分。父親趕集給他買回來的新課本，別在腰上，買一次丟一次。

課堂上淘氣，私塾里搗亂，家里人被他氣得沒轍。伯父甚至一度認為這孩子既不是讀書的料，也不適合守家，打算讓他跟著販賣鴉片的大舅去西北闖蕩。

這條路要是走了，賈植芳后來的一切，都不會發生。

是他母親攔下來的。她當著伯父的面跪下去，哭著說，要念兩個一起念，不念就全不念，不能只供老大不供老二。就這一跪，把賈植芳留在了學堂里。

留在學堂，才有了后來的所有悲劇，也有了后來的所有榮光。

這句話，他后來用整整一生去踐行，代價是25年的牢獄。

1932年，賈植芳考進北平一所教會學校，打下了扎實的英語底子。他的宿舍墻上掛著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馬克思的畫像。一個山西地主家的孩子，就這樣把自己改造成了一個滿腦子激進思想的青年。

1936年1月，麻煩來了。"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賈植芳卷了進去。北平警察局以"共產黨嫌疑犯"的罪名把他抓了。這是他第一次進監獄，那年他19歲。

進去之后，獄監給他吃跟刑事犯一樣的伙食。賈植芳不干，當場怒砸飯碗，大叫"我沒犯罪，不吃這個"，硬是讓看守所所長給他換了伙食。這件事后來傳出去，連"蔣委員長"都驚動了。

賈植芳就這樣被"發配"到了日本，帶著滿肚子的憤怒，和一顆停不下來的腦子。

在日本，他沒有消停。他結識了郁達夫、郭沫若等人，思想越發激進。日本警察對他從暗中監視變成明目張膽地搜房。就在日本也待不下去的時候，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他回國了。

這封信，后來要了賈植芳將近12年的自由。

回國之后的賈植芳，沒有停下來。

他還干了一件膽大包天的事——利用翻譯工作之便，屢次掩護共產黨人和進步青年奔赴延安。事情敗露，他不得不出走重慶。

到了重慶，他給胡風寄了一篇稿子，但信里沒寫報館的名字。胡風愣是跑遍了重慶大大小小的報館，滿頭大汗地把他找到了。這個細節，賈植芳后來一提再提，每次都感慨——這個人，是真朋友。

1942年11月，賈植芳與任敏結合，成了夫妻。沒有婚書，沒有儀式，兩個人就這樣住到了一起。任敏是商賈人家的小姐，傾慕賈植芳的才氣，放棄了自己的生活，來到黃河邊的民房與他同住。

沒過幾個月，第二次牢獄之災就來了。

1945年初，賈植芳在徐州從事抗日策反，被日偽警察拘捕。他關在里面，每天兩頓，玉米窩窩頭加咸菜。三個月后，日本宣布投降，他出來了。

出來沒多久，換了天下，國共內戰打起來，上海的氣氛越來越緊。

1947年9月，第三次入獄。

這一次，國民黨中統特務把他押進了亞爾培路（今上海陜西南路）二號監獄。審訊的人告訴他，只要帶他們去抓胡風，或者把胡風的住址說出來，立刻放人。

賈植芳拒絕了。特務又要他在《中央日報》上發表"反共宣言"。他還是拒絕了。

一年零三個月，他就這樣坐在里面，什么也沒說。最后是胡風托人保釋，他才出來。出來那一刻，他已經在三間監獄里合計待了將近三年。

他錯了。最長的那次，還沒開始。

1955年，胡風案爆發。這場運動波及2000多人。胡風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頭目"，與他有往來的人，一個個被牽連進去。賈植芳名列其中，被認定為"骨干分子"。

當局找到賈植芳，要他檢舉揭發，要他與胡風劃清界限。賈植芳坐在那里，沒有動。

這句話，讓他從"可以挽救的人民內部矛盾"，直接變成了"敵我矛盾"。原本也許只是隔離審查，就這樣變成了長達11年的煉獄。1966年3月，法院正式宣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干分子"，有期徒刑12年。

賈植芳進了提籃橋監獄。

賈植芳入獄后第三天，任敏也被關押起來。單位領導要她立刻與丈夫離婚，劃清界限。任敏拒絕了。于是她被關押了16個月。出來之后，1959年又被流放青海，去當小學老師。沒過幾個月，再度被收押進看守所。

就因為她是賈植芳的妻子，這個罪名夠她反反復復被關好多次。

1962年，任敏從看守所出來，四處打聽不到丈夫的消息。她做了一個決定——回到賈植芳的老家山西去當農民。這樣，既能替丈夫照顧公婆，盡一份孝，也讓丈夫出獄后能更容易找到她。

回到山西，她就開始等。一年又一年。

等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等的那個人還在不在。

任敏不知道賈植芳有沒有活著。

于是她做了一件事。她多方打聽，找到了賈植芳關押的監獄地址，寄出了一個包裹。包裹里，是一雙黑面圓口的布鞋。鞋子里面，藏著四顆紅棗，四顆核桃。

就是這八樣東西。紅棗和核桃，是山西老家代表吉利的信物。賈植芳打開包裹的那一刻，懂了。妻子還活著。她回到山西了。她在等他。

在那個什么都不能說、什么都無法確認的年代，兩個人隔著千里，靠四顆紅棗和四顆核桃傳遞心意。除了這兩個人，再找不出第二對。

胡風后來在獄中寫了一組古體詩，專門懷念賈植芳，用"大笑嗤奸佞，高聲論古今"來形容他，用"懷君懷炸藥，著火石無強"來表達對這位老友的敬佩。

11年過去了。

賈植芳出獄，終于給任敏寫了第一封平安家書。他在信里反復強調一句話——生命是首要的。他叮囑她吃飽穿暖，注意身體。還在信里提到莊子說的那句"涸轍之鮒，相濡以沫"，要兩人各自努力，爭取早日團聚。

書信傳情，終究抵不過見面。任敏花了整整一年，湊夠了路費，獨自坐火車去上海找他。走進那間屋子，等到賈植芳推門進來，她憋不住了，叫了一聲——植芳，我來了。

這是分開11年后，兩個人說的第一句話。"我來了"，三個字，勝過了所有語言。

有人問他為什么要這么拼。他嬉皮笑臉地說，既然活在世上要消費，為了付飯錢，得替這社會做點力所能及的事。玩笑話背后，是他從未熄滅的知識分子的責任感。

1997年，任敏病了。腦中風，送進醫院，住了半個月，以為穩住了，回到家，又倒下去，高燒不退，時不時抽搐。

賈植芳在病床邊守著，握著她的手。他說，以前是別人整我們，我們沒辦法。現在不一樣了，我們不能被自己打倒。

任敏沒有說話，只是悄悄流了淚。

醫院同意任敏回家休養的時候，賈植芳不請保姆，一切親力親為。那年他已經年過八旬。每天早起買水果，看著任敏吃完，睡前去摸她的額頭，輕聲說"任敏不要怕，咱們回家了"，確認一切正常，才肯去睡。

這樣的日子，重復了整整五年。

2002年，任敏走了。她走了之后，賈植芳保留著她的房間，一切原樣。因為任敏愛喝酒，他每天為她倒上一小杯，擺在那里。

有人問他有什么愿望，他想了想，說——能不能讓任敏再醒過來，好好再過一陣子？這句話，比任何詩句都重。

2008年4月24日，賈植芳在上海第一人民醫院病逝，享年92歲。病床邊，伸手夠得到的地方，全是書。

四次牢獄，二十五年。

他沒有在里面妥協過一次，沒有出賣過任何一個朋友。他有機會買回自己的自由，代價是說幾句話，寫幾個字，但他一次也沒有開口。

信念、朋友、愛人，這三樣東西，他一樣都沒有丟。

賈植芳不是什么傳奇人物，他沒有叱咤風云，沒有運籌帷幄，他就是個寫字的。但就是這個寫字的，用整整九十二年，寫出了一個字——人。

而且，寫得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