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持續清算日戰犯，歷史罪責永不遺忘！日本28人被列為戰犯

4月1日，扎哈羅娃在例行記者會上宣布，俄聯邦總檢察院于今年1月至3月正式通知撤銷此前對28名日本公民的“平反”決定。注意措辭——“撤銷平反決定”，而不是簡單地“認定戰犯”。俄方此前承認過這些人不是戰犯，現在收回這個認定，說明俄羅斯在這個問題上做足了程序功夫。

這28個人的問題性質是什么？根據俄方公布的信息，他們在戰爭期間參與了針對蘇聯的破壞和間諜活動，并且準備發動細菌戰。其中一人在1940年至1943年在關東軍731部隊服役，從占領區綁架平民當作人體實驗對象；另一人在關東軍100部隊擔任實驗員，參與培養鼻疽桿菌，1945年8月將這些細菌用于感染蘇聯紅軍部隊的戰馬，在蘇聯領土上傳播疫情。

扎哈羅娃特別強調，這些罪行“沒有訴訟時效限制”，對所有犯罪者的法律程序“仍在進行中”。這句話的信息量不小——它意味著俄羅斯沒有把這件事當作歷史紀念活動來處理，而是在按照現行法律框架運作。俄聯邦總檢察院的介入、法院判決和監督機構的復核審定，說明這是一套完整的司法程序。

值得一提的是，這不是俄方第一次公布戰犯名單。今年1月2日和30日，扎哈羅娃已經分別公布了兩批名單，合計34人。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批名單的總數與4月1日公布的28人存在出入。這中間的技術解釋可能是：俄方在1月公布了初步名單，1月至3月間走完了撤銷“平反”決定的全部法律程序，最終在4月1日宣布的是走完程序后確認的28人。不管具體數字如何，俄方在這個問題上的推進節奏是有章法的：1月預熱、3月收尾、4月官宣，整整一個季度的法律操作周期。

伯力審判的遺產為什么現在拿出來用？

二戰結束后，同盟國對日本戰犯進行了一系列審判。最著名的當然是東京審判，但東京審判有一個巨大漏洞——美國主導下，細菌戰罪行沒有被納入起訴范圍。731部隊長官石井四郎不僅沒被追究，反而因為向美國交出細菌戰研究成果，換來了一紙免訴書。美國當時從蘇聯手里拿到了石井四郎等人的審訊請求，直接拒絕了。

蘇聯對此很不滿意，于是單獨搞了一場審判。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蘇聯在遠東伯力城——也就是今天俄羅斯的哈巴羅夫斯克——組成軍事法庭，對12名日本細菌戰犯進行了公開審判。被告包括關東軍最后一任總司令山田乙三大將、醫處長梶冢隆二中將、獸醫處長高橋隆篤中將、731部隊生產部長川島清少將等。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次針對細菌戰戰犯的公審。

這場審判的實質意義是什么？當時蘇聯審判結束后，政府向中國、美國、英國發出照會，提議召開“第二次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包括裕仁天皇在內的剩余戰犯。美國政府發表聲明，拒絕蘇聯的照會，并竭力為細菌戰犯辯護。美國人需要日本細菌戰的科研成果，所以選擇了包庇。

于是，伯力審判成了戰后國際審判體系中一塊被刻意遺忘的歷史切片。在冷戰的鐵幕下，這塊切片被封存了幾十年。現在俄羅斯把它重新拿出來，不只是為了說“看，你們當年放過的人，我們記得”。更關鍵的是，俄羅斯近年來解密了伯力審判相關的檔案材料，包括庭前審訊記錄和庭審錄音。據記載，這些檔案分散保存在俄羅斯14家檔案館中。

新解密的檔案意味著俄羅斯手上關于日本戰犯的舉證材料在持續更新，而不是停留在1949年的老材料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瓦列里·基斯塔諾夫指出，俄羅斯在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審判中掌握的關于日本細菌戰的檔案材料，是國際學界公認的最完整、最權威的證據來源，遠超美國通過交換獲得的碎片化情報。這些檔案的持續解密，為俄方在法律層面推進追責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彈藥。

所以俄方說“罪行沒有訴訟時效限制”，是有法律依據和歷史材料支撐的實打實的立場。這套邏輯一旦確立，日本政府面臨的將不只是道義層面的譴責，而是一套可以持續啟動的法律程序。

但如果只從歷史和法律角度理解這件事，就只看到了一半。這次宣布戰犯認定的時間點，與一系列事件形成共振。

首先是日本新版教科書問題。扎哈羅娃在發布會上同時批評了日本新版教科書，指出教科書擴充了日方對南千島群島的主權聲索內容，卻“幾乎完全沒有提及日本軍國主義在20世紀上半葉犯下的戰爭罪行”。她直接點名日本當局“剝奪年輕一代了解歷史真相的權利，并向他們灌輸復仇主義思想”。俄方的判斷很直接——日本新版教科書是對二戰結果的系統性質疑，是對雅爾塔體系和《波茨坦公告》等戰后國際秩序的暗中挑戰。

再看軍事層面。就在戰犯認定消息發布的前一天，3月31日，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宣布已在熊本縣和靜岡縣部署了具備“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遠程導彈。其中“25式地對艦導彈”射程約1000公里，“25式高速滑翔彈”射程數百公里，均遠遠超出日本自衛隊“專守防衛”的范疇。扎哈羅娃對此的表態是：日本“一步步走的都是危險的再軍事化路線”，“后果不堪設想”。俄羅斯副外長魯堅科更早之前就已警告，日本正沿著“再軍事化”的危險道路一意孤行，如果后續舉動對俄羅斯遠東邊境構成威脅，俄方將采取相應反制措施。

中方的反應，是理解這件事不可忽略的一個維度。1月8日，當俄方宣布將繼續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罪行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高度贊賞俄方捍衛歷史真相的正義之舉”。毛寧特別提到，多名日本現職領導人曾參拜靖國神社，“對甲級戰犯頂禮膜拜”，軍國主義流毒“正在成為威脅亞洲和世界和平穩定的新風險”。

這段話的措辭值得逐字琢磨。“正在成為威脅亞洲和世界和平穩定的新風險”——這不是泛泛的批評，而是將日本的右翼動向提升到了地區安全威脅的高度。緊隨其后的那句更關鍵：“若日本右翼勢力執意倒行逆施，一切主張正義的國家和人民都有權利對日本的歷史罪責進行再清算”。“都有權利進行再清算”，這等于直接為俄羅斯的戰犯認定行動提供了法理背書。

從戰略層面分析，中俄在這個問題上的利益高度重疊。對中國而言，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介入姿態和修憲擴軍意圖是直接的安全威脅；對俄羅斯而言，日本在俄烏沖突后對俄實施多輪制裁，并試圖在遠東問題上向莫斯科施壓，同樣是不可接受的行為。當這兩個大國在“清算日本歷史罪責”這個議題上形成合力，日本面臨的國際壓力就不僅僅是外交層面的，而是具有制度化和機制化的趨勢。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對俄羅斯未來的行動方向作出幾點判斷。

第一，戰犯認定會是持續性行動。俄方明確表示“對所有犯罪者的法律程序仍在進行中”，這意味著后續還會有更多人被納入追責范圍。俄聯邦總檢察院已經完成了第一批28人的程序操作，這套操作流程既然走通了，完全可能復制到更多人身上。

第二，教科書問題和戰犯認定會被綁定使用。日本教科書每幾年審定一次，俄方完全可以在每次審定周期中同步推進戰犯追責，形成“你改一次教科書，我推一批戰犯名單”的聯動機制。這種聯動不僅體現在時間上，還體現在敘事上——教科書歪曲歷史，說明日本沒有反省，所以戰犯追責正當且必要。

第三，俄羅斯可能在國際層面尋求更多支持。伯力審判的歷史檔案是俄羅斯的獨有資產，俄方可以通過公開更多檔案材料，吸引更多國家和學術機構的關注，將“對日歷史清算”從一個雙邊議題轉化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國際議題。特別是在東京審判80周年（2026年）這個時間窗口，俄羅斯完全可能借勢推動更大的國際討論。

俄羅斯重啟對日戰犯清算，在法律、歷史和地緣政治三個層面同時發力。法律層面，以“罪行沒有訴訟時效”為依據，啟動司法程序重新認定戰犯身份；歷史層面，以伯力審判檔案為核心證據，對日本未被清算的細菌戰罪行進行系統性揭露；地緣政治層面，將戰犯追責與日本教科書問題、再軍事化進程、領土聲索進行捆綁，構建了一套完整的對日施壓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