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9歲發作癲癇，28歲上刑場，最后因筆筒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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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12月22日，一個28歲的青年和另外23名同案犯，在被關押了8個月后，被押赴刑場，準備行刑。

在刑場上，死刑犯們被分組執行，每3人一組。第一組的3個死刑犯被槍決后，輪到第二組了，這個青年正在第二組里。

檢察員宣讀了死刑判決書后，劊子手按照慣例，將鋼劍在死刑犯們的頭頂折成兩半，再給他們換上白色尸衣，然后把他們綁到行刑柱上。

行刑官一聲令下，執行槍決的士兵們便舉起槍，瞄準了第二組的3個死刑犯。下一步，就要扣動扳機，發射子彈了。

正在這千鈞一發之際，沙皇的一名侍官騎著戰馬飛奔而來，帶來了沙皇的赦免令。青年很意外，原本繃緊的神經一下子放松下來，這可真是死里逃生。

其實，沙皇原本就沒想殺他，只是想用這種假槍決的方式，來給他制造極端的心理壓力，讓他嘗嘗亂說話的后果。

死刑雖然赦免了，但“活刑”還是要受的。青年被改判為流放西伯利亞，服苦役4年，然后去服兵役6年。

3天后，這個青年被戴上10多斤重的鐵鐐，坐上一輛無篷馬車，在漫天風雪中，去往西伯利亞服苦役。

那時，沒有誰想到這個青年日后會成為俄國的大文豪，會跟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并稱為“俄羅斯文學三巨頭”，會對俄羅斯文學產生重大影響。

這個青年便是俄國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下面我們來說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故事，看看他到底說了什么，會把自己送上刑場。

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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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11月11日，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簡稱陀氏），出生于俄國一個普通家庭。

陀氏的父親是一名醫生，在瑪麗亞貧民醫院里工作，他喜歡酗酒，經常喝得爛醉如泥。陀氏的母親是個家庭婦女，出身于沒落的貴族，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們夫妻倆都有宗教信仰，都是虔誠的東正教信徒。

父母一共生了7個孩子，陀氏排行老二。因為家里孩子多，又加上父親酗酒，所以家里的經濟條件并不好，父母還經常吵架。

1828年，陀氏的父親獲得了世襲貴族的稱號，家里的經濟條件好轉了一些，父親就在圖拉省購置了房子，然后一家人搬去圖拉省居住了。

1830年，9歲的陀氏突然有一天身體抽搐，意識模糊，口吐白沫。父母把他送到醫院后，經過檢查，確定他患有先天性癲癇病，這病后來伴隨了他一生。

1834年，陀氏進入莫斯科契爾馬克寄宿中學讀書。雖然他家有貴族頭銜，但家里經濟條件很差，所以他在同學中感到很自卑，不愿意跟人交往，只能埋頭讀書，讀了很多文學書籍。

1837年，陀氏16歲時，母親因為肺結核而去世，陀氏和家人都很悲傷。

一年后，陀氏中學畢業，父親把他和一個弟弟，同時送進了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陀氏學習數學。

陀氏在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讀了一年后，父親也去世了，死因不明。有人說他喝醉后，沖一個農奴病人發脾氣，農奴一怒之下，給他灌伏特加，結果他被灌死了；也有人說他是因為酗酒，突然生病死的。

但不管是哪種死法，陀氏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從此無父無母，成孤兒了。

陀氏在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讀書期間，獲得了工程兵中尉的頭銜。畢業后，他去工程部制圖局工作，他一邊當繪圖員，一邊寫作，給報社投稿。

工作了一年，陀氏離職了。因為他執愛文學，想專門從事文學創作，靠稿費維持生計。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刑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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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在報社編輯涅克拉索夫的鼓勵下，陀氏發表了書信體小說《窮人》，一舉成名，他成為文壇新星。

1847年，俄國作家果戈理發表了《與友人書簡選》，他在書中支持東正教傳統和農奴制度等，批評啟蒙思想、理性主義和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

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不贊成果戈理的觀點，就寫了《給果戈理的一封信》來進行駁斥。

陀氏看到《給果戈理的一封信》后，非常贊成別林斯基的觀點。

1849年4月23日，陀氏去參加彼得堡拉舍夫斯基的小組活動時，朗讀了這封信，結果被當局知道了。于是，陀氏被扣上反對沙皇統治的帽子，當局把他逮捕了。

法院審理后，判處陀氏死刑，所以在1849年12月22日，陀氏被送上刑場。但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陀氏被赦免了，然后被送去西伯利亞鄂木斯克監獄服刑。

監獄里的條件非常惡劣，陀氏要沒日沒夜地干活，吃的是發霉的面包，喝的是臟水，還要不斷忍受獄警和其他囚犯的毆打。在這樣的條件下，陀氏的健康狀況急速惡化，癲癇病頻繁發作。

這段經歷，多年后陀氏寫成了筆記小說《死屋日記》，“死屋”便是指“鄂木斯克監獄”。當時的沙皇，讀了這部小說后，也感慨得掉下眼淚。

在鄂木斯克監獄苦熬了4年后，陀氏去西伯利亞軍營服兵役，條件比在監獄里好一些了。

陀氏的上司伊薩耶夫有個上小學的兒子，伊薩耶夫讓陀氏在服役的同時，幫他兒子輔導功課。于是，通過輔導功課，陀氏跟伊薩耶夫一家建立了良好的關系。

這期間，陀氏不斷反省自己，覺得自己前面的很多思想都是錯誤的，所以他跟父母一樣，也篤信東正教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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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伊薩耶夫被調去庫滋涅茨克任職，陀氏便跟他一起去了，然后在庫滋涅茨克繼續服役。

在庫滋涅茨克，陀氏認識了寡婦瑪利亞?德米特里耶芙娜，兩人相處了沒多久，便結婚了。

婚后，瑪利亞生下了陀氏的第一個孩子，是個男孩，陀氏很高興。可沒過多久，孩子就夭折了，后來瑪利亞沒再懷孕。

孩子的夭折，再加上夫妻倆沒多少共同語言，又很貧窮，所以陀氏和瑪麗亞的感情并不是很融洽。

1859年年底，陀氏結束服役，終于重獲自由，并且重新獲得了發表作品的權利。

1860年，陀氏帶著瑪利亞回到圣彼得堡。為了生計，他和哥哥創辦了雜志《當代》和《時報》。

在雜志上，陀氏表發了“根基論”。

所謂“根基論”，是指應扎根于俄羅斯的民族傳統和人民之中，反對全盤西化。這一思想，后來在陀氏的長篇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進一步闡述了。

1861年，陀氏發表了長篇小說《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這部作品既有他前期對社會苦難的描寫，又有后期對宗教和哲學的探討。

陀氏長期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深知底層人民的痛苦和艱難，所以他的作品特別能打動勞苦大眾，引起共鳴，深受勞苦大眾喜歡。

陀氏原以為日子就這么過著，生活安定了。可安定的日子沒過幾年，陀氏的人生又發生重大變故了。

1864年4月15日，瑪麗亞因病去世，陀氏成了鰥夫。隨后，在同一年里，陀氏的大哥也因病去世。

原本陀氏和大哥一起辦雜志，現在大哥去世了，他一個人沒法繼續辦下去了，債主紛紛找上門來。而且，大哥有4個孩子，大嫂是家庭婦女，沒有經濟來源，所以他得要贍養大嫂和撫養4個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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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主們幾乎天天上門討債，他們揚言，如果陀氏不還錢，他們就要把他送進監獄。曾經坐牢的經歷，讓陀氏對坐牢充滿了抗拒和恐懼，他幻想著能一夜暴富。

可如何一夜暴富呢？陀氏想到了賭博。

于是，陀氏去賭博了，賭得昏天黑地。結果不僅沒贏到錢，反而債臺高筑，日子更艱難了。

1866年，為了躲債，陀氏不得不逃去歐洲，否則債主真要把他送進監獄了。

到歐洲后，陀氏給朋友發電報，希望朋友能幫助他。為了發這封電報，他還當掉了自己最后一條褲子，否則他沒錢支付發電報的費用。

朋友給他介紹了一個出版商，出版商答應可以給他預付稿費，但他得要在半年內寫出一部高質量的長篇小說。

這時，陀氏正在寫小說《罪與罰》，這本小說已經跟別的出版商約定好交稿時間了，他沒法再抽時間出來寫另一部小說。

朋友便給陀氏介紹了速記學校的學生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斯尼特金娜。

在安娜的協助下，陀氏只用了26天時間，便寫出了小說《賭徒》，《賭徒》的素材都來源于他自己的真實經歷。

后來，這部《賭徒》被文學界公認是對賭徒心理描寫最精彩的小說之一。

合作完《賭徒》后，安娜沒有離開，她被陀氏的才華深深吸引住了，所以繼續給陀氏當助理。陀氏也離不開安娜了，安娜是他的得力助手，是左膀右臂了。

于是，兩人在朝夕相處中，日久生情了。

《罪與罰》和《賭徒》的出版，讓陀氏還清了債務，他終于不用為債務而東躲西藏了。

1867年2月15日，46歲的陀氏和21歲的安娜結婚了。

從此，安娜既是陀氏的妻子，也是陀氏的助理、管家、伙伴和知音等，安娜幫他謄寫原稿，校對稿子，跟出版商交涉等。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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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4月，新婚的陀氏帶著小嬌妻安娜去德國蜜月旅行。他們去的第一站是德國的德累斯頓，當經過德累斯頓的賭場時，陀氏的賭癮又冒出來了，便一頭扎了進去。

在賭場里，陀氏又賭得昏天黑地，把新婚妻子忘得一干凈。在一番豪賭之后，陀氏輸得血本無歸，又被打回窮光蛋了。

輸光錢后，陀氏的癲癇病也發作了，這次發得格外嚴重。

隨后，陀氏又患上了痔瘡、神經失調、胃病、支氣管火、肺氣腫等疾病，這些病跟當年他在西伯利亞服苦役時落下的病根有關。

陀氏的健康狀況出問題后，他終于戒掉了賭癮，不再去賭博了。后來在安娜的幫助下，他又寫出了《白癡》、《群魔》、《少年》和《卡拉馬佐夫兄弟》等多部長篇小說。

安娜先下生下了4個孩子，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可惜只有一兒一女成年，另外一兒一女夭折了。

1881年2月9日，陀氏在書房里寫作時，不小心碰倒了書桌上的筆筒，筆筒就掉到地上，滾到了柜子底下。

陀氏去搬開柜子，想要把筆筒找出來。在搬的過程中用力過度，導致大腦中血管爆裂，陀氏就摔倒在地上了。

安娜發現后，馬上扶他去床上，并請來醫生。可病情急速惡化，醫生根本無能為力。

就在摔倒的當天，陀氏臨終時，握著安娜的手，說：“記住，我一直熱烈地愛著你，從來沒有對你變過心，甚至連這樣的念頭都沒有。”

安娜流著淚，因為陀氏篤信宗教，她就為陀氏朗誦《圣經》。在安娜的朗誦聲中，陀氏永遠地閉上了眼睛，終年60歲（虛歲）。

2月12日，在圣彼得堡陀氏的葬禮上，數以萬計的民眾自發來送他，送走這位19世紀俄羅斯最重要的文學家之一。

2021年，我國法學博士羅翔，在一次訪談中說：要愛具體的人，不要愛抽象的人。

很多人以為這話是羅翔說的，但其實是陀氏說的，陀氏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原話是：要愛具體的人，不要愛抽象的人；要愛生活，不要愛生活的意義。

陀氏還說過：我只擔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難。

生活不容易，愿我們每個人都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難，愿我們受過的每一份苦難，都能獲得應有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