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流人：用苦難鋪就文化北遷之路

（來源：遼寧日報）

轉自：遼寧日報

《清代東北流人文獻集成》收錄珍稀文獻200余種，季開生的《戇臣詩稿》收錄在第四輯中。

本報記者 劉臣君

核心提示

“南國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遼陽。”清代詩人丁介《出塞詩》中的這兩句，集中呈現了清初東北流人史上最為突出的歷史現象：大批來自江蘇的文人士子、官宦士人被清廷流放至遼寧、黑龍江，以尚陽堡、寧古塔、盛京、遼陽為主要戍所。這一群體規模之大、文化層次之高、影響之深遠，在中國古代流放史與文化傳播史上均屬罕見。

流人離開故土、遠赴絕塞，個人命運多陷困頓，但這批江南士人以被動的方式，完成了一次由南向北、由中原腹地向東北區域的文化輸入。記者就此采訪了《清代東北流人文獻集成》主編、遼海出版社副總編輯徐桂秋，清史研究專家、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廖曉晴。

江南士子的東北流放路

流人是古代法制與邊疆政策形成的特殊群體。清承明制，清初撰修的《大清律例》基本上是依據《大明律》刪削增補而成。“流”在清代五刑中僅次于死刑，《大清律例》定義為：“流者，謂人犯重罪，不忍刑殺，流去遠方，終身不得還鄉。”

徐桂秋介紹，清廷向遼寧遣發流人，始于皇太極天聰七年，清政府將俘獲漢人發往尚陽堡；清軍入關后，又將大批罪犯發配至此，盛京、尚陽堡、遼陽逐漸成為遼沈地區流人聚居中心，僅順治、康熙兩朝，發往尚陽堡的流人及家屬即達數千人。

廖曉晴在研究清初遼寧流人群體時發現，江南士子文化層次高、影響大，獲罪原因相對集中：一為科場案，二為直言諫諍，三為朝堂黨爭，四為涉南明與文字之獄。

科場案的處理，可以說是清初給文人們留下的“殺威棒”之一。廖曉晴說，如順治十四年（1657年）的丁酉北闈科場案，李振鄴等7人被斬首，陸慶曾、孫旸、張恂、張天植、張繡虎等人及其家屬于同年被流放到尚陽堡。同年又爆發了規模更大的丁酉南闈科場案，正主考官方猶和副主考官錢開宗皆因“納賄作弊”而被斬首，涉嫌舉人吳兆騫、方章鉞等人翌年被流放到寧古塔。

尚陽堡作為遼寧地區最大的犯人流放地，也是清初與黑龍江寧古塔齊名的兩個國家級最大的犯人流放地之一。廖曉晴說，該地位于今開原市以東約9公里處的清河水庫。上世紀中葉興建水庫后，古城尚陽堡遺址便淹沒在清河水庫的萬頃波濤之下，潛水員在水下依稀可以看到當年的遺存。

江蘇泰興的季開生便被流放至此。廖曉晴說：“季開生是順治十二年任兵科右給事中，因諫阻清廷派太監赴江南采買秀女，被以‘肆誣沽直’罪名流放至尚陽堡，成為清初直言獲罪流徙遼寧的典型。”

徐桂秋自2013年起擔任《清代東北流人文獻集成》的策劃、主編，截至2024年，《清代東北流人文獻集成》已出四輯45冊，收錄珍稀文獻200余種，季開生的《戇臣詩稿》收錄在第四輯中。

徐桂秋介紹，季開生在順治十六年卒于尚陽堡的戍所，年僅33歲。在他的詩稿中留下了對艱苦生活的記述：“巖風易結杯中雪,炕火難融被上霜。”

因丁酉科場案被謫戍尚陽堡的江蘇士人孫旸，也在《開原》詩中寫道： “黃龍塞北是開原，木葉山前戰壘存。 城內草深饑虎嘯， 百花如錦亦銷魂。”

如果說科場蒙冤、直言獲罪是個人命運的悲劇，那朝堂黨爭帶來的則是整個家族的沉淪。江蘇吳縣才女徐燦，因任弘文院大學士的丈夫陳之遴卷入黨爭獲罪，全家被迫踏上流放之路。徐桂秋介紹：“徐燦為明末清初著名女詞人，與李清照并稱‘詞壇雙絕’，順治十二年隨夫流放盛京7年，詞風由清麗轉為沉郁，家國之痛與身世之悲盡入筆端。”曾經的拙政園風雅，轉眼變成邊塞風雪，一代才女的半生，就此隱入盛京塵煙，直至陳之遴病逝，她才得以重返江南。

還有一種流放，是因心懷明朝、筆墨生情而招致的文字之禍。浙中通海案、《南山集》文字獄等，皆將江南士子成批遣戍東北，再無歸期。

從云端跌落泥沼的命運轉折，在清初的流人群體中，比比皆是。

苦難鑄就的文化傳播

為了在天寒地凍的遼寧生存下去，江南流人在戍所以講學、著述、傳藝、行醫等方式，將江南文化體系與實用技術傳入遼寧，推動當地教育、文學、藝術、醫療、生產技術全面發展。

廖曉晴說：“那些因文字獄、科場案而流放的考官和知識分子們，往往博學多聞，在‘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儒家思想影響下，這些文化流人忍辱負重，積極進取，他們或著書立說，或聚徒講學，或興辦詩社，或協助地方編纂志書，將先進的中原文化傳播到當時相對落后的遼寧乃至整個東北地區，同時也在戍所體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徐桂秋介紹，順治、康熙年間發往盛京、尚陽堡的流人中，僅江蘇一省可考者即達數百人，構成流人群體的核心層。這批人多為進士、舉人、官員、文人、書畫家、醫者與技術專才，攜完整知識體系與生活方式進入遼東，在貶謫境遇中仍承擔起文化傳播的使命。

徐燦是流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女性文人。著名詩人納蘭性德曾評價她是“南宋以來，閨房之秀，一人而已”。她的詩詞風格在流放前后發生了巨大轉折。

“雨窗閑話，嘆浮生何必，是今非昨。幾遍青山酬對好，依舊黛眉當閣。”這是徐燦夫婦寓居杭州時，雨后同游西湖的唱和之作，雖然有女性詞人的感傷，但待到她真正流放到盛京，“霜冷長河，云深絕塞，夢里歸程杳”等句，才將身世之感、家國之思與邊塞之景融為一體，直接提升了清初遼東文學的審美品格與藝術高度。

徐桂秋評價，徐燦的《拙政園詩集》《拙政園詩馀》，在明末清初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詩風承繼李清照，又融入時代滄桑與個人遭際，與納蘭性德等人的詞風相互輝映。

在結社唱和方面，流人將江南文人雅集、結社賦詩的風尚帶入遼寧，改變了當地的文化格局。最具標志性的事件，是詩僧函可組織的冰天詩社。函可因私撰明史獲罪流放盛京，以其不屈品格與淵博學問，吸引左懋泰、李呈祥、郝浴、季開生等32位同遭貶謫的流人文士結社唱和，吟詩作賦。這是清初盛京乃至整個東北地區出現的第一個文人社團，不僅活躍了學術氣氛，更搭建起江南文脈與遼東文壇之間的橋梁，使南北文化交流在流人群體中得以持續展開。

季開生作為冰天詩社核心成員，以詩存史，其《戇臣詩稿》《出關草》真實記錄了尚陽堡的自然環境、民生狀態與流人生活。詩中“鑿冰十丈得泉歸，卻望千峰白雪圍”寫出邊塞嚴寒，“每愧野人勤給米，久勞鄰媼代炊薪”則留存了流人與當地民眾互助的社會實況。徐桂秋認為，季開生的詩直書所見，是清初尚陽堡社會最可靠的實錄。

同期流放遼寧的江南士人顧永年，筑“梅東草堂”以詩文自遣。其《梅東草堂詩》中“天涯羈旅恨悠悠，萬里關山客鬢秋”“冰天詩酒聚天涯，同是飄零感歲華”等句，呈現流人群體的精神世界，帶動盛京一帶形成崇文吟詩的風氣。徐桂秋認為，顧永年以草堂為據點，維持江南士人的文化形態，為遼寧文風興起提供了重要示范。

在傳藝行醫方面，流人中的實用技術人才直接改善了遼寧百姓的日常生活。康熙三十年（1691年）被流放鐵嶺的戴梓，便是一位多才多藝的火器專家、書畫家。他在戍所以賣文賣畫為生，將江南文人畫風格傳入遼東，其機械制作之巧思亦在當地流傳。因科場案被流放尚陽堡的陸慶曾，“家赤貧，以醫自給”，在缺醫少藥的邊地行醫濟世，直接緩解了當地百姓的疾苦。此外，流人還將江南的農耕技術、建筑技藝、商品貿易觀念帶入遼寧，改變了當地的生產生活方式。

廖曉晴認為，陳之遴、徐燦、季開生、顧永年、戴梓、陸慶曾等江南流人，身處絕境而不墜斯文，以筆耕、講學、傳藝、濟世的方式，把江南文化植入遼寧土壤，彌合了清軍入關后東北文化斷層的危機，本質上是一場持續數十年的文化建設，是一段由苦難鑄就的文化傳播史。

這些江南士人離別鄉土，身陷絕塞，卻在困頓中用詩文、講學、行醫留存文脈，以苦難為代價，完成了一次由南向北的文化傳遞，在清代東北開發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