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丹遺孀同桂榮，曾為賀子珍接生，李敏親昵的稱她為：劉媽媽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延安城外的山梁上秋風剛起，窯洞里傳來收音機里開國大典的號角。炊煙裊裊，同桂榮在灶臺前添柴，火光映著她并不年輕的面龐。鄰居孩子喊道：“劉媽媽，快聽，天安門上放禮炮啦！”這聲稚嫩的提醒，讓老人的思緒一下子回到十三年前那場刺骨寒風中的產房——崗樓。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陜北夜色沉重，槍聲偶爾劃破靜寂。同桂榮剛給醫院里傷員熬好姜湯，門被撞開，警衛員一句“賀大姐要生了”把她拽向另一段奔忙。崗樓四面漏風，她推門即見賀子珍面色蠟黃，蜷在冰冷地鋪。毛澤東就站在旁邊，眉心緊鎖，只問了一句：“能否換地方？”同桂榮搖頭，短促回道：“來不及，當場接生。”對話只有十余字，卻決定了一個生命的降臨方式。

熱水滾開，棉被烤熱，木盆里放著她提前半年縫好的小棉襖。她一面給產婦按摩，一面壓低聲音鼓勁兒。“子珍，堅持住，娃娃想見娘。”兩刻鐘后，一個女嬰哭聲脆亮，寒氣似被沖散。毛澤東接過嬰兒，眼眶泛紅。對同桂榮，他只說：“多謝。”這場匆忙卻安全的生產，自此成了彼此都不愿輕易提起卻終身銘記的共同經歷。那孩子日后取名李敏，記事后便管她叫“劉媽媽”。

把時間再往前撥六個月，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四日，中陽縣三交鎮。劉志丹在指揮紅二十五軍東征時胸部中彈，年僅三十三歲。噩耗傳到南梁，同桂榮足足昏迷了一天。醒來后，她給自己定下兩條規矩：一是替丈夫養大孩子；二是繼續在后方干革命，絕不掉隊。

與劉志丹的婚姻說來帶著舊社會的影子。兩家早年結親，娃娃們尚未記事就被長輩口頭訂下。民國十年，兩人成婚，他十七，她十四。雖是包辦，倒沒有冷漠相對。劉志丹給妻子起名“桂榮”，比劃著教她識字。夜深人靜，炕頭油燈跳動，他手把手寫下“山河”“蒼生”這些大字，她一筆一劃臨摹，臨摹著也明白了丈夫心里的天地。

少年劉志丹意氣風發，先入榆林中學，后赴黃埔四期。南下那天，他把剪好的鞋樣遞給妻子：“等我歸來。”其實歸來從未有把握。革命浪潮裹挾他一路北伐、策反、建軍，回家的腳步總被戰事截斷。同桂榮躲土匪、逃軍閥、深山藏身八日的故事，她多年后說得輕描淡寫，可當時抱著襁褓中女兒跳下懸崖，全憑一股舍生取義的韌勁。

一九三五年春，她在根據地產下幼子，未滿周歲便病逝；同年十月，丈夫又遭錯誤關押。風雨如晦，她咬牙挺著。直到中央紅軍落腳陜北，局勢好轉，劉志丹得釋。同年冬天，延河岸邊篝火旁，毛澤東第一次見這位執拗的陜北嫂子。談話中他發現自己腳上的單鞋被她盯住，便笑著自嘲。“腳腫，穿不了棉鞋。”沒再多言。三天后，一雙又寬又軟的手工棉鞋送到窯洞。毛澤東輕撫鞋底，感嘆“合腳又暖”，后來鞋被火盆烤出洞，她又默默補一雙，這段細節被首長們傳為趣談。

抗戰爆發后，延安的生活依舊清苦。物資緊張，雞蛋要憑票，同桂榮卻能提前攢下幾枚給賀子珍坐月子。有人好奇她如何做到，她只笑：“心里裝著別人，自然就有辦法。”偶爾毛澤東與賀子珍小爭執，博古抬腳去請她。窯洞里夫妻正僵持，她先抱起哭鬧的李敏，埋怨一句“娃娃給誰管”，再勸兩句“主席熬夜眼都紅了”，氣氛迅速松動。諸如此類的小事，前前后后不計其數。

抗戰勝利，新中國醞釀的日子里，她調到保育機關，教唱歌，教識數，如同照看自家孩子。一九四九年以后，西安、延安、榆林的幼兒園常能見到她忙碌的身影。她對年輕教師說：“娃娃哭，就抱；娃娃饞，就找口糧頂上。別嫌麻煩。”口氣平平，卻讓無數人記住了“劉媽媽”三個字。

時間走到六十年代，陜西大旱，省里組織醫療隊奔赴米脂。劉力貞肺病未愈，也搶著報名，只給領導留下一句話：“那里是父親戰斗過的地方，我不能缺席。”鄉親們端來熱湯熱飯，她眼圈紅了，說自己不過是普通醫生。母親性格在女兒身上落地生根。

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同桂榮在西安離世，九十四歲。入殮那天，沒有奢華花圈，也沒有隆重儀式。昔日托兒所的孩子已成人，他們自發趕來守靈，低聲喚她：“劉媽媽，走好。”李敏寄來一紙挽聯，言辭極簡，只道“接生之恩，一世不忘”。

一位陜北婦女，從包辦婚姻里走出，又在戰火中成長為游擊區的“萬事通”，再到共和國幼教戰線的老前輩，她一生沒寫過自傳，卻在無數人口中流傳故事。有人說她平凡，也有人覺得她不平凡。無論怎樣稱呼，那個寒夜里接生的堅毅背影，以及火光中忙著縫補棉鞋的身影，已與“劉媽媽”三個字緊緊相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