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歸故里 文心啟新程！專訪鄧州籍學者、作家程韜光教授

人物檔案：程韜光，鄧州夏集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中華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鄭州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著有長篇歷史小說《詩圣杜甫》《太白醉劍》《碧霄一鶴——劉禹錫》《醫圣張仲景》及《德化風云》等，作品節選入選《大學語文》國家教材，被授予“杜甫文化推廣大使”榮譽稱號及鄧州市高質量發展顧問。

采訪背景：近日，程韜光教授回到家鄉鄧州，與故土少年面對面交流文心與初心。鄧州市融媒體中心記者圍繞“故土情結、文學之路、寄語后輩、文化傳承”四個維度，對他進行了深度專訪。

故土情結

——鄧州如何塑造一個學者的精神底色

記 者：程教授您好。您是鄧州走出去的知名學者，這次回到家鄉，首先想請您聊聊您和鄧州的故事。如果用一個詞或一句話來形容鄧州對您的影響，您會說什么？

程韜光：“根”。鄧州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精神上不斷出發、又不斷回歸的原點。

我在鄧州出生，在嚴陵河邊長大。那時候家里窮，我十歲那年差點失學——1979年那場洪水把我們村里的學校沖塌了，我只能在嚴陵河邊放羊，心里其實非常茫然。是我的老師從河邊把我找回去，說“學生一個也不能少，指不定我們將來會有出息”。這句話我一直記在心里，甚至可以說，我這一生就是從那一刻真正啟程的。

所以我對故鄉的感情，不只是一個游子對土地和親人的眷戀，更是對那個把我從命運邊緣拉回來的地方的一種感恩。沒有鄧州，就沒有后來的我。鄧州是根，是血脈，是土地，是精神的源頭。

記 者：鄧州有范仲淹創建的花洲書院、有醫圣張仲景故里，還有“編外雷鋒團”。這些文化元素對您的成長有什么影響？

程韜光：這三樣東西對我影響都很深。范仲淹在花洲書院寫下《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中國知識分子最高的一種精神坐標。范公在鄧州執經講學、以文會友的故事一直影響著我，讓我明白：做學問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天下。花洲書院給我的是一種人格上的理想，讓我始終知道自己應該做一個什么樣的人。

張仲景對我的影響也非常大。他的村子張莊離我故鄉不遠。小時候，嚴陵河漲水，我祖母對天禱告：“張圣人保佑我們平安。”“張圣人”就是著有《傷寒雜病論》的醫圣。在我創作《醫圣張仲景》時，我就在想一個問題：張仲景醫的是人的病，那我們這些讀書人，能不能醫人的心？這對我后來的寫作方向有很大的影響。從寫李白、杜甫、白居易、劉禹錫到寫張仲景，我從一個寫詩人精神的作家，慢慢走向了寫民族文化脊梁的作家——這種轉變，和我在鄧州這片土地上對“張圣人”的記憶是分不開的。

至于“編外雷鋒團”，那是鄧州人的一種精神底色。雷鋒精神說到底就是一句話：做對別人有用的人。我后來離開鄧州到鄭州、到武漢，不論做什么工作，都提醒自己不要忘了這一點。

總的來說，這三樣東西，一個給了我人格的理想，一個給了我寫作的方向，一個給了我做人的標準。它們共同塑造了我。

記 者：您曾寫下《鄧州賦》，也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問吾平生何事？鄧州鄭州鄂州！”可見家鄉在您心中的分量。這么多年在外，您最想念鄧州的什么？

程韜光：說到想念，在我想念逝去的親人的同時，也想念鄧州的土地和河流。正是故鄉的熱土和人民給予了我無數的創作題材。在《醫圣張仲景》創作談里，我寫道：“眺望故鄉方向，眺望我與張仲景穿越時空曾共同生活過的涅水、白河、嚴陵河、岐棘山、桐柏山……那里沉淀著太多的故事，需要去鉤沉和講述。”這些河流山川不只是地理上的故鄉，更是我靈魂的安放處。

當然，最重要的——我想念鄧州那種質樸、堅韌、不屈不撓的精神。在故鄉夏集助學興教協會成立大會上，我說過：“如果說自己有一些小小的成就，那也是故鄉的這片熱土和歷史上的圣賢們給予的靈感和力量！”鄧州這個地方出過張仲景、范仲淹、李賢等古代先賢以及當代姚雪垠、周大新、張志和、秦俊、張鮮明等文化大家，出過無數為這個國家默默奉獻的人，這種“鄧州人”的精神——不怕苦、不服輸、待人友善——是我最深切想念的東西。無論我走到哪里，這種精神一直在我骨子里。

這也是為什么我會寫下“問吾平生何事？鄧州鄭州鄂州！”——我是借鑒東坡先生的話來說自己的來處與歸處。鄧州是我的來處，也永遠是我的歸處。故鄉給了我生命和方向，我這一生，都要回報她、書寫她、守護她。

文學之路

——從鄧州少年到“唐詩擺渡人”

記 者：您的文學成就令人敬佩，《大唐詩人三部曲》讓很多人重新認識了李白、杜甫、劉禹錫。您被稱為“讓唐詩重新飛翔的人”，作品入選《大學語文》教材。在榮譽的背后，您覺得自己最核心的創作動力是什么？

程韜光：我的創作動力，從來不是獎項與聲名，而是源于對唐詩的敬畏，對故土文化的堅守。我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一個“追光者”——跟隨那些偉大詩人的腳步，努力把他們照亮過世界的光，再傳遞給今天的讀者。

核心動力有三點：

一是“不甘心”。我大學讀的是經濟法專業，畢業后在國企工作了很多年。白天在寫字樓里處理合同、談判、管理，晚上回到家，我常常問自己：這輩子就這樣了嗎？我從小就喜歡讀唐詩，喜歡那些詩人的故事，更喜愛寫作。我不甘心只做一個“白天養活肉體”的人，我想做點對得起自己內心的事。所以我白天上班，晚上寫作，堅持多年。這種不甘心，是我最初拿起筆的動力。

二是“心疼”。寫杜甫的時候，我特別心疼他。他一生顛沛流離，小兒子餓死，自己漂泊在江上，最后死在一條破船上。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寫出的卻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他自己都沒有房子住，心里想的卻是天下人的房子。這種人格太偉大了，也太讓人心疼了。我覺得如果不把他的故事寫出來，讓更多人知道，我就對不起他。寫李白也是，別人看到他“仰天大笑出門去”的瀟灑，我看到的是他求而不得的孤獨；寫劉禹錫也是，別人記住的是《竹枝詞》，我更記住的是他歷經貶謫，不忘初心的事跡。心疼這些人，想替他們說說話——這是我創作最大的情感動力。

三是“責任”。《詩圣杜甫》出版后，在一個講座現場，一位老讀者拉著我的手說：“謝謝你，我讀了這本書，終于知道我為什么要教孩子讀唐詩了。”這句話讓我意識到，文學不是一個人的事。我們這代人如果不去書寫、不去傳播，那些偉大的唐詩精神可能會慢慢被遺忘。所以我后來應邀走進高校、部隊、機關，甚至走進社區，去講唐詩精神的當代意義，不是因為我講得多好，而是我覺得這是一種文化責任——把古人留給我們的光，接住，再傳下去。

讀寫之道

——青少年應該如何閱讀與寫作

記 者：您說過，“寫作不是技巧的堆砌，而是心靈的自然流露”，“好文章，先立心，再立言”。能不能給家鄉的青少年具體講講，什么叫“立心”？

程韜光：“立心”這個詞，我借用了古人的一句話——“為天地立心”。放在寫作里，沒那么宏大，但道理相通。“立心”就是先問自己三個問題：我為什么寫？我為誰寫？我想傳遞什么？

很多孩子寫作文，第一反應是“老師要我寫什么”“考試考什么”“怎么湊夠字數”。這是“立言”先行——先想辭藻、結構、修辭，結果寫出來的東西千人一面，沒有溫度。真正的寫作，應該反過來：先給自己的內心立一份真誠、立一份溫度、立一份對世間萬物的感知與敬畏，先讓心里有東西，再去找合適的語言把它說出來。

舉個例子：我小時候在嚴陵河邊放羊，看到夕陽照在河面上，金光閃閃，心里很感動。如果我只是想“要用一個比喻句”，那是技巧；但如果我先問自己：我為什么感動？——因為那一刻我想到母親在地里干活還沒回來，我想讓她也看看這美景。這時候寫出來的話，哪怕只是“河水像金子一樣，我想叫媽媽來看”，它也是真的、活的。這就是“立心”在先。

“立心”具體怎么做？我給孩子們三點建議：

第一，學會感受。看到一朵花、聽到一聲鳥叫、看到親人在街巷口等你放學，停下來，問自己：我心里是什么感覺？感動、溫暖、還是有點酸？先把感覺抓住。

第二，學會誠實。不要編造感情。你明明沒去過長城，非要寫“長城讓我心潮澎湃”，那是假的。寫你真正經歷過、真正打動過你的事，哪怕很小，也比假大空強一百倍。

第三，學會擔當。你的文字要給讀者帶來什么？是溫暖、是思考、還是力量？我寫杜甫、寫張仲景，就是因為他們心里裝著別人。孩子們寫作文也可以這樣——寫媽媽做的飯，如果能讓人讀出母愛；寫班級的一次爭吵，如果能讓人學會寬容——這就是“立心”了。

記 者：很多學生寫作文覺得沒素材、沒感情。您曾說“把鄧州的人文故事、人間煙火放進心里，文字自然有根有魂”。能不能舉個例子，鄧州的什么故事或場景，是您覺得值得孩子們去觀察和書寫的？

程韜光：當然可以。我先說一個很小的例子——鄧州的“燴面”。咱們鄧州街邊有很多燴面館。如果孩子寫“鄧州燴面很好吃”，這就是一句話，沒素材沒感情。但如果他走進一家面館，去觀察：拉面師傅怎么把一團面甩得啪啪響、怎么在熱氣騰騰的鍋里撈面、坐在角落里的老爺爺怎么慢悠悠地剝蒜、老板娘怎么扯著嗓子喊“大碗兩個，小碗一個”——把這些細節寫下來，文字就有了畫面。如果再往里挖一層：為什么鄧州人愛吃燴面？也許因為咱們這兒是中原，面食養人；也許因為一碗熱騰騰的燴面，能驅散冬天的寒氣，能安慰疲憊的歸人。這就從“好吃”上升到了“人情”和“文化”。如果再聯系到范仲淹“斷齏畫粥”的故事——當年他吃的是冷粥，今天咱們吃的是熱面，但那種質樸、堅韌的生活態度，是一脈相承的。這樣一篇文章，既有生活煙火，又有歷史厚度，怎么會沒素材、沒感情？

核心就是一句話：留心之處，皆是文章。鄧州這片土地上有太多值得書寫的人文故事、人間煙火——花洲書院的古柏、“編外雷鋒團”的故事、老街上的鐵匠鋪、集市上此起彼伏的叫賣聲……只要孩子們愿意停下腳步，去觀察、去感受、去記錄，他們永遠不會缺少素材。

文化傳承

——鄧州的文脈如何“活”起來

記 者：鄧州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您說過，“文化不是陳列在博物館里的標本，而是流動在生活中的精神”。鄧州有花洲書院、醫圣故里、“編外雷鋒團”等資源，您覺得應該如何讓這些文化“流動”起來，走進普通人的生活？

程韜光：文化的生命力，從來都不在于靜態的保護與陳列，而在于融入日常、貼近大眾、可感可觸。鄧州的這幾張文化名片，各有底蘊，要讓它們活起來，關鍵是打破“文化只在景點、只在典籍”的壁壘，把它們從“景點”融入“日常”，從“被講述”變成“被體驗”。

我提三個具體的方向：

第一，把故事講進生活里。花洲書院不能只讓人進去看一圈房子和石碑，要讓人知道當年的范仲淹為什么能寫出“先憂后樂”。我們可以培養一批“故事講解員”——不只是導游，而是請當地的老先生、退休教師，甚至中小學生，來講鄧州的故事。醫圣故里也一樣，不要只講《傷寒論》里的方子，要講張圣人怎么翻山越嶺采藥、怎么在瘟疫中救人，這些故事老百姓愛聽，也記得住。

第二，以節氣和節日來承載。比如每年春天，可以在花洲書院辦“憂樂文化節”——不只是誦讀《岳陽樓記》，還可以組織詩詞飛花令、青少年辯論賽。仲景誕辰的時候，可以辦“中醫生活日”，請老中醫免費義診，教大家做藥膳、認草藥，讓中醫文化從書本走進廚房、走進田間地頭。“編外雷鋒團”的文化也可以轉化為“鄰里互助日”，鼓勵每個社區、每個村子開展實實在在的互幫互助活動。

第三，用年輕人的方式“翻譯”傳統文化。比如開發一套“鄧州文化研學路線”，讓中小學生走一遍花洲書院—醫圣故里—鄧州編外雷鋒團展覽館的路線，不是走馬觀花，而是帶著任務——畫一幅畫、寫一篇日記、做一次小小講解員。還可以制作短視頻、做文創，比如把范仲淹的名句印在鄧州的特產包裝上，把張仲景的卡通形象用在文具和公交卡上。文化要“活”，就得先讓人看得見、摸得著、用得上。

說到底，“流動”的意思是：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每天和你一起趕集、吃飯、上學、過日子。當一個人走在鄧州街頭，隨口就能講一段花洲書院的典故、隨手就能指認一株草藥、隨時愿意幫鄰居一把——那時候，文化就真正活了。

記 者：您一直在通過講座、公益分享等方式反哺家鄉。未來在這方面還有什么具體的計劃或想法？

程韜光：感謝您的關注。我確實一直在想，除了回來做幾場講座，我還能為鄧州做些什么更持續、更實在的事。未來我有幾個初步的想法：

一是設立一個“鄧州少年文脈計劃”。我打算聯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和鄧州本地教育部門，把鄧州本土文化課程帶進校園。每年暑假帶一批大學生志愿者回到鄧州，在花洲書院開設免費的“傳統文化夏令營”，面向鄉村的中小學生。內容不搞枯燥的背誦，而是帶著孩子們讀詩、寫文、演話劇、畫家鄉。我希望用這種方式，讓故鄉的孩子從小就知道：你腳下的這片土地，名人輩出，你也一樣可以。

二是協助整理和出版鄧州地方文獻。鄧州歷史上有很多文人筆記、家族譜牒、民間傳說，散落在各處，面臨失傳的危險。我希望能組織一批學者和志愿者，系統性地收集、整理、數字化這些材料，并爭取出版一套《鄧州文化記憶叢書》。這件事我一個人做不了，但可以牽線搭橋，聯系高校和地方文史專家一起做。

三是推動“名家進鄧州”系列文化沙龍。我在全國文藝界、學術界有一些朋友，我想每年邀請兩到三位作家、學者、藝術家來鄧州，在花洲書院或校園里開講，主題可以很開放——從唐詩宋詞到中醫養生，從鄉村振興到人工智能。目的只有一個：讓鄧州的孩子們能聽到來自更廣闊世界的聲音，但同時又覺得這些聲音和故鄉并不遙遠。

記 者：說到文脈傳承，您對家鄉的后輩有什么樣的期許？

程韜光：我想對鄧州的孩子們說：“無論你將來走到哪里，都別忘了腳下的這片土地——它出過醫圣，出過憂樂天下的名臣，也出過當代大作家、大書法家；它經歷過洪水，也養育了無數不服輸的人。你不需要急著去遠方尋找光芒，先在自己心里點亮一盞燈，然后你會發現——你就是家鄉未來的光。”

唯愿鄧州少年，承故土文脈，立憂樂之心，以文潤心，以行致遠，做家鄉文脈的傳承者，新時代的追夢人！

源自：鄧州市融媒體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