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大臺礦40多人被困井下，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急得一夜白頭

1961年2月18日凌晨，京城的寒風還帶著料峭。市公安局的直通電話驟然響起，值班員一句“京西大臺礦塌方，四十六人被困”，打破了黑夜的寂靜。市委二書記劉仁正伏案審核工業保供材料，聽罷便推開椅子沖出辦公室，一邊往指揮室趕，一邊叮囑秘書：“立即呼叫礦務局、地質、衛生、工程兵，所有人半小時到位！”

煤炭是首都的“口糧”。當時首鋼高爐持續運轉，電力、取暖全靠大臺等幾處礦井供煤。若井下工人有失，家屬連帶心理，礦區人心一亂，全市經濟都會跟著打擺子。劉仁明白，這不僅是一次生產事故，也是對首都治理能力的嚴峻考驗。

電話里傳來現場指揮部的嗡鳴：冒頂點位于三水平南翼，巷道被亂石堵死，瓦斯濃度正上升。技術人員估算，通風僅能維持七十二小時。劉仁皺眉，食指在圖紙上不停敲擊，“救人是頭等大事，出煤指標全部靠后，誰敢頂風違令，一律處理！”

短暫研判后，第一批搶險隊帶著壓風管、風鎬、鋼撐進井。地面上，家屬圍在礦口，呼喊聲一陣緊似一陣。劉仁站在人群后，用手勢讓警衛別攔，自己快步過去，半蹲著對一位白發蒼蒼的老太太說：“您放心，人活要見人，決不放棄一個工友。”老人紅著眼，攥住他的袖子，只說了聲：“求您！”

救援的每個階段都在電話里匯報。瓦斯濃度忽高忽低，巷道深處水位上升，一次次傳來塌方碎響。第三天凌晨，礦燈閃爍，搶險隊終于鉆出一條僅容一人匍匐的“生命通道”。井下幸存工人以繩索結隊向外爬行，頭頂隨時可能坍塌，身后是泥漿和煤塵。出井第一人用沙啞的嗓子對著話筒喊：“報告領導，我們回來了！”這句話穿過嘈雜的電流傳到市委會議室，劉仁的手無力垂下，整個人向后仰倒，險些撞翻電話機。

醫生趕到時發現，他兩鬢已蒙上一層雪白；深夜的苦撐、持續的焦慮，連鬢角青絲都沒挺住。第二天礦區召開安撫會，劉仁堅持趕到礦上。煤塵未盡的巷道口，他逐個和獲救礦工握手：“有啥困難？盡管提！”當聽說井下潮濕，許多工人舊傷復發，需要白酒活血驅寒，他掉頭就給市供銷系統打電話：“先別管王府井百貨了，全部調到礦上！”

說起劉仁，許多人記得他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夜的奔走，也有人記得他主持建國十周年十大建筑方案時甚至親自校正人民大會堂的開間比例。然而，對礦工們來說，他是那個陪他們熬過七十二小時黑暗的人。礦工裴大勇后來回憶：“那幾天咱們在井下敲管子，他在井上也沒合過眼，聽說他急白了頭，我心里難受。”

事實上，大臺礦的意外并非孤例。1958年投產的這座新礦井，設備基礎薄弱，幾次險情都讓管理層心驚。為摘掉“局里倒數第一”的帽子，礦上職工提出“寧累掉膀子，也不丟面子”，1960年創出全局最好成績，被授予“紅旗單位”。可高強度、超負荷的背后，隱患被掩蓋，最終在61年春天集中爆發。

事故救援告一段落，劉仁責成市安監局、勞動局、煤監局聯合調查，并親自領著技術專家下井復勘。有人勸他休息，他擺擺手：“救人不止于把人拽上來，還得讓他們以后不再下去送命。”調查報告兩周后出臺，提出加強地質勘探、更新支護材料、實行分片瓦斯抽放等十余項措施。市委常委會上，他拍板：資金優先撥付，外調鋼材、木支柱，安全不打折。

京西礦區的變革由此拉開。井下接觸網改電纜，手選煤改跳汰，安全監測儀器首次成套安裝。彼時國家處在經濟困難時期，城市糧、本供應都緊巴巴，但對礦山的技術改造批文和物資指標卻一路綠燈。老礦工感慨：“命是撿回來的，還趕上設備升級，這書記辦事，硬氣！”

說回劉仁的來處，他生于1909年四川酉陽，一個富裕農家，卻早早投身革命。兩度被捕，兩渡蘇聯，歷過白區暗戰，也在延安做過中央黨校秘書長。北平和平解放前后，他主掌北平市委地下工作，被周總理打趣叫過“留人”——因為他把清華、北大一眾教授都勸住了，沒讓蔣介石撈去。

新中國成立后，劉仁被推到北京建設的前臺。永定河泛濫，他調動空軍、海軍合力救人；大興試辦集體農莊，他拍板劃地、定遠景規劃；酒仙橋工業區籌建，他只問一句“工人上下班坐車方便嗎”。這些往事在檔案里只是薄薄幾頁紙，卻換來無數家庭的安穩。

值得一提的，還有那樁關乎千萬糖尿病人的科研。北大化學系攻堅人工胰島素，他多次跑實驗室加油鼓勁。“外國能，我們也能；外國不能，我們更要能。”研究團隊咬牙堅持，1965年終在世界率先合成結晶胰島素，新聞傳回，師生們最想告訴的還是那位始終惦記項目進度的劉書記。

1973年10月26日，劉仁因病在北京辭世，終年六十四歲。噩耗傳到京西礦區，許多當年被救出的礦工自發趕來吊唁。一個中年礦嫂抹著淚說：“劉書記那晚沒睡，我們家這些人才能睡得著。”這句話，替千家萬戶道出了樸素的感激。劉仁沒有留下什么豪言，留下的是在最危急時刻對生命的托舉，以及那一夜悄然泛白的鬢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