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里的四條歷史經驗

1

我們之前說的歷史，很多都是和家國天下相關的宏大歷史，與個人的日常工作生活關系不大，今天我們就聊聊《資治通鑒》里的四個小故事，總結一點和日常生活、職場謀生相關的歷史經驗。

第一個故事是關于做事方法論的。

公元306年，晉朝的東海王司馬越擊敗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颙，初步確定了晉朝諸侯總盟主、“八王之亂”最后勝利者的地位。范陽王司馬虓（xiao）因為戰功卓著，則被司馬越任命為司空、都督河北諸軍事，鎮守河北重鎮鄴城。

同年10月，司馬虓重病，死在鄴城。

那時，成都王司馬穎雖然戰敗了，但他在河北地區仍然有極高的威信，現在就被囚禁在鄴城。如果不做處理，司馬穎就有可能召集河北豪杰，再舉義旗，南下洛陽和司馬越爭鋒。

可如果處理司馬穎，又用什么理由呢，誰敢輕易誅殺晉朝的親王宗室？

就在眾人都束手無策的時候，司馬虓的長史劉輿站出來，偽造了一份命令，干凈利落的賜死司馬穎，然后再給司馬虓發喪，一舉穩定了鄴城的局勢，消弭了可能出現的戰亂。

然而，此事過后，劉輿并沒有得到諸侯總盟主司馬越的賞識，反而遭到冷遇。

為什么？

因為劉輿追隨過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等八王之亂的主角，即便現在為司馬越立下功勞，司馬越也認為，劉輿的歷史不清白，不值得絕對信任。

但劉輿沒有流露出任何不滿，反而在洛陽做了一件所有人都不會做的事——

閱讀。

劉輿閱讀的內容，并不是尋常士子奉為經典的詩詞歌賦經史子集，而是利用職務便利，翻閱了晉朝檔案庫存放的兵員名單、軍隊駐地、牛馬存欄、器械種類、地方賦稅、山河地理等一切和當前局勢相關的數據信息。

讀完這些資料，晉朝在劉輿眼中就是透明的，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劉輿都能推導出前因后果以及解決辦法，達到“論天下事如指掌觀紋”的程度。

這樣一個人，任何時候都堪稱國士，無論誰掌握軍政大權，都需要這樣的人輔佐。

換句話說， 劉輿把自己從無用的人變成有用的人、擁有專業技術的人、能解決問題的人。

于是，劉輿的命運開始改變了。

每次上朝議事的時候，面對地方州郡的戰亂、災荒、流民等具體問題，所有人都唉聲嘆氣、相顧無言，唯獨劉輿，能援引各方面的數據和信息，給司馬越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人無我有、人有我精，至此，劉輿得到司馬越的賞識，不僅被提拔為左長史，還得到晉朝日常軍政事務的決策權。

“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書，越傾膝酬接，即以為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

從投閑置散的邊緣官僚，到東海王司馬越離不開的國士，劉輿的命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劉輿完成命運變化的關鍵變量，其實就是那段苦心孤詣的閱讀時期。

放棄虛浮的文學，閱讀實用的信息。

不為滿足個人興趣，為的是解決問題。

與其說劉輿是在閱讀，不如說劉輿是在調查。

教員在《反對本本主義》里做出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調查就是解決問題”的論斷，和劉輿做的事，幾乎沒有區別。

而完成一次全局調查，再去分析、解決局部的具體問題，自然是水到渠成的，就像教員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里說的：

“凡屬帶有要照顧各方面和各階段的性質的，都是戰爭的全局，懂得了全局性的東西，就更會使用局部性的東西。”

從劉輿到教員，都證明了“調查全局”是解決問題、改變命運的第一把鑰匙。

2

第二個故事是關于用人克己的。

公元316年，涼州牧張寔已繼位兩年，渡過了政權交替的動蕩期。為了實現涼州大治， 張寔下了一道命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

開放言論自由，讓涼州軍民檢舉 張寔的過錯，凡是說的對的，都有重賞。

張寔以為，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通過這項舉措，一定能幫助他查漏補缺，把執政過程中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盡快讓涼州政通人和。

然而，賊曹佐隗瑾給他潑了一盆冷水，說：

“今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或興師發令，府朝不知，萬一違失，謗無所分。群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凡百政事，皆延訪群下，使各盡所懷，然后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

隗瑾用一句話，就指出 張寔執政的最大問題，那就是事必躬親，搞一言堂。

這么做，好處是出現政績以后，都能歸功于 張寔統御有方，但壞處就是，涼州境內出了任何問題，都可以把責任推到 張寔身上，有損 張寔的威信和地位。

既然所有事情都是你決定的，那你不負責，還能讓誰負責呢？

拋開 張寔不論，僅僅就涼州政府來說， 張寔搞一言堂還會引發另一個弊端，即政府各部門以及相關官員，不用做決策也不用承擔責任，那么他們就沒有“做事”的主觀能動性，唯一的出路是混日子，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時間一長，涼州政府就人浮于事，陷入癱瘓，對于涼州的長遠發展來說，這是相當不利的。

各部門和官員連分內之事都不愿意操心，還愿意給你提意見嗎？

顯然不可能。

在這樣的背景下，隗瑾給 張寔的建議就是，不要再搞一言堂，把一部分權力和責任下放給各部門各官員，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

他們有了決策權，就要為自己的決策負責，而要想做出政績、不影響日后的政治前途，他們就要綜合考量，拿出合理的政策，并呈送到 張寔的案前，和他討論、商議、決定。

這，不就是幫 張寔查漏補缺、歸正錯誤的過程？

如此一來，雖然 張寔的權力削弱了，但調動起所有部門和官員的積極性，有利于涼州的長遠發展。即便出了問題， 張寔也最多背一個“識人不明”的責任，而不是這個錯誤的全部責任，可以最大程度的維護 張寔的威信和地位。

可以說， 張寔的命令核心點是“個人”，而隗瑾的建議核心點，則是營造一個健康的政治生態。

張寔是深明大義的人，見到隗瑾的上書，馬上意識到自己的問題，便心悅誠服的接受了隗瑾的意見，并給隗瑾加官三級。

此后涼州出現政通人和的局面，和 張寔、隗瑾的這次互動有很大關系。

現在的人，尤其是在單位做管理崗的，多讀讀這個故事，恐怕也是有用的。

3

第三個故事是關于自我定位的。

公元364年，東晉的揚州刺史王述，被任命為尚書令，成為朝廷日常政務的主要負責人之一。

早年間，王述安貧樂道，不追求功名利祿，以至于三十歲了還沒有成名，旁人都說他“癡愚”，辱沒了太原王氏的名聲，還是出自瑯玡王氏的王導看不下去，才以“門第”的名義，任命王述做了中兵屬。

但出仕做官以后，王述的性格大變，遇事非常急躁，和人爭論起來也寸步不讓，甚至因此得罪了王導的堂侄王羲之。

此次任命，王述的長子王坦之有些擔心他風頭太盛，便說道：“故事當讓”，遇到朝廷任命要推讓一番，以示謙遜。

誰知，王坦之的話剛一出口，王述就來了一句：“汝謂我不堪邪？”怎么，你覺得我的能力，不足以勝任尚書令一職嗎？

王坦之當然不敢貶低父親，恭恭敬敬的回答道：“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謙遜、退讓是君子的美德，您出自太原王氏，演也得演一下，吃相不能太難看。而且大家都這么做，您要是不做，豈不是不合群？

王坦之的話是有道理的，做官要和光同塵，不能特立獨行。

但王述不接受王坦之的意見，回了一句：“既謂堪之，何為復讓？”能力不足的人，感覺不能勝任新職位，才會謙遜退讓呢，以便出了問題也有借口。既然我能勝任尚書令一職，又何必退讓？

這個態度，其實就是王述的自我定位。

沒有能力做的事堅決不做，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做，有能力做的事當仁不讓，無論旁人如何冷嘲熱諷也要做到底。

不做不能做的事，可以避免絕大部分錯誤。

盡量做能做的事，可以最大限度的發揮優勢，出成績，鞏固當前的地位，并為日后的前程鋪路。

我們現在說的低調做人、高調做事，無非是這個意思。

但要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經常反思過往、刨析自我，才能給“人”做一個準確的定位，同時要熟悉業務，大致了解它的全部流程，才能給“事”做出準確定位。

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

如果不能知己知彼的話，要么和趙括一樣眼高手低，露多大臉現多大眼，要么和很多習慣自我否定的人一樣，不敢嘗試新事物，白白錯過改變命運的機會。

4

第四個故事是關于給上級提意見的。

公元416年，西涼（甘肅酒泉）的李暠和北涼（甘肅張掖）的沮渠蒙遜為了爭奪涼州，鬧得不可開交，經常爆發武裝沖突。

或許是想開拓西涼的疆土，或許是想在涼州爭奪戰中占據上風，某天，西涼司馬索承明給李暠上書，提議起兵東征，討伐沮渠蒙遜。

李暠見到索承明的上書，腦子有些懵：

“西涼要想發展壯大，必然要向東發展，所以討伐沮渠蒙遜是正確的，沒有問題。但你既然提議東征，總要附帶相關的戰略戰術吧，例如沮渠蒙遜的兵力分布、基本政治情況、我們要動用多少兵員、如何安排行軍路線、哪支部隊主攻、哪支部隊策應、萬一失敗了如何撤退等等。現在你什么都不管，就說一句眾所周知的廢話，把所有問題都甩給我，你是什么意思？”

勝利了是你有先見之明，立功受賞，失敗了是我的指揮有問題，承擔全部責任，是吧？

下屬可不是這樣做的。

于是，李暠召來索承明，不溫不火的罵道：

“蒙遜為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為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

指出問題并提出意見很容易，所有人都能做。

但給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容易，需要有極強的能力、深入的分析、深刻的洞察。

李暠的意思是， 你要給上司提出意見，就要同時給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否則的話，你壓根就不要說，說了也沒有任何意義。

聽到李暠的話，索承明隨即明白了自己的錯誤，羞赧而退。

那如何才能給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呢？

這就要向第一個故事的主人公劉輿學習了，深入閱讀、做全方位的調查，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5

以上四個故事，分別對應了工作方法論以及對下、對己、對上的工作策略，雖然出自不同的歷史時期，但它們的效果經過歷史檢驗，還是能完成邏輯閉環的。

希望能對大家的日常工作生活有幫助。

我們回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