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五年度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觀察報告

執筆人：

張啟明

許明

戴盛赟

2025年，全球貿易格局深度調整，國內海關監管與緝私執法持續強化。作為涉稅走私的核心類型，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本就是走私犯罪中占比最高、爭議最多、治理難度最大的領域，而近年來隨著跨境電商零售進口、海南離島免稅“套代購”等新興業態發展，偽報貿易性質、低報價格等傳統手段與新型交易模式相互交織，導致該類犯罪的主觀明知認定、犯罪形態界分、主從犯區分、偷逃稅款計核等問題愈加復雜，引發一系列實務爭議。

京都刑辯研究中心秉持“研中辦、辦中研”的平臺理念，倡導律師以實務問題驅動理論反思、以研究成果反哺辦案實踐。在該理念引導下，張啟明律師團隊依托近年來承辦走私案件經驗及成功實現多起不起訴或輕判結果的辯護心得，以律師視角對公開的2025年度164份走私普貨類判決進行整理分析，形成該研究報告。本報告旨在將一線辯護經驗與裁判文書數據相結合，力求揭示當前走私普貨類案件在司法實踐中的真實樣態，以期為刑事辯護與司法實務提供參考。

一、2025年度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件動態觀察

（一）地域分布

根據公開判決的地域分析統計，走私普通貨物、物品類案件最為高發的地區即為廣東省，共計57件，幾乎占到全年走私普貨類案件總數的半壁江山。海南省次之，為25件，且這25件均為海南離島免稅“套代購”案件，即涉案人員將本應按照一般貿易性質申報進境的貨物，偽裝成免稅自用物品申報入境，規避相關稅收監管，充分體現出新型走私模式在特定區域的高發態勢。排名第三的是廣西壯族自治區，該地查處的走私普通貨物、物品類案件主要集中于繞關走私類型，即通過規避正規海關監管口岸、利用邊境特殊地理條件實施走私行為，且從判決結果來看，該地對此類案件的判處的刑罰相對較重，緩刑適用率明顯低于其他地區。除上述三地外，全國其余省份的走私普通貨物、物品類案件數量相對較少，且受裁判文書公開披露的范圍和數量所限，我們暫未查找到部分省份的公開判決案例。具體分布數量見下圖。

圖1 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件地域分布圖

從上述地域分布特征來看，以走私普通貨物、物品類案件為典型代表，走私類案件的發生，與區域地理位置、政策環境和執法監管特點密切相關。廣東省作為我國對外貿易的核心樞紐，背靠中國香港、澳門，往來貿易頻繁，港口眾多，各類貨物通關量巨大，客觀上增加了走私行為的發生概率。而海南省的案件類型集中，則與當地離島免稅政策的實施密切相關。隨著海南島封關政策的啟動實施，與當地政策密切相關的各類走私違法、犯罪行為未來很可能進一步增長。廣西的繞關走私高發及重判態勢，客觀上與其邊境線漫長、毗鄰東南亞國家的地理特征相關。繞關走私隱蔽性強、危害較大，最高人民檢察院經濟犯罪檢察廳廳長杜學毅表示，2026年將持續推進打擊海上走私專項行動，聯合制發打擊海上非設關地走私典型案例，體現了海關執法從嚴打擊此類走私行為的決心與趨勢，該地嚴厲懲處此類行為，也符合嚴打繞關走私的現實需求。

（二）走私手段

圖2 走私普通貨物、物品行為類型統計柱狀圖

從2025年公開的走私案件判決來看，各類走私行為類型呈現出明顯的分布差異。其中，偽報貿易性質類走私案件數量居首位，共計50起，具體而言，“套代購”走私最為突出，達34件，占偽報貿易性質走私案件總數的68%?！疤状彙毙袨榘ā疤踪彙毙袨楹汀按彙毙袨椋疤踪彙笔墙M織利用他人離島免稅購物資格和額度分散購買免稅商品后再次銷售牟利的行為，“代購”則是旅客違反海關監管規定，以轉售牟利為目的，利用自身免稅額度購買免稅商品后銷售的行為。[1]隨著近年來海南離島免稅購物政策的實施，該類走私行為呈高發態勢。除了以上兩類偽報貿易性質走私外，2025年公開的案例中還包含跨境電商偽報貿易走私?？缇畴娚坍a業目前已成為我國外貿轉型的新動能，而這一新興業態的迅猛發展也導致跨境電商走私案件頻發。根據團隊統計，2025年公開的走私普通貨物、物品類判決中，有4例即為將大量貨物化整為零，利用跨境電商低稅率、低監管的政策洼地，將本應以一般貿易方式進口的貨物偽報成個人自用物品通過跨境電商走私。

圖3 走私普通貨物、物品行為類型統計餅圖

數量排在第二位的是繞關走私，即走私行為人故意違反海關監管規定，從非設關地將貨物秘密運輸進境，以逃避海關監管。

排名第三位的是夾帶（夾藏）走私。常見手法即水客將走私貨物化整為零，拆分后由個人攜帶，通過海關無申報通道進境，利用個人攜帶物品的監管便利規避檢查。此外，實踐中還有少量案件采用更為隱蔽的方式，在運輸工具（如車輛、船舶）中專門設置夾層、暗格，將走私貨物藏匿其中，以此來逃避海關的常規查驗，降低被查處的概率。

低報價格也是2025年公開判決中較為常見的走私犯罪手法。行為人在向海關申報貨物進口時，刻意壓低申報價格，不按照貨物的真實成交價格填寫申報單據，從而減少應繳納的關稅。

此外，公開判決中有部分案例涉及包稅走私，這嚴格意義上并不屬于獨立的走私行為手段，而是一種特殊的委托通關模式。具體而言，貨主為降低進口成本，以明顯低于正常進口所需稅費的價格，與通關團伙約定包干費、承包費等一口價，委托其負責將貨物運輸進境。在具體走私手段的實行上，通關團伙會根據實際情況選擇相應的走私手法，常見的就包括低報價格、偽報貿易性質、組織水客團伙分批次攜帶貨物進境等方式。團隊近年來承辦的走私案件中，即有貨主委托包稅走私的情形。辦案機關認定貨主以明顯低于正常進境的價格委托他人通關入境，據此指控其構成走私普通貨物罪。在辯護過程中，團隊細致研判證據以判斷能否證明行為人具備走私的故意，三起案件最終接連獲得了不起訴的結果。

除上述主要走私手法外，間接走私在公開判決中也有所體現，共計6例。間接走私的核心定義是，行為人明知是走私進境的貨物，仍然予以收購、販賣或者其他方式處置，其行為雖未直接實施走私進境的行為，但客觀上為走私貨物的流通提供了便利，屬于走私犯罪的重要表現形式。

公開判決中還出現1例偽報貨物原產地的走私案件。該種走私手法與低報價格走私同屬于虛假申報的范疇，二者的區別在于，低報價格是通過虛假申報貨物成交價格以偷逃稅款，而偽報貨物原產地則是通過虛假申報貨物的來源地，利用不同國家或地區的關稅優惠政策等，達到逃避海關監管、少繳稅款的目的。

需要重點指出的是，2025年公開案例中并未出現后續走私類型，但該種走私手法在司法實踐中極為常見，團隊2025年承辦案件中，有數起即涉及后續走私情形。后續走私是指，行為人違反海關監管規定，未經海關許可并且未補繳應繳稅額，擅自將批準進口的來料加工、來件裝配、補償貿易的原材料、零件、制成品、設備等保稅貨物，或者特定減稅、免稅進口的貨物，在境內銷售牟利。該類走私手法利用保稅貨物暫緩繳納稅款的特征，通過境內擅自銷售牟利的方式逃避海關監管，實質上造成國家稅款巨額流失，具有典型的刑事違法性與社會危害性。

（三）自然人犯罪與單位犯罪

圖4 走私普通貨物、物品主體分布

在2025年度公開的164起判決中，有144起系自然人犯罪，有20起系單位犯罪，單位犯罪僅占判決總數的12%，與自然人犯罪相比存在顯著差異，二者占比懸殊。團隊認為，這種數量上的差異很可能未完全反映司法實踐中走私普通貨物、物品類案件單位犯罪的真實發生率，不排除是因受裁判文書披露范圍和披露程度的限制，導致公開數據中單位犯罪的數量偏低。

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件中，因自然人犯罪與單位犯罪的量刑標準執行1:2的比例，故在偷逃應繳稅額相同的前提下，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量刑幅度遠低于自然人犯罪，這意味著若能成功將案件定性為單位犯罪，當事人面臨的刑期將實現大幅降低，甚至可能獲得從輕、減輕處罰乃至不起訴的有利結果，這也是此類案件辯護工作中的核心突破點之一。

團隊承辦的一起走私普通貨物案件中，為協助辦案機關準確定性，團隊全面梳理了案件事實，收集、整理了多組關鍵證據向辦案機關提交，包括涉案單位的交易流水、工商注冊資料、單位組織架構文件、崗位職責說明等，重點論證了涉案行為系以單位名義實施、犯罪所得歸屬于單位、體現單位意志等核心要件，最終在偵查階段成功協助辦案單位將該案認定為單位犯罪。后期經過繼續工作，在審查起訴階段為當事人爭取到相對不起訴的良好結果。

（四）偷逃稅款數額

圖5 自然人走私普通貨物、物品偷逃稅款金額統計

在2025年公開的判決中，團隊分別對于自然人與單位涉嫌走私普通貨物、物品偷逃稅款的金額進行了統計。就自然人犯罪而言，有占比36%的案件偷逃稅款金額系在10至50萬元之間，30%的案件偷逃稅款金額在50-250萬元之間，24%的案件偷逃稅款金額在250萬元以上。此外，有10%的案件系兩次行政處罰后再次實施走私行為入刑的，該部分案件的涉案金額普遍較低，有的甚至只有百余元，且行為表現形式集中為水客無申報入境。

圖6 單位走私普通貨物、物品偷逃稅款金額統計

就單位犯罪而言，據團隊統計，有10%的案件偷逃稅款金額在20-100萬元之間，有55%的案件偷逃稅款金額在100-500萬元之間，此系單位走私普通貨物犯罪的主要區間；另有35%的案件偷逃稅款金額超過500萬元，此類案件多為情節特別嚴重的單位走私犯罪，涉案單位多具備一定的規模和資金實力，走私貨物數量大、種類集中，部分案件還存在跨區域、團伙化走私的特點。其中，金額最高的一起系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岑某涉嫌走私普通貨物一案，二審在廣東省高院審理。該案判決書認定，岑某等人涉嫌使用實控單位作為經營實體進行淀粉等農產品的采購和銷售，案涉貨物系通過邊貿方式走私進口后內銷，偷逃稅款金額高達4.07億元。[2]

（五）量刑情節

圖7 量刑情節統計

認罪認罰是走私犯罪中最為普遍的量刑情節，適用概率極高。164起案件中，有138起均被法院認定具有認罪認罰情節，占比高達84.1%，且164起案件中，罪輕辯護的共計160起，無罪辯護的僅有4起。結合團隊自身辦案實踐經驗來看，走私事實本身是否成立在實務中面臨的爭議較少，爭議點多集中在稅款計核、主從犯區分、量刑情節認定上。因此，在具體案件辦理過程中，若能與公訴機關充分溝通協商，爭取到公允乃至較為寬緩的量刑建議，當事人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通常是大概率事件，這也是辯護人開展罪輕辯護的重要切入點。

除認罪認罰外，坦白也是走私犯罪中較為常見的法定量刑情節，在團隊統計的164起案件中，有94起案件的當事人被認定具有坦白情節，占比約57.3%。與之相比，自首情節的適用比例相對較低，共有52起案件認定存在自首，占比約31.7%。值得注意的是，實踐中走私案件的自首認定存在較多爭議，主要集中在自首的自動投案認定標準、如實供述的范圍界定等方面。

預繳罰金在走私犯罪的辯護與審判實踐中也較為普遍，共有51起案件存在當事人預繳罰金的情形，占比約31.1%。團隊在開展辯護工作時，會綜合研判全案情節，對于在審查起訴階段已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的當事人，會結合案件實際情況，建議被告人在審判階段提前預繳罰金。這一舉措不僅能夠充分體現當事人的認罪悔罪誠意，也是爭取審判階段法院再次給予從寬處理的重要途徑，實踐中多數預繳罰金的當事人，均在量刑時獲得了不同程度的從寬考量。

此外，退繳違法所得或補繳稅款、立功也是走私犯罪中較為常見的從寬量刑情節，但適用比例相對較低。其中，退繳違法所得或補繳稅款的案件有37起，占比約22.6%，此類情節主要體現當事人主動彌補國家稅收損失，是法院考量從寬量刑的重要參考。立功情節僅在6起案件中出現，占比約3.7%。

（六）量刑幅度

圖8 量刑幅度

結合前述量刑情節的分析，從最終量刑結果來看，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犯罪的整體量刑呈現“寬嚴相濟、以寬為主”的特征，緩刑適用比例較高且整體量刑偏輕。經團隊對164起案件的量刑結果進一步統計梳理發現，共有62起案件的被告人被適用緩刑，緩刑適用比例達到37.8%，這一比例充分體現了司法實踐中對走私犯罪被告人的從寬考量，尤其是對于認罪悔罪、主觀惡性較小、社會危害性不大的被告人，法院多傾向于適用緩刑，給予其改過自新的機會。

從具體量刑幅度分布來看，團隊統計數據顯示，在164起案件中，最終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含緩刑）的案件占比達到58%，超過案件總數的半數，這一數據清晰表明，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犯罪的整體量刑并不偏重，多數被告人的量刑處于較輕幅度。其中，被判處三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含緩刑）的案件占比為34%，此類案件多為涉案金額較大、情節相對嚴重，但同時具備認罪認罰、坦白、退繳違法所得等從寬情節的案件，量刑幅度貼合其犯罪情節輕重。而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占比僅為7%，此類案件均為涉案金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且缺乏明顯從寬量刑情節的案件，多為單位走私、團伙走私或多次走私且偷逃稅款金額極高的情形，體現了司法機關對重大走私犯罪的嚴厲懲處，實現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要求。

二、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爭議問題探討

（一）主觀故意之辯

走私犯罪中，主觀故意的判斷是認定罪與非罪過程中最為重要的環節。對走私犯罪主觀故意的認定，最高法、最高檢、海關總署《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指出，走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觀故意中的“明知”認定，可通過客觀情形進行推定，如逃避海關監管，運輸、攜帶、郵寄國家禁止進出境的貨物、物品，用特制的設備或者運輸工具走私貨物、物品，未經海關同意，提供虛假合同、發票、證明等商業單證委托他人辦理通關手續，以明顯低于貨物正常進出口的應繳稅額委托他人代理進出口業務等。該意見指出，如行為人具有上述情形，可以認定對于走私行為具備“明知”，同時允許以“有證據證明確屬被蒙騙的除外”進行反駁。

在團隊承辦的多起案件中，對于貨主是否具備走私主觀故意的問題，成為案件的爭議焦點。在某起案件中，貨主通過國內看貨會挑選進口家具后，委托進口商報關進口，貨主在看貨會上即可直接提貨以供對外銷售。辦案機關以貨主委托進口商報關進口的稅率低于該類貨物正常進出口的應繳稅額，從而認定貨主具有走私故意。介入該案后，團隊認為該看貨會的交易模式具有特殊性，系將進口商與貨主的國內交易環節前置于境外供貨商與進口商的保稅進口環節，同時在宣傳時一律采用便利交易、享受稅率優惠的口徑，導致國內貨主始終以為其交易過程系國內交易而非跨境一般貿易?；趯Q易模式的深刻理解，團隊以“有證據證明確屬被蒙騙”為由，與檢察機關展開充分交流溝通，最終終于獲得檢察機關認可，認為涉案貨主是否具有走私主觀故意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從而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

（二）單位犯罪之辯

1.應否屬于單位犯罪

承上文所述，單位犯罪成立與否對于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當事人的量刑而言，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認定單位犯罪，通常需要考察兩方面因素，一方面是是否以單位名義實施、執行單位意志，另一方面是獲利人系單位還是個人。在2025年公開的判決中，有一例二審案件即在是否構成單位犯罪上產生爭議。該案中，辯護人主張案件應屬于單位犯罪，但法院裁判理由中明確指出，上訴人龔某某系通過本人微信向境內貨主銷售境外威士忌，并使用個人的微信、支付寶、銀行賬戶及同案人員等他人的銀行賬戶收取境內貨主支付的貨款，向龔某某購買境外威士忌的貨主亦指認其系向龔某某下單購買威士忌后，將貨款轉至龔某某微信、支付寶、銀行賬戶或其指定的他人賬戶。因此，二審法院認定龔某某系以個人名義在境內銷售境外威士忌，違法所得由其個人所有，屬于自然人犯罪而非單位犯罪。[3]

在團隊所承辦的一起走私普通貨物案件中，在單位犯罪的認定上，我們同樣與辦案機關產生分歧。該案當事人系通過保稅區區內物流方式將貨物運輸入境后“飛料”倒賣牟利。其中，團隊所代理的被告人系全案攬貨負責人，同時在某一票貨物中作為貨主進行出資，在走私過程中曾以其境外公司賬戶支付部分貨款，并以境外公司倉庫作為運輸中轉地，團隊認為具有認定為單位犯罪的空間，在偵查、審查起訴及審判階段均進行主張，并提交了涉案公司的注冊資料、流水等材料。但最終，辦案機關認為該公司盡管有正常的經營業務，但并未實質性參與本案走私活動，故不宜認定為單位犯罪。由此可見，司法機關當前對單位犯罪認定傾向于進行實質把握，既要考慮構成要件中是否代表單位意志、是否由單位獲取利益，同時也要考慮單位在案件中的參與程度。如果參與程度較低，即便形式上部分符合單位犯罪的要求，也不構成單位犯罪。

2.與單位犯罪相關的其他辯護要點

除了案件應否認定為單位犯罪的問題之外，與單位犯罪相關的其他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較大爭議，團隊擬借鑒此前辯護經驗，在本文中予以總結。

（1）單位與自然人共同走私普通貨物案件應當適用哪一走私量刑標準

單位與自然人共同走私普通貨物案件應當適用單位還是自然人的走私量刑標準，法律尚未作出明確規定。在涉案主體包括多家單位和自然人的案件中，如果分別采用單位和自然人的量刑標準，很可能導致量刑不均衡。團隊在某起走私案件辯護中即遇到這一問題。我們認為，如果單位在全案犯罪行為中起到主要作用，則宜適用單位走私的量刑標準對剩余涉案的自然人進行量刑。

第一，從法律層面而言，最高法、最高檢、海關總署《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十條規定，“對單位和個人共同走私偷逃應繳稅額為5萬元以上不滿25萬元的，應當根據起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區分不同情況作出處理。單位起主要作用的，對單位和個人均不追究刑事責任，由海關予以行政處理；個人起主要作用的，對個人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對單位由海關予以行政處理。無法認定單位或個人起主要作用的，對個人和單位分別按照個人犯罪和單位犯罪的標準處理?！睆脑撘幎ǖ囊庵紒砜?，起刑點的適用應當根據單位和個人在共同犯罪中何者起到主要作用來決定，我們認為，這對于量刑標準的適用同樣具有借鑒意義。

第二，地方司法文件層面，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在2000年發布的《刑事法律適用問題解答（二）》的問題4“單位與個人共同實施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犯罪時，如何適用法律？”中提出，“單位和個人共同走私偷逃應繳稅額超過25萬元的，以主要實行犯的定罪處罰標準為基點，單位為主實行走私犯罪，個人起次要或幫助作用的，定罪量刑均應適用單位犯罪的相關規定，以保證主從犯在處刑上的相互協調性?！边@一司法文件對該問題明確作出規定，在辯護時同樣可以予以參考。

第三，從量刑效果層面，一方面是，對于在案件中起到同樣作用的單位和個人，比如均為貨主，此時在不同量刑標準之下，很可能會面臨不同的刑罰，無法實現量刑均衡。另一方面是，對于在案件中起到不同作用的單位和個人，比如在某一票貨物的進口過程中，通關環節系由某家公司以單位名義實施，而貨主系個人，此時假設該票貨物偷逃稅款的金額為90萬元，該通關公司所面臨的量刑檔即為3年以下，而貨主所面臨的量刑檔則為3至10年，盡管貨主大概率會被認定為從犯后減輕處罰，但二者的量刑起點已經存在明顯差異，作為主犯的單位，其量刑起點反而要低于作為從犯的貨主，導致罪責刑倒掛的后果。

（2）單位走私責任人又實施同種個人走私犯罪應當如何處理

實踐中，如果某單位涉嫌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其他負責的責任人員同時又以自然人身份自行實施了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此時究竟應當適用哪一量刑標準，同時在犯罪金額上應當如何處理？

對此，有如下幾種處理意見：（1）應當累計計算數額之后按主罪處罰，即如果主要實施單位走私的，犯罪數額累計之后即按照單位走私處理，如果主要實施個人走私的，犯罪數額累計之后即按照個人走私處理；（2）應當累計計算金額之后，擇一重罪處罰；（3）分別按照單位犯罪和個人犯罪的犯罪數額及量刑標準定罪量刑之后，數罪并罰。

《刑事審判參考》張某等走私普通貨物案確立了應采用第三種處理方式。該案中，被告人張某、高某等人在進口凍品業務中，分別結伙，采用制作、利用虛假外貿合同、發票等單證、低價報關的方法，偷逃應繳納稅額。具體過程中，被告人張某既以個人名義開展走私凍品活動，又私自決定以其實控的公司名義代理進口凍品活動，最終法院采取數罪并罰的方式，即對以個人和單位名義下實施的犯罪活動所涉數額分別累計相加，后根據不同的量刑標準定罪量刑后數罪并罰。

我們認為，這一處理方法具有合理性。之所以不應直接累計計算數額后按主罪處罰或擇一重罪處罰，根本原因在于刑法系以行為定責。在單位和個人共同實施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犯罪的場合，雖以不同主體名義參與犯罪活動，但本質上實施的是同一犯罪行為，此時以主犯的量刑標準定責較為合理；而在行為人以單位和自然人的名義分別實施犯罪行為的情形下，本質上存在數個不同的犯罪行為，如果累計處理，無法實現罪責刑相適應。

（3）同一自然人參與不同單位走私應當如何處理

司法實踐中還有一類情形，即同一自然人參與不同單位的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此時實踐中如何處理也存在分歧，共有如下四種處理意見：（1）第一種觀點認為單位犯罪的主體是不同單位，對單位中的自然人不應直接累計數額定罪處罰，而應當按照單位犯罪分別定罪，后擇一重罪處罰；（2）第二種觀點認為也應當分別定罪，但數罪并罰；（3）第三種觀點認為，應當將自然人參與的所有走私數額直接累計后，按單位犯罪標準定罪處罰；（4）第四種觀點認為，應當扣除未達到單位犯罪入罪標準的走私數額，將其他走私數額累計后按照單位犯罪標準處罰。

有學者指出，第四種觀點更為合理，能夠體現單位犯罪中犯罪主體方面自然人對單位的依附性，同時又能體現自然人作為獨立個體所具有的相對獨立性。在具體問題的處理上，對于行為人參與多家單位走私活動的，先篩選出未達到單位走私入罪標準的數額予以扣除，隨后再將其他走私的數額進行累計，以單位走私犯罪的量刑標準進行處罰。

這一做法的合理性，首先在于單位犯罪中的自然人責任對于單位有一定的依附性，因此不能脫離單位犯罪本身來評判自然人的責任。因此，要自然人對某一單位走私承擔刑事責任，應以該單位構成犯罪為前提。其次，對同一自然人參與不同單位走私的數額累計后綜合評價犯罪情節的做法，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在犯罪數額相同的情況下，同一人通過一家單位走私達到某一犯罪數額，與同一人通過多家單位走私達到同等犯罪數額沒有實質性的差別，對國家造成的損失、對法益產生的侵害也基本相當。因此宜在扣減不構成犯罪的數額基礎上，對剩余的數額進行累計計算。

（三）犯罪形態之辯

走私犯罪既未遂判定，一般而言遵循2014年兩高《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14年《走私司法解釋》”）第二十三條的規定，對于在海關監管現場被查獲的，一律認定為犯罪既遂，對于以虛假申報方式（如低報價格、偽報貿易性質、偽報原產地等）走私，申報行為實施完畢的即認定為犯罪既遂，而對于后續走私而言，則需滿足在境內銷售或申請核銷行為實施完畢，方可認定為犯罪既遂。

多數情形下，上述規定的適用并無爭議。但團隊在去年辦理保稅貨物“飛料”走私案件中，即遇到“在海關監管現場被查獲”但尚未“在境內銷售，或者申請核銷”的情形。此時應否認定為既遂，涉及后續走私境內銷售和核銷標準與海關監管現場查獲標準的競合適用問題。司法實踐主流觀點認為應當采用海關監管現場查獲標準，對該類情形一律認定為犯罪既遂，但本團隊認為，這會導致后續走私情形下未遂空間的大幅壓縮，在辯護時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切入進行說理。即便辦案機關不予認定為既遂，至少聲明此類情形與常見的既遂情形存在較大差異，在量刑時應予以調減。

第一，從解釋的制定目的來看，適用“海關監管現場查獲”的既遂標準應具有補充性。刑法理論通說認為未遂犯處罰的根據在于行為侵害法益的危險性，按此標準，走私犯罪的既未遂判斷本應以是否成功逃避海關監管為依據，而之所以采用海關監管現場查獲標準，主要是為了解決當時實踐中要么未遂要么無從刑事追究的常態化司法窘境，這客觀上也造成了刑事處罰時點提前和刑事處罰范圍擴大的結果。因此，該條的適用在范圍上理應有所限制，不宜不加區分地在所有的走私場景下優先適用。

第二，如將海關監管現場查獲的情形一律認定為既遂，保稅貨物“飛料”走私將不再有認定為犯罪未遂的空間。當前，對于“海關監管現場”的理解，一般都認為既包括海關監管區這類固定場所，也包括海關臨時履行抽檢職責、監督職責的場所。而現實中，“飛料”走私幾乎都是海關在執法過程中查獲的，那么在動態的海關監管現場定義下，就都屬于是在“海關監管現場查獲”，此時如優先適用該法條，那么“貨物是否銷售或是否申請核銷”的標準將面臨空置，“飛料”走私認定未遂的空間將實質性地被取消，更不利于鼓勵犯罪中止。基于此，也不應優先適用“海關監管現場查獲”的標準。

第三，尚未在境內銷售且尚未申請核銷的，屬于總則中的“犯罪未得逞”，應優先適用刑法總則規定。我國《刑法》總則第二十三條規定，“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北景钢?，保稅貨物從一線口岸入境，確已進入海關監管范圍，屬于著手實行犯罪，但后續“飛料”行為并未來得及實施就被查獲，屬于“因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符合刑法總則的未遂規定。如若采用“海關監管現場查獲”標準認定為既遂，即產生刑法總則規范與司法解釋規定之間的沖突。我們認為，刑法司法解釋對刑法具有依附性，總則條文較之司法解釋規定應具有優先性，尤其是該項標準已經較大限度地突破了通常情況下既未遂的裁定標準，在適用時就應當特別預防違反罪刑法定之原則。因此，該情形下應優先適用刑法總則之規定，認定為犯罪未遂。

（四）稅額計核之辯

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系涉稅類走私罪名，該類案件對于偷逃應繳稅額的計核直接決定刑期的高低，在辯護過程中應予以重視。對偷逃應繳稅額的核算，往往在兩個方面存在問題。一方面是計核的依據，即證據問題；另一方面是計核的方式，即算法問題。

1.計核偷逃應繳稅額的證據問題

計核偷逃應繳稅額的邏輯并不復雜，只需要確認貨物的數量、計稅價格以及所對應的稅率即可。貨物計稅價格的核算，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計核涉嫌走私的貨物、物品偷逃稅款辦法》第八條的規定，應當以貨物的成交價格為基礎，如不能確定成交價格，則應采用相關規定中的除成交價格估價方法以外的估價方法確定。貨物的數量應以證據材料所示明的為準。稅率則應參照該貨物品類所對應的稅率。而根據兩高和海關總署發布的《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十一條的規定，在認定實際成交價格時，首要應根據合同、發票等單證予以確認，如欠缺該類證據材料，則可根據付匯渠道、資金流向、會計賬冊、境內外收發貨人的真實交易方式及其他可以證明進出口貨物實際成交價格的證據材料來確定。

實踐中，涉嫌走私的單位或個人為規避海關監管，通常沒有正規的交易合同或發票，僅在實施走私過程中留存了一些過程性記錄材料，如日記賬、企業庫存商品入庫出庫清單、手寫的到貨清單、微信聊天中的對賬記錄等。該類過程性材料因記錄不規范，存在與真實的交易過程不完全匹配的可能性，且往往缺少其他證據的印證，在證明力上較為薄弱。但鑒于走私類案件證據材料本身的欠缺，海關計核部門很可能直接采納這部分過程性材料以認定實際成交價格及貨物數量，同步調取海關報關記錄，兩相匹配后確認偷逃應繳稅款的金額。

對上述偷逃應繳稅額計核的證據材料，以證據證明力標準加以審視，確有不妥當之處。團隊所承辦的一起案件中，涉案單位將本應以一般貿易方式申報進境的貨物偽報為保稅貨物申報進境，在計核稅款時，因缺少合同和發票，海關計核部門即依據辦案機關調取的ERP系統數據核算偷逃稅款的金額。涉案單位指出，該部分系統數據僅是單位內部記錄入庫信息的材料，并非法定的核算偷逃稅款的商業單證；入庫單上記載的進貨價格自相矛盾；且記錄的是該單位數年來全部的入庫數據，含有正常報關進口的貨物數據，難以確認偷逃稅款的金額。審查起訴階段，團隊即基于上述理由向辦案機關主張認定偷逃稅款的依據不足，目前該案仍在審理過程中。

我們認為，在走私類案件的司法實踐中，對于計核偷逃應繳稅款的證據要求存在根據實際情況適當放寬標準的現象，這是因走私案件執法現狀所決定的。大部分走私案件中，走私主體出于規避監管的目的未能留存足量商業單據，或者在記錄相關財務數據時刻意模糊化處理，導致計核稅額客觀上存在一定難度，故只要案件中有相關材料能夠用于證據數額，往往就會予以采納。因此作為辯護人，基于上述執法司法現狀，僅強調證據薄弱無法稱之為合格的辯護，而應當深入證據細節，一方面應對證明偷逃應繳稅款的依據予以細致審查，尤其關注是否存在調取過程違法導致證據喪失關聯性、正常報關進口與走私報關進口相混同、成交價格記錄不準確的情況。另一方面，需要提供一套合理的計算方案及計算結論，供辦案機關參考落地，方可實質性幫助當事人減少偷逃稅款的指控金額。

2.計核偷逃應繳稅額的算法問題

除證據問題外，算法問題也是計算偷逃應繳稅額的核心辯護要點，主要爭議集中在使用的稅率上。

在2025年公開的案例中，鄭某甲、楊某涉嫌走私普通貨物一案中，辯護人即對被告人鄭某甲涉嫌偷逃應繳稅額的計算方式提出異議。該案判決書認定，被告人楊某接受國內貨主雇請，利用互市貿易區內邊民每人每天可免關稅攜帶8000元貨物入境的政策，組織邊民通過互市貿易區商鋪將貨主在越南訂購的魚片、魚腩、魚段等魚貨以偽報貿易性質的方式走私入境，被告人鄭某甲通過楊某將魚貨申報進境。鄭某甲的辯護人指出，本案不應適用最惠國關稅稅率計核偷逃稅款，應適用RCEP協定稅率計核，且從越南一般貿易正關進口的巴沙魚關稅稅率是0,計核走私偷逃稅款的關稅稅率也應當是0。

對該辯護觀點，判決書指出，首先，適用協定稅率的前提是收貨人或代理人在貨物申報進口時，在報關單上申明適用協定稅率或特惠稅率，并提交貨物的有效原產地證書正本、運輸單證等其他商業單證。而本案中，申報人并未向海關提交原產地證書亦未申請適用協定稅率，導致貨物的原產地不明。其次，根據相關規定，在走私案中，如原產地不明應適用最惠國稅率計核稅款，如果同時存在最惠國稅率和暫定稅率的，應優先適用暫定稅率計核稅款。本案涉案貨物不存在暫定稅率，故依法適用最惠國稅率計核稅款。最后，本案是走私犯罪行為，不能按照正常貿易計算關稅或者享受免稅政策。[4]

（五）主從犯認定之辯

主從犯是刑事司法實務中合理平衡罪責、有效調節量刑最重要的制度設計之一。[5]而走私犯罪案件中，因存在通關走私、繞關走私、間接走私等多種行為方式和組織策劃、貨物采購、跨境運輸、接應銷贓等多個環節，導致走私行為往往需要多人分工配合、共同實施，且難以按照一個確定的標準來認定各個環節的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如何區分走私犯罪中的主從犯，在司法實踐中爭議較大。[6]團隊研究了2025年的公開案例，傾向于以走私主體在整個走私過程中的身份切入，同時兼顧其發揮的作用大小、犯意的支配程度以及利益的分配情況，綜合認定該主體應系主犯還是從犯。

在走私普通貨物的過程中通常會出現以下幾類主體：（1）境外供貨商，充當提供貨源的角色；（2）通關代理人，負責實際申報通關；（3）物流運輸人，提供運輸服務；（4）境內貨主，即境內購買貨物、繳納關稅的貨主；（5）攬貨人，在貨主與通關人之間起到協調對接作用。下文中，我們將針對不同的主體身份，指出認定主從犯的方法。

1.境內貨主

《中華人民共和國關稅法》第三條規定，“進口貨物的收貨人、出口貨物的發貨人、進境物品的攜帶人或者收件人，是關稅的納稅人?！惫试谧咚狡胀ㄘ浳?、物品的過程中，境內貨主系納稅義務人，也是走私行為的最大獲利人。因此，對于負責出資并主動組織指揮采購、運輸、通關、接應等環節的貨主，無論是從犯意提起、組織策劃還是非法獲利等方面分析，都處于決定性地位，既是組織犯又是實行犯，一律認定為主犯，依照其所參與的全部犯罪進行處罰。

在去年公開的判決中，大部分貨主均被認定為主犯。如（2025）粵19刑初146號刑事判決，被告人黃某某明知海南離島免稅政策，委托具有海南離島資格的人員利用離島免稅購物指標在海南免稅店及網上免稅平臺將蘋果手機等免稅商品“套代購”后郵寄至其指定地點，之后其對外銷售牟利，最終被認定為主犯。[7]如（2025）滬03刑初64號刑事判決中，被告單位在進口木材時與出口商負責人通謀，以低于實際成交價格的金額向海關虛假申報進口相關貨物，法院認為其作為國內貨主與外商共謀，系走私犯罪的直接獲利者，應屬于主犯。[8]再如（2025）粵刑終370號刑事裁定中，原審被告人莊某某經人介紹認識了攬貨人龍某，雙方共謀后，莊某某遂決定委托龍某通過跨境電商刷單走私方式將紅酒清關入境，同時還與葉某共謀，作為攬貨人對接貨主，協調貨物入倉、物流、對賬、通關費用收取等核心環節。一審判決認定其為從犯，二審判決予以糾正，認定其作為第一宗刷單走私的貨主及后三宗走私的攬貨人，應認定為主犯。[9]

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貨主僅支付包稅費用，此后放任其他主體采用任何形式通關，不參與走私的組織、謀劃、實行過程，一般認定為從犯。

如（2025）粵05刑初57號判決中，被告人饒某為謀取非法利益，向境外供貨商購買不具備合法進口資質的燕窩后，通過供應商委托王某甲通關入境。王某甲接受委托后，將境外燕窩空運至越南，后通過繞越設關地等非法方法逃避海關監管，將燕窩運送至指定收貨地址。法院認為，盡管饒某系貨主，但在走私共同犯罪中沒有參與組織策劃和通關入境環節，整體上起到的是次要作用，應認定為從犯。[10]再比如（2025）粵刑終325號刑事裁定書中，上訴人柴某為非法牟利，通過同案人林某甲在境外代為競拍水貂生皮等皮草，并委托林某甲以明顯低于正常進口應繳稅款的價格，通過“一條龍”保稅通關的方式進境后進行加工。林某甲接受委托后，利用加工貿易手冊將上述貨物偽報貿易方式后走私進口，并將加工好的熟皮皮草交付給柴某。法院最終也認定其屬于從犯。[11]

2.通關、運輸人

對于通關代理人、物流運輸人的主從犯認定，如其報關和運輸行為系在境內貨主指使下實施，未出資參與走私，僅收取通關費用的，辦案機關多將該類主體評價為從犯。

比如在（2025）滬03刑初61號刑事判決中，被告人鄔某在代理金某酒業公司向海關申報進口香檳的過程中，應金某公司業務員的要求未向海關申報運費，系虛假申報通關環節的主要實施人員，被法院認定為從犯。[12]再如（2025）云26刑初31號判決顯示，被告人鐘某幫助越南人偽報貿易性質，通過邊民互市方式從天?？诎肚尻P進口去殼花生、干綠豆、鮮榴蓮等貨物并收取相應清關費用牟利，系辦理邊民互市清關手續的主要負責人，最終亦被法院認定為從犯。[13]以及（2025）粵刑終369號裁定中，上訴人張某某雇傭上訴人譚某某在深圳從事接貨、送貨的走私活動，在手機等貨物從某某口岸走私入境后，由譚某某接收，并送至華某北等地交給貨主，張某某按照送貨次數每次給張某某一定報酬，二人主要負責走私貨物的運輸，均被認定為從犯。[14]

而既是貨主、又是通關人、運輸人，或出資參與部分走私，在走私活動中進行分紅的主體，司法實踐依然可能評價為主犯。在團隊去年承辦的案件中，當事人雖系通關團伙負責人，但在部分走私活動中出資并分取利潤，且幫助攬貨，最終被認定為主犯。

3.攬貨人

2025年公開判決中并無單獨擔任攬貨人的案例，有案例顯示對于既擔任貨主、又攬收他人貨物進行走私的攬貨人，辦案機關一般認定為主犯。

如（2025）滬03刑初18號刑事判決中，被告人謝某為牟取非法利益，在境外網站下單購買運動鞋等貨物后委托他人通過包稅清關的方式走私入境并銷售牟利，期間還收攬了其他貨主的貨物并收取包稅清關費用通過相同方式走私入境，最終被認定為主犯。[15]

對于攬貨人主從犯地位的認定，《刑事審判參考》指出，“對于單純攬貨人，或者既是攬貨人又是部分貨主的，只要沒有參與制作虛假報關單據、拆柜拼柜藏匿、偽報低報通關的，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可認定為從犯，并結合其認罪態度和退贓情節，依法減輕處罰。”上述案例中，盡管謝某與《刑事審判參考》所述“既是攬貨人又是部分貨主”的情形相符，但其在收攬其他貨主過程中還幫助收取了包稅清關費用，即參與了通關環節，認定其構成主犯有其合理性。

4.境外供貨商

境外供貨商不屬于走私貨物的納稅義務人，通常不參與走私環節，鮮少進入刑事處罰范圍。在2025年的公開判決中，僅在境外提供貨源，未參與走私環節及銷售環節的行為主體，并未被納入刑事處罰范圍。但這不代表境外供貨商就不可能被刑事處罰，也不代表不可能被認定為主犯。

在團隊所代理的一起案件中，公訴機關將境外供貨商一并提起公訴。其辯護人在庭審過程中即指出，其不參與走私過程，應認定其不構成犯罪。但庭審過程中，公訴機關出示了大量微信聊天記錄等客觀證據，以指控其不僅對后續走私行為明知，甚至參與走私的通謀過程。最終該境外供貨商被判處有罪。

2025年公開的判決中，有一起系行為人作為境外供貨商被處罰，并被認定為主犯的案例。判決書認定該行為人利用在國外留學的便利條件，用微信渠道售賣洋酒，在國外收購后以個人郵遞物品渠道將貨物走私進境，直接郵寄給國內客戶。辦案機關認定其構成主犯，進行刑事處罰。[16]

注釋：

[1]陳暉：《“套代購”走私的認定和處理——〈關于辦理利用海南離島旅客免稅購物政策走私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指導意見〉的理解和適用》，載《海關法評論》第12卷，第370頁。

[2]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25）粵刑終3號刑事裁定書

[3]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24）粵刑終946號刑事裁定書

[4]參見廣西壯族自治區防城港市中級人民法院（2025）桂06刑初35號刑事判決書

[5]參見陳鹿林著：《走私犯罪司法認定》，法律出版社2023年第1版，第164頁

[6]徐兵：《共同走私犯罪案件主從犯的認定》，載《人民司法（案例）》2022年第30期，第21頁。

[7]參見廣東省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5）粵19刑初146號刑事判決書

[8]參見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25）滬03刑初64號刑事判決書

[9]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25）粵刑終370號刑事裁定書

[10]參見廣東省汕頭市中級人民法院（2025）粵05刑初57號刑事判決書

[11]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25）粵刑終325號刑事裁定書

[12]參見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25）滬03刑初61號刑事判決書

[13]參見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2025）云26刑初31號刑事判決書

[14]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25）粵刑終369號刑事裁定書

[15]參見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25）滬03刑初18號刑事判決書

[16]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24）粵刑終946號刑事判決書

張啟明律師，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獲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法學學士和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碩士，曾獲“北京市十佳公訴人”“北京市優秀公訴人”“2026年度LEGALBAND中國律師特別推薦榜15強：白領與商業犯罪”等榮譽。張律師曾辦理多件全國有重大影響的中央、省級督辦的金融犯罪、證券期貨犯罪、職務犯罪案件。其曾辦理北京市首例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案，所承辦的泄露內幕信息、內幕交易案件入選最高檢典型案例，違規披露重要信息案件入選公安部上市公司典型案例，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入選刑事審判參考，多起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案當事人取保、撤案，從輕、減輕處罰。曾辦理全國最大的票據詐騙案件、合同詐騙案件，某上市公司董事長涉嫌合同詐騙7億元，某上市公司董事長涉嫌合同詐騙15億元。曾辦理督辦案件全國具有重大影響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六人層層轉包雇兇殺人案，擔任訴訟代理人經過兩次發回重審勝訴。

許明，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四川大學法律碩士，華僑大學工學、法學雙學士。曾在云南省某檢察院反貪局、刑檢部工作，獲集體三等功和優秀公訴人。曾代理多起證券期貨犯罪案件中的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內幕交易案、泄露內幕信息案，獲無罪、減輕、從輕處罰，案件入選最高檢典型案例。曾為中國煙草總公司、光大控股、華潤醫藥商業集團等多個大型企業、上市公司提供刑事調查、風控與合規服務。

戴盛赟，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北京大學法律碩士，研究方向為經濟刑法、刑事執行法。本科就讀于南京審計大學審計學專業，持有國際特許公認會計師資質（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簡稱ACCA），具備財務會計與法律的復合學科背景。加入京都律師事務所以來，承辦、協辦多起證券、走私犯罪案件，取得良好效果。